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六:安史之乱-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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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变的官兵根本不听，裹胁了姚令言就往里冲。
德宗皇帝也大吃一惊，赶忙派宦官宣诏，官兵每人赐帛两匹。将士们更加愤怒，杀了宦官继续前进。陛下赶紧又派人拉了二十车帛去，城门却已攻破。潮水般涌进大街小巷的叛军高喊：百姓不要惊慌，我们只抢皇帝，不抢你家！
皇帝只好仓皇出逃。＇15＇
这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第三位流亡天子，赶来护驾的就是前面说过的神策军。叛乱了的平叛部队在长安拥立了一个退居二线的节度使为皇帝，先称秦，后称汉，流亡在外的德宗则只好下诏赦免那五个称王的藩镇。不过，愿意领情的却只有三个，另外两人一个继续南攻，一个自称楚帝。
德宗只好再逃。
幸运的是，这些叛军都不能叫团队，只能叫团伙，叛乱的同时还要内讧。比如李希烈就是被部下所杀，继位的部下则再被部下杀掉。这两个先后谋杀了主帅的部下，也都被唐政府任命为节度使。毕竟，长安已无能力驾驭他们，帝国反倒要仰仗各路藩镇，才不至于亡于外敌和内乱。＇16＇
虚弱的大唐，只能姑息养奸。
因此，本次内乱平定后，藩镇的力量更强大了。德宗之孙宪宗继位时，全国藩镇共计四十八处，不向中央申报户口的十五镇，每年上缴财税的仅八镇，可谓尾大不掉。＇17＇
这才有了宪宗的削藩，包括调用十六镇兵力，用三年的时间平定淮西。经过如此这般不懈努力，到元和十四年（819）的春天，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都服从了中央。可惜这位能干的皇帝在后期也变得荒唐，终于被宦官所杀。
大唐帝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此后的八十多年，就基本上是朝廷宦官乱政，外地藩镇割据。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天下变成这副样子，难道就没有人为国分忧？朝中那些大臣，又在干些什么？
＇10＇本段及下页表均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元年正月条。
＇11＇见《新唐书·兵志》。
＇12＇以上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杜维运《中国通史》。
＇13＇见两《唐书》之李希烈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建中三年十一月条、十二月条。
＇14＇见两《唐书》之颜真卿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建中四年正月条。
＇15＇以上见《旧唐书·姚令言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建中四年十月条。姚令言所率兵力，《旧唐书》称为五万，今从《资治通鉴考异》定为五千。
＇16＇顾炎武《日知录·政事·藩镇》即称：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
＇17＇见《旧唐书·宪宗本纪上》。
朝臣内讧
藩镇割据的同时，朝臣们在窝里斗。
斗争是激烈的。从宪宗到宣宗的半个世纪中，除少数洁身自好或人微言轻者外，朝臣泾渭般地分为两大派系（当时的说法叫朋党），各自拉帮结伙，彼此互不相让。如果牵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御前会议上脸红脖子粗。
比如开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会议讨论的，是一位被贬官员的工作安排。这时的皇帝是文宗。由于反抗宦官乱政失败，他实际上已成为模范监狱中的体面囚徒，因此一开始就按照某派系与宦官达成的共识提出：某某贬到外地好几年了，给个官位吧！＇18＇
另一派系的宰相郑覃（读如谈）立即亮出红牌：陛下可怜他，就让他移动几百里。如果要提拔，臣申请让位！
郑覃的同伙也说：那家伙专搞派系，是小人。
对立面则说：做事要公道，不能讲个人好恶！
文宗也说：给个刺史还是可以的。
郑覃却说：顶多让他做洪州司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离长安三千里，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的司马。衡州司马调任洪州司马，只不过从中州调到了大州，保他的人当然不干。于是两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锅粥，互相攻击，不可开交。
退朝后，文宗问身边人：宰相这样，像话吗？
身边人说：是不像话，但郑覃他们也是一片忠心。＇19＇
文宗没有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他早已领教了两派的势同水火和意气用事，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消灭朝中派系，比消灭河北叛贼还难。＇20＇
朝臣们却不承认这一点。
有一次，宪宗皇帝问：派系斗争这么严重，为什么？
宰相李绛回答说：因为历朝历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斗争。因此，小人要攻击君子，就说他们搞派系。派系这东西，说起来可恶，查起来没影，最方便用来整人。何况君子和君子，本来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难道一定要让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没有派系吗？＇21＇
结论是：没有派系斗争，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说，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党。＇22＇
这话听起来似乎在理，实际操作却很困难。至少，我们无法分辨当时的两派，究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甚至不能通过对无辜者的同情心来进行判断。因为在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后不久，两派的领军人物都被打压排挤出京，而且一贬再贬，罪名则都是莫须有。＇23＇
同样，我们也很难指控那些实施排挤诬陷的人，因为他们以反对宦官乱政为己任，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何况如果这几个是小人，岂非证明受打压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为什么要弄得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讲不通吧？＇24＇
君子小人论，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为两派却是事实。比如李绛，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对头。吉甫主张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跟李宗闵、牛僧孺又是死对头。前面所说郑覃要打压的那个被贬官员，就是李宗闵。所以，中晚唐的派系斗争，便又叫“二李党争”或“牛李党争”。 ＇25＇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为唐穆宗意外发现他是拒绝贿赂的清官。后者则在得势之后，不顾唐武宗的意愿，顶着宦官仇士良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的政治对手请命，终于在刀下救回了两位前任宰相的性命。＇26＇
那么，两派窝里斗，又是为什么呢？
与藩镇有关，与出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27＇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28＇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29＇
此后的发展同样令人沮丧。杀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杀掉，把持内廷的是专横跋扈的仇士良。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贬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则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两派势力的消长，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
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和演员，则未免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如仇士良，后来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为感到恐惧而申请退休。＇30＇
进行道德批判就更没有必要。事实上， 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承认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一个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31＇
何况皇帝也并非无所作为。宣宗听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职，而且一贬再贬。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闻东窗事发，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琼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级别从八品下。＇32＇
这可真是一跟头栽到底。
想当时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愤满腔。据说，在他常常登临的望阙亭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33＇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长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独地走来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见内壁挂着十几个葫芦。于是他问：方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声长叹：哪里是什么药，是骨灰。这些人，都是太尉您当年为了泄私愤，贬死在这里的。
李德裕闻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绞。
当晚，他与世长辞。＇34＇
此后没过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发生冲突，也不再与外朝的大臣分别勾连，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体烟消云散。只不过，那时离亡国已经不算太远。
如此看来，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派系斗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级，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钩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35＇
＇18＇模范监狱罪囚，是陈寅恪先生的比喻，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1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开成三年正月条。
＇20＇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条。
＇2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元和八年十月条，参看《新唐书·李绛传》。
＇22＇宰相裴度就对宪宗说过这样的话，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条。司马光更是大发议论，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条。
＇23＇受排挤的两派领军人物是李德裕和李宗闵，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四月条、六月条、七月条。
＇24＇排挤李德裕、李宗闵的，是在“甘露之变”中受难的李训和郑注，《新唐书》李训、郑注的合传史臣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十一月条的评论，都认为李训、郑注是小人。陈寅恪先生则认为李训实为天下奇才，比起那些甘为宦官附属品的两派士大夫来，固有不同矣。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25＇党争是当时的说法，现在看来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实际上党争的“党”不是政党（parties），而是朋党，也就是利益一致或意气相投的帮派和团伙，称为派系（factions）更加准确。他们的斗争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本书不采用“牛李党争”或“二李党争”的传统说法。
＇26＇唐穆宗长庆三年正月，某贪腐案东窗事发。皇帝亲自调阅案卷，发现该官员的私人账本上有记录：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侍郎牛僧孺钱千万，牛僧孺不收。唐穆宗大喜过望说：我没有看错人。于是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见两《唐书》之牛僧孺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长庆三年正月条、三月条。李德裕救人一事，见《新唐书·李德裕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会昌元年三月条。
＇27＇对此，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有简单明了的概述，请参看。
＇28＇见两《唐书》之郑覃传。
＇29＇李宗闵就是在吐突承璀掌权时得罪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的。李绛处处与李吉甫作对，据说也因为他看不起李吉甫与吐突承璀内外勾结，朋比为奸（见两《唐书》之李绛传）。但旧史的这种道德立场其实靠不住。王仲荦先生即认为，当时有人吹捧李绛，往往言过其实。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有倾向性。二李的是非曲直尚待商榷，不见得李绛一定很对，李吉甫一定是错。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30＇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称：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称：这段期间的政治中心是宦官，整个外朝不论牛党李党，都是政治上的二等角色。本书不完全赞同。
＇31＇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2＇据《新唐书·宣宗纪》。《旧唐书·地理志四》，崖州为下州。据《旧唐书·职官志三》，下州司户参军从八品下。
＇33＇见李德裕《登崖州城作》。此诗的另一版本是：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34＇以上见《唐语林》卷七。
＇35＇本段除引用陈寅恪先生观点外，亦引用（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之观点。
胡人添堵
外来力量首先是胡人。
作为混血王朝，大唐与胡人有着不解之缘，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更是番将轮流登场：粟特人安禄山造反，高丽人高仙芝被杀，突厥人哥舒翰投降，契丹人李光弼平叛，最后在帝国的伤口上撒盐的则是铁勒人仆固怀恩。
铁勒本是突厥北邻，有回纥、同罗、仆固等部落。他们最早活动在今天的西伯利亚和蒙古国北部，太宗皇帝时代成为大唐子民。作为仆固酋长后代的怀恩，则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后走进历史的。他保卫肃宗，平定河朔，收复两京，迫使史朝义兵败自杀，可谓厥功甚伟。他的三个女儿远嫁他乡为国和亲，一家四十六人牺牲在战场，可谓忠烈满门。＇36＇
但，这个大功臣却反了。
反叛让帝国很受伤。因为在此之前，吐蕃已经再次让大唐的皇帝成为流亡天子。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大军突然兵临长安，代宗猝不及防仓皇出逃，好不容易靠着郭子仪救驾才重返京师。仆固怀恩却在皇帝惊魂未定之时，率领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组成的多民族联军红尘滚滚地杀了过来，一路风卷残云，让苦难的王朝雪上加霜。＇37＇
好在天佑大唐，仆固怀恩在途中暴毙，联军也被郭子仪分化瓦解，一如我们在前章所述。然而代宗皇帝听到消息却十分惆怅。他说：怀恩并不想谋反，他没想要反啊！＇38＇
不想反叛，为什么起兵？
表面上的缘由是内讧。安史之乱平息后，作为辅助部队全面复员的一部分，仆固怀恩奉代宗皇帝之命护送回纥雇佣军和他们的可汗返回草原。然而往返路过太原时，河东节度使却闭门不出，更不按照常规礼仪提供犒劳，原因则据说是怀疑仆固怀恩与回纥勾结，有可能偷袭太原。
此事的真伪已死无对证，两人交恶则是事实。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