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卷十六:安史之乱-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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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崇说：臣是小地方官，不该与宰相同列。
玄宗说：你现在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并不谢恩。
皇帝暗自惊讶，却也并不多问。到了行宫，玄宗让宰相们坐定，姚崇却跪下来说：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圣上。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刚才的任命臣不敢奉诏。
玄宗说：尽管言无不尽，朕量力而行就是。
姚崇问：不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行吗？
玄宗说：这正是朕寄希望于爱卿的。
姚崇问：不穷兵黩武，不好大喜功，行吗？
玄宗说：完全可以。
姚崇问：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行吗？
玄宗说：考虑已久。
姚崇问：国戚不任宰相，冗官一律淘汰，行吗？
玄宗说：早该如此。
接下来姚崇提出的其他主张，玄宗全部接受，包括所有的臣僚都能犯颜直谏，他们的人格尊严不受欺侮；也包括将两汉和武周的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于是姚崇山呼万岁：天下万幸！圣君千载难逢，姚崇敢不肝脑涂地。
玄宗说：赐坐。
原本坐在首位的中书令立即起身让座。
姚崇说：中书令是首相，姚崇岂敢僭越。
玄宗说：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12＇
唐代三彩文官俑，1981年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
唐代彩绘文官俑，洛阳博物馆藏。
上述故事实在太像小说，所以不被正史采信。但，姚崇有这十项施政纲领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也是事实，只不过要到两个月以后。原来的中书令，则被贬为刺史。＇13＇
这当然又是姚崇所为。某次上朝，姚崇一瘸一拐。玄宗关切地问：爱卿难道有足疾吗？
姚崇说：没有足疾，只有心病。
玄宗问：病在哪里？
姚崇答：中书令秘密地进了岐王府。＇14＇
久经沙场的玄宗皇帝立刻就听明白了。想想看，历史上哪一次政变不是因为内外勾结？尽管玄宗相信岐王作为自己的弟弟不会谋反，破坏政治规矩的人却必须严惩。
朝野轰动，因为下台的中书令是张说（读如月）。
张说早在武则天的时代便已名闻天下。长安三年（703）九月，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女皇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合议庭，让魏元忠与原告在御前当面对质。于是张昌宗提出，传张说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乃是此人亲耳所闻。
没想到，张说进去后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朝堂外，正派的大臣担心张说作伪证，在他进去之前纷纷提出警告。御座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道：张说，难道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地催着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这才开口。他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15＇
位卑官微的张说从此让人刮目相看。中宗即位后，他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跟姚崇和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保住了相位，张说被排挤到洛阳，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姚崇却由于被贬到外地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说下课，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便被认为是姚崇的嫉妒所致。其实不然。玄宗不是睿宗，更不是中宗，岂是姚崇所能左右？说到底，他的翻脸不认人，根本原因是要开创新纪元。别忘了，新皇帝的新年号可是叫做“开元”的。走马换将，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崇能让玄宗开门红吗？
＇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8＇见《册府元龟》卷八十四。
＇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10＇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神龙元年二月条。
＇11＇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考异》，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3＇姚崇的十项施政纲领见《全唐文》卷二百零六、《新唐书·姚崇传》，《旧唐书》不载。
＇1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三年九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张说传。
宋璟当国
姚崇并没有辜负唐玄宗。他担任中书令仅仅一年，就理顺了所有的关系，也包揽了所有的政务，以至于他那唯唯诺诺的同僚几乎形同虚设，竟被称为“伴食宰相”。＇16＇
于是姚崇不免飘飘然，甚至不无得意地问下属齐澣（浣的异体字，读如换）：你看我这个宰相可以跟谁相比？
齐澣不回答。
姚崇又问：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澣实话实说：好像比不上。
姚崇说：虽然如此，总得有个说法吧？
齐澣说：也不过救时之相而已。
姚崇却喜出望外。他高兴地把笔一扔：哈哈！能够救时的宰相，又岂是随随便便找得到的？＇17＇
这是自得，也是自知。作为担任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风格是干脆利索又勇于担当，确实能够救时。开元三年（715）五月，太行山以东遭遇蝗灾，地方官和老百姓都畏惧天命不敢灭蝗。姚崇却说：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而不救人的道理？请皇帝陛下不要颁旨，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如果有天谴，我姚崇一人承担就是。＇18＇
此言颇有太宗遗风。贞观二年（628）六月，查看灾情的李世民就曾抓起一把蝗虫往嘴里送。他的说法是：五谷是老百姓的命，不能被它们吃了，要吃就来吃朕的脏腑！
侍从急忙阻止：这种东西吃了有伤圣体。
太宗皇帝却说：朕执政为民，怕什么病！＇19＇
这很酷，尽管未免做秀之嫌。＇20＇
姚崇却无法与太宗相提并论，朝野上下对他也并非没有微词。实际上作为开元新政的当头炮，他能做的也就是对过去的弊病进行改革，帮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因此，当这一历史使命接近完成之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
更麻烦的是，姚崇喜欢玩弄权术，也不够廉洁，至少没能管好子女，甚至卷入里通外国的贪腐案中。幸亏他及时接受齐澣“逊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去相职，这才平平安安软着陆，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距离他担任中书令刚好整整三年，真可谓“救时之相”。＇21＇
接替姚崇的是宋璟（读如景）。
宋璟是姚崇推荐的，两人的风格却完全不同。姚崇机动灵活，能谋善变；宋璟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说，当时玄宗派了一位将军迎他进京，宋璟居然一路闭口不言。受到冷遇的将军回去以后大吐苦水，皇帝对宋璟却更加敬重，因为执行公务的时候原本就不该讲什么私房话。＇22＇
其实宋璟的正派耿直举世闻名。就连专横跋扈如武则天都不得不敬让他三分。长安四年（704）十二月，女皇的男宠张昌宗私召术士看相一案东窗事发，时任御史中丞（监察部副部长）的宋璟便要求将其正法。理由是：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张昌宗为什么不移送司法？可见包藏祸心。
女皇说：这件事昌宗已经向朕奏明，可以算自首。
宋璟说：依法，自首免罪条款不适用于大逆不道。
女皇只好放下身段和颜悦色说软话，宋璟却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站在一旁的马屁精宰相急忙宣读敕令，要宋璟立即退朝。宋璟却一声冷笑：圣主在上，哪里用得着你矫诏？
则天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批准宋璟审理此案，却又在中途用特赦令将张昌宗从御史台救出。自知理亏的女皇让张昌宗私下里去向宋璟谢罪，宋璟却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要谈公事，请公开说。如果讲私情，对不起，国法无私。＇23＇
这就是宋璟的刚正不阿。
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中宗皇帝和太平公主。＇24＇
玄宗看中的却正是宋璟的正直，而且宋璟的到来也正是时候。头三年，百废待兴，一团乱麻，需要姚崇的随机应变和大刀阔斧。现在进入制度性建设阶段，就要靠宋璟的浩然正气和稳扎稳打了。看来上天对玄宗确实垂爱，玄宗也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两位宰相上朝时，他起身迎接，退朝时又送到门口。姚崇和宋璟的礼遇，无人能及。＇25＇
与此同时，宰相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多次说过，汉、唐两代的宰相是不同的。汉代宰相是个人，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办事机构则叫相府。唐代宰相却是群体。但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的，不论人数多少都是宰相。宰相没有正副，只有轮值主席，叫执笔。开会地点在政事堂，所以叫政府。
相府与政府，是汉与唐的区别。
因此准确地说，唐代宰相没有总理、副总理，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区别仅仅在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是当然宰相。但由于尚书令职位长期空缺，所以总人数是六人。
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员。后来，又增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显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职，中书令、侍中或六部尚书才是本职。所以，他们都是上午在政事堂开会，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务和部务工作。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人数就不固定。最多时十几人，最少时一两个。人数少，是因为从睿宗时代起，左右仆射不再是当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往往职位空缺，无人担任。
委员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璟的时代，情况就更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就没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没有中书令。结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是惯例，不是规矩，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它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否则，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署命令，出了事情我负责？
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制衡。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互相监督。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岂非变成失衡，分权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君昏臣奸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26＇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27＇
＇16＇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性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宇文融理财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职务，跟姚崇一样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实际上只有三年。＇28＇
以此为标志，短暂而难忘的贤臣时代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宰相勤劳国事，同时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有如帝国的定海神针。＇29＇
难怪姚崇和宋璟虽为名相，执政期间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十六个字：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30＇
宋璟却还是下台了。
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财政。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宋璟对罪犯们没完没了的申诉极为反感和厌恶，竟将积压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并且交代政策：认罪服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统统关起来。
结果民怨沸腾，就连艺人也看不下去。当时天旱，一个优伶在表演节目时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问：你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扮作旱魔的艺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问：此话怎讲？
艺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旱魔能不出来？
玄宗很以为然。＇31＇
不过，直接让宋璟倒台的是货币问题。我们知道，中华帝国是没有银行的，货币在理论上只能由官方发行。然而由于商业的发达，官铸的铜钱根本不够使用。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它们的质量也变得低劣，还不如民间私铸的铜钱。政府也只好允许私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宋璟和他的搭档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奏请恢复私铸铜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