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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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在跟同伴们见面的时候，阿弗纳提出了一个渐进的行动计划。无论是在那份名单上还是在时间上，他们都把兹威特提到了第一的位置上。10月8日，除斯蒂夫外，全体队员移师罗马。他要飞往西柏林核实与主要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来自卡尔以前的一个阿拉伯线人，他是“穆萨德”雇用的几个固定的联络人之一。）如果线索证明可靠，他们就会暂时放弃兹威特。如果不可靠，斯蒂夫就来罗马跟他们会合。
　　阿弗纳与托尼的第二次见面是第二步。他要带着安德雷斯一同前往。但没理由让安德雷斯见其他的人。如果托尼的情报带来了第三步，阿弗纳就甩掉安德雷斯，只告诉他，自己需要的东西暂时都搞清楚了，以后会和他联系。
　　第三步就是让托尼的负责监视的人带着他们进行模拟突袭，至少两次，但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就是说，托尼的人开车带着阿弗纳的人（卡尔除外）去突袭现场，再从现场回来，全程使用预先安排好的一套暗号，好像监视是这个演习的全部目的。（在监视一个经验丰富的可疑对象时，参与的人多达十几个是正常的，把被监视对象从一个监视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就像接力赛一样。）在行动开始前，把托尼安排的袭击前的监视人员撤走，只留下袭击后帮助逃离的人。即使如此，他们离现场最近的人也在几个街区以外。在实际突袭时不能有外人在场，他们要等看到或者听到新闻之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们知道有这么回事之后，因为自己与这件事有牵连，所以不会跟别人讲。即使讲，也讲不出什么东西。
　　第一辆帮助他们逃离的车子必须由阿弗纳的人安排。这辆车子要把突袭的人，无论是谁，带到等着的第二辆车上。然后，卡尔独自来“清扫”现场，以后再和其余人员会合。
　　如果他们能走到第四步，那第四步就是突袭。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他们的计划制定得非常周密，根本不必做任何改动。托尼的汇报非常仔细，阿弗纳指示安德雷斯把五万五千块的一半用崭新的百元美钞付给他。然后让安德雷斯飞回法兰克福，再安排他跟托尼单独见面一次。
　　这个意大利人没有提什么问题，同意继续监视兹威特。这时阿弗纳的人也参加进来。他也同意在罗马附近给他们安排一套安全屋。托尼提出做这件事要增加十万。这似乎合情合理。这样，在斯蒂夫跟他们会合之前他们就“彩排”了一次。
　　斯蒂夫关于萨拉米的消息证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汉斯称它是一个“谣言”。这个词汇是阿弗纳满怀热情地从法国报纸上学来的，意思是虚假的流言——于是突击队又进行了一次暗杀兹威特的演习。这一次，斯蒂夫也参加了。每次彩排，托尼安排的司机都不同，但监视员不变。兹威特是个非常合作的目标。他的日常安排，即使在每个细节方面，都从来没有改变。这是被害人对害他的人给予的最大的帮助。
　　在突袭之前的这段时间，他们的食宿由他们自己安排。卡尔坚持这样做，因为这样安全。托尼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他的人只是到预先安排好的大街上的某个地方去接阿弗纳和他的同伴，彩排完之后把他们放在另一个地方。（后来阿弗纳渐渐相信，尽管他们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托尼还是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在罗马找到他们。整个城市似乎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托尼和他的人暂时见不到的惟一一个人就是卡尔。他总是躲在隐蔽的地方，看有谁跟在托尼的监视员后面监视他的监视员。他还要准备备用逃离路线、安全屋和证件。他是突袭队的安全网。如果哪里出错了，只有他才有机会看出来，并向其他的人发出警告。
　　突袭之后，在警察到达现场之前，卡尔第一个到达现场。他要处理任何跟他们有牵连的东西，甚至提供假线索。他要把第一辆帮助逃离的车子停到另一个停车场。他要搞清楚官方在现场的所思所想，或者初步调查和追击的方向。
　　所有这一切都使卡尔成了一个大忙人，也成了最容易暴露的人。
　　到10月13日，只剩下那辆帮助逃离现场的车子悬而未决了。他们其中一人，也许是斯蒂夫，开一小段路之后，要把车丢在现场附近。很显然，这样的一辆车不能是托尼的人登记的。可以是偷来的，但似乎不用冒这样的危险。而租车又会浪费一套证件，而且在租赁处还要把托尼的一个人或者阿弗纳的一个人的资料登记下来。
　　“我们还需要一辆车。”阿弗纳对托尼说。“一辆也许要扔掉的车。”
　　就像他以前接受他们所有的要求一样。他们坐在那佛纳广场附近的一家路边咖啡馆里，继续用勺子舀着冰淇淋。“可以安排，”他回答道，然后说了一家美国汽车租赁公司的名字及其一个分部的地址。“他们会给你租一辆外地车牌的车子，不必担心证件的事。如果警察去租赁公司调查，他或者她会告诉他们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得克萨斯人拿着一张‘晚餐俱乐部’的信用卡在米兰租的。不过，你要出一万块。”
　　他感到吃惊。
　　“但你不是欠我的。”托尼继续说。“我给你一个巴黎的号码，你下次到那之后，打这个号码，找路易斯。告诉他，我告诉过你你欠他的东西，付给他就行了。不用着急，一个月之内就行。”
　　这很有趣。难道托尼也有老板？或者有个合作伙伴向他收取在罗马活动的特许费？或者仅仅因为他欠“路易斯”一万块而让阿弗纳给他带去，省去了自己亲自飞往巴黎的麻烦？
　　或者，就像卡尔听说过这件事之后若有所思地说的那样，难道是个陷阱？但阿弗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的第六感觉没有向他发出警告。
　　在国际间谍、国际走私、国际犯罪和国际恐怖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武器交易商、线人和其他私掠者。有时候，他们形成比较松散的组织——一个互相联络的网络，而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体系——如果他们提供不了顾客需要的服务，就把顾客转给其他人。只有少数人有政治动机，其余的则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钱。只为一方服务——尤其是那些地下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总是在快速地变换同盟者——一般来说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不过，交易商们会在某项活动或某件商品上划一个界限——有些人也许从来不碰毒品或弹药，有些人也许专门从事工业间谍活动，有些人并不是为一个特定的国家工作——他们通常会给所有愿意出好价钱的顾客提供信息和服务。然而，至少从短期来看，私人侦探或其他合法商人不会把顾客卖给另一个人，他们也不会。“无论托尼怎么想，或无论他怀疑什么，”阿弗纳对卡尔说。“他都知道我们付给他的钱是干净的。”
　　还剩下一个问题，用行话来说就是“谁和什么”的问题。这只与四个人有关，因为卡尔的工作总是一样的。斯蒂夫无疑是最好的司机，所以那辆逃离现场的车子由他来开。按照以色列军队的传统，作为领导，阿弗纳不让自己当枪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第一次行动中。事实上，其他队员都认为这理所当然。但另一个枪手是罗伯特还是汉斯呢？
　　“我不是推销自己。”他们一开始讨论如何分工时罗伯特就说道。尽管他说的是希伯来语，听起来却像英语。“但我熟悉武器，我……”
　　汉斯笑了。没有人怀疑他在弹药方面的卓越才能，但他们都熟悉小手枪。“别客气，”那个年长的人一边说，一边拿起杂志，戴上眼镜。“如果你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替我。只是结束后安慰安慰我就行了。”
　　这是从反面胜人一筹的本事，跟阿弗纳以前所在的部队非常相似：声明你一直以来都不想上火线，但你说话的语调让别人觉得你说的并不是真心话。不过，在这次任务中，谁说得清？也许汉斯是真的乐意不去干这个活呢。也许他们都乐意。
　　尽管如此，两天之后，活干完了。兹威特死了。
　　现在，在拉提那郊外一座农舍的后院里，阿弗纳漫步在矮小的杏树之间。他闻着海水的味道，沐浴着10月末的阳光，感觉——呃，并不快乐，但很显然，也并不悲伤。感觉——几乎没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关于这点，没必要撒谎。事实证明，尽管他们是从零开始的，但他们能干好，到今天为止也就三个星期。就靠五个“野客”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阿弗纳搞不清罗伯特在想些什么，或者其他同伴在想些什么。他当然不喜欢在门廊里向一个手里提着装有面包卷纸袋的人开枪。如果他不用于的话，他就不会再干了。但是——这件事没有他以前想象的那么糟。他的食欲没有减退，也没有失眠，也没有做噩梦。那天早餐时他吃得饱饱的。但是吃得香吗？如果是个正常人，没有谁吃得香。
　　无论如何，在队员之间这件事不是一个谈论的话题。在突袭前后不是，在任务完成后也不是。确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是“人生哲学”，绝对不谈这种感觉。他们必须无时无刻地谈突袭，很少谈别的，但不用这样的字眼。那种没有说出口的感觉是，干这样的事情已经很难了，谈论只会使它变得更难。
　　也许，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到内疚了，表现在，他们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特别有礼貌，特别肯帮助他们。他们对酒店餐馆的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和银行的出纳员使用的语言全是“请”和“谢谢”。老太太无法过马路，斯蒂夫停下车，跳下车去帮她。一个陌生人拿不下东西，汉斯弯下腰，把它提了起来，像个常备的童子军。阿弗纳和卡尔跟那些出差在外充满爱心的丈夫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去买纪念品寄回家。在罗马，在突袭的前几天，阿弗纳看见罗伯特把一个崭新的机械玩具送给大街上的一个流浪儿。这个流浪儿当时来到他们的桌旁，呆呆地看着他们。当然，罗伯特温厚、和蔼，但阿弗纳觉得他有点画蛇添足。
　　10月7日下午早些时候，卡尔乘坐托尼的汽车到达拉提那。这是事先商量好的，只有突袭之后卡尔才跟托尼接触。然后托尼亲自驾车送卡尔到安全屋。当时的安排是，如果一切顺利，卡尔就交付最后一笔费用。托尼似乎也满意这种安排。
　　在拉提那，托尼从汽车里出来时，一定不仅知道了他的人一直在监视的那个人怎么样了，而且还一定知道了阿弗纳和他的朋友与此有关。然而，托尼什么也没说，根本没有讨论这个话题。那个意大利人报了数目之后，把钱收下，是现金。离开之前，他提醒阿弗纳，把那一万块租车费尽早给巴黎的路易斯。
　　阿弗纳就是这样与路易斯认识的。路易斯是“爸爸”的长子，是“集团”中的二号或三号人物——不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阿弗纳对“爸爸”和他的孩子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对他们的了解是个渐进的过程。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见面。突击队又在拉提那待了几天，卡尔把所有的武器、证件，甚至他们的衣服都收起来处理了，同时把新的证件和衣服发给他们。他报告说，在突袭后的几分钟之内意大利警察就到现场了，也许这时突击队刚刚从绿色的“菲亚特”中转到几个街区以外的货车里。卡尔说，他在警察发现“菲亚特”之前朝里面看了一眼，没发现有什么会牵连到他们的东西要捡起来（罗伯特认为他在换手枪弹夹时掉了一个东西）。卡尔偷听到几个证人在跟警察谈话——意大利的调查，至少在最初阶段，是不难偷听到的——但在卡尔看来未能提供出什么让突击队面临危险的情况来。
　　他们离开拉提那的时候，卡尔还要去罗马把他们留在各个藏匿之处的武器、钱和证件收起来。但是，只有在得知其余队员在法兰克福平安无事时，他才能着手办这件事。
　　罗伯特和斯蒂夫飞往苏黎世，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法兰克福。阿弗纳和汉斯晚一天离开，直接从罗马飞往法兰克福。过境的时候海关人员连他们的证件都没有看。第一次报复行动——包括最困难的部分，撤离——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他们没有等到名单上的任何恐怖分子的消息。其中一些人可能一直在欧洲，但一直躲在中东也同样有可能——阿弗纳的突击队不能在中东采取行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出来。还有一些也许躲在东欧或古巴，也在他们能采取行动的区域以外。
　　那么，只剩下软目标了——伊弗里姆名单上的三号、五号和九号。实际上只剩下三号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了，五号法学教授阿尔一库拜斯和九号戏剧导演布迪亚仍然下落不明。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在巴黎。
　　他们讨论一番之后，一致同意，最聪明的一招就是让阿弗纳去巴黎。虽然汉斯对法国首都和语言是最为熟悉的——而阿弗纳几乎不会说法语——但汉斯最好在法兰克福的安全屋里他自己搭起来的小小“实验室”里制作证件。阿弗纳确实也比较熟悉巴黎。不管路易斯是谁，是给他付钱的时候了。不完成托尼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下下策。在一桩债务不能通过法律来执行的生意中，他们就倾向于通过法律之外的一种强硬的方式来解决。不管怎样，就像罗马的托尼一样，巴黎的路易斯也许对他们有用。
　　虽然他并不认为和路易斯的见面就是一个陷阱，但阿弗纳还是决定跟安德雷斯和伊冯一起去。他同意卡尔——他们称他为“谨慎的卡尔”——的观点，即让安德雷斯先跟他接触会安全一些。在与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生意往来中，安德雷斯似乎跟路易斯打过一两次交道。他向阿弗纳描述道：“有点像托尼。”也就是说，也是一个激进的年轻人，“过了”谈论政治的“阶段”。就安德雷斯来说，他不介意再帮一次老朋友——他已经带着欠托尼的钱去过罗马了——因为去法兰克福“红色军团”巢穴的佣金很多。事实上，正如汉斯抱怨的那样，“我们正在让欧洲半数恐怖分子泡在牛奶和蜂蜜里面。他们不久就会放弃俄罗斯，来给我们干活了。”
　　阿弗纳当然明白汉斯的意思。这是一句反语：以色列给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匪帮提供了资金，而他们经常帮助敢死队来恐吓以色列。这是一个愚蠢的恶性循环。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就是找到恐怖组织头子。“打入恐怖分子网络。”伊弗里姆曾经说。他一定知道，给恐怖分子钱是惟一的途径。
　　其他人也同意阿弗纳的观点。“我们的任务不是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伙计们。”斯蒂夫说。“我们把这个留给那些重要人物。而且，”他补充道。“这种事情两边都说得通。看看安德雷斯那个家伙。他现在一定知道了他在帮我们消灭他的朋友。”
　　阿弗纳对此没有太大的把握。安德雷斯在突袭开始之前很久就离开了罗马。他从来不知道阿弗纳要托尼监视的那个人的名字。在意大利，兹威特的死没有刊登在头版。在德国，几乎没有报道这件事。安德雷斯也许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即使听说过，也没有这样去联想。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经常互相残杀。
　　即使安德雷斯这样去联想了，他还有可能会接受阿弗纳的解释，他只是一个佣工，收集恐怖分子的信息是为了再卖出去。他会以为阿弗纳把它卖给了竞争对手，而不会想到他儿时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