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谴行动:以色列针对"慕尼黑惨案"的复仇-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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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人，无论什么，他们都能记住。
但是，他与路易斯的见面让他很兴奋。事实上，他是那样的兴奋，以至于当他走过皇家蒙梭饭店空无一人的门厅时，他被一种恶作剧心理控制着。他想做些事情，做些恶作剧，完全是由于精力过剩。阿弗纳一直喜欢恶作剧。这一点一定是从他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但最后他恢复了镇定，什么也没做。为了一个恶作剧而让整个任务面临危险是绝顶的精神错乱。
一件关于突击队的奇妙的事情是，他们实际上都是顽皮的人，对恶作剧有瘾。他们常常不得不有意识地抵制它。比如，斯蒂夫做了一个硬币，两面都是“正面”——因为知道罗伯特常常选择“反面”——他就用抛这枚硬币来决定谁去购物或做饭。爱好机械的罗伯特几个月后才识破诡计，而且还是因为其他人突然笑起来才发现的。阿弗纳最惨，他在毫无防备的时候告诉其他人，他小时候别人常常叫他“顽童”，很快斯蒂夫就给他起了个绰号“顽童妈妈”——把他喜欢恶作剧和总是喜欢操心队里其他人的整洁和吃相问题结合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办了退房手续，给安德雷斯和伊冯打了一个电话。安德雷斯和伊冯在巴黎有他们的安排。然后他就飞回了法兰克福。同一天晚上，阿弗纳向他的同伴们汇报了跟路易斯见面的情况。
“怎么样？”汉斯看着卡尔问道。
卡尔点燃烟斗。“听起来跟托尼一样好。”他说。罗伯特和斯蒂夫点点头。
阿弗纳喜欢突击队这一点。也许他们跟他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不小题大做。没有没完没了的“如果”和“但是”，没有没完没了的喋喋不休。精心策划是对的，但也不要患得患失，那是没用的，人的大脑多丰富啊，能想到多少东西啊。太谨慎就与胆小无异了。他们不是这样的人，都不是。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悬殊，如果他们觉得正确——就立即行动！也许那些在外散居和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对“犹太人”这个词的态度不是这样，但是没有这种态度，以色列永远不会出现。至少对阿弗纳来说是如此。
下一个是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伊弗里姆名单上的第三个目标。
第七章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阿尔及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人们有时候称他“汉姆沙里博士”。他在“阿拉伯联盟”办公室占有一席之地，出版了一份时事通讯“信息快报”，并与位于法国首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各位阿拉伯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跟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他有教养，举止得体，其穿着与行为像个外交官。在某种程度上，马哈茂德·汉姆沙里比法国人还法国人，过着保守——真正资产阶级——的生活。他在一套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中产阶级的日子，左邻右舍也都是中产阶级。他跟法国妻子玛丽·克劳德和年纪尚小的女儿阿米娜生活在一起。
他是一个软目标。
熟悉马哈茂德·汉姆沙里的人不知道的是——至少在“穆萨德”看来是这样——他是欧洲恐怖主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是一个外交官。但在这个身份的背后，据说他协调过在哥本哈根袭击本·古里总理的恐怖活动，还协调过在半途炸毁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恐怖活动。
在慕尼黑杀戮奥林匹克运动员也是他协调的。
按照突击队获得的情报，汉姆沙里博士还没打算收手。相反，他与名单上的另外两名软目标一起，正在组织一个包括许多法国人和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内的恐怖网络。汉姆沙里据说是“黑色九月”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塔赫”公开的立场是反对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开展游击活动。然而，私底下，“黑色九月”组织却成为“法塔赫”的“爪牙”。极端分子的暴行遍布中东和欧洲。这种分工由来已久，这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运动的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俄国19世纪的“伊舒廷尼茨”运动。它由一个外圈和一个内圈组成。外圈由高尚正派的理论家、活动家和辩论家组成，称为“组织”。内圈由刺客组成，明确地称为“地狱”。
“从淋浴器里伸出一只手来杀死他怎么样？”阿弗纳问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伊舒廷及其追随者，但他对沐浴却是全神贯注。
其他人耸耸肩，但没有笑。阿弗纳不是开玩笑的。他们一致认为，汉姆沙里跟兹威特不一样，杀死他的方式要引人注目。速度不要像第一次那么快。汉姆沙里回到巴黎也许还有几个星期，到那时他们应该已经做好计划，不会错过杀死他的机会。他的死不应该仅仅是复仇，而应成为一个对其他恐怖分子的警告，这个警告就是“犹太人的手很长”——如伊弗里姆所说——任何掩护，任何表面的高尚都不能确保其人身安全。
同时，不要对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造成伤害，也不能给其家里、汽车里或办公室里的任何人带来伤害。即使事实证明这些受伤者是他的同伙或支持者，也无法减轻突击队员犯错误的责任。就更不用说把一个真正无辜的旁观者伤了。除了伊弗里姆名单上的那十一个人之外，不应伤及其他人。
从阿弗纳个人来讲，他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确保这一点。试一试当然是可以的，但这就意味着，很可能不能再用“爆炸”的方法了。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老这样说。”罗伯特有些生气地说。“炸弹是可以精确控制的。他们可以像子弹那样集中，影响范围可以像子弹那样有限。如果动脑筋设计的话，他们不会扩散到直接目标以外。”
“好吧。”阿弗纳回答道。“别生气，我们愿闻其详。”
“我还没有想好。”罗伯特说。“我只是不希望你们一开始就把我排除在外。”
“噢，我们绝不会把你排除在外。伙计。”斯蒂夫辩解道。“在他厕所里装个炸弹怎么样？他拉屎的时候大概只有一个人吧。”
“请不要恶心了。”汉斯做个鬼脸。很显然他感到不愉快了。
11月20日左右，路易斯向阿弗纳报告，据他所知，汉姆沙里回巴黎了。而他们的计划却没有任何进展。路易斯接着说，“集团”还有一些情报阿弗纳也许会感兴趣。路易斯了解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三个参与巴勒斯坦运动的人会在日内瓦开会。阿弗纳对这些人感兴趣吗？
“是的，感兴趣。”阿弗纳回答道。
路易斯小心翼翼地咳了一下。“我可以认为，”他说，“我们是在谈生意吗？”
“当然。”阿弗纳回答道。等着路易斯说出一个数字。然而他没有。很清楚，他对阿弗纳对他的理解感到满意，他准备以后再提出这个数字。这跟律师、医生或其他职业非常相像。“你说过一个叫法科瑞·阿尔一乌玛尔的人吗？”
“嗯。”阿弗纳说，不置可否。事实上，他不认识。
“我认为，他要跟阿里·哈桑·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见面。”路易斯说。
阿弗纳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他们是硬目标，名单上的头号和二号人物。慕尼黑惨案幕后的人物，尤其是萨拉米，他是伊弗里姆所说的恶人之首。
“在日内瓦吗？”他问路易斯，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
“我的理解是这样。”路易斯说。
“我们对日内瓦感兴趣。”阿弗纳说。他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我们也对巴黎感兴趣。你能不能两个地方都严密注视。我们当然会给你钱的。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打回来。”
“我会的。”路易斯回答道。
第二天，阿弗纳、卡尔以及斯蒂夫飞往日内瓦。汉斯和罗伯特两天后去那里跟他们会合。他们决定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他们在洛美勒斯路上的一个酒店里订了房，这里离万国宫不远。日内瓦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秘密活动的地方，对“穆萨德”来说尤其如此。不仅安全屋难租，酒店也特别不适合作特工基地。瑞士的情报部门，说得委婉些，是不合作。只要外国人在谈判、购物、跟银行往来以及滞留期间规规矩矩，而且尽快离开，他们就欢迎。瑞士不反对粗野的商人，只反对粗野的生意。
但是，阿里·哈桑·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还是值得去冒险的。如果突击队谁也没干掉，就干掉这两个，他们就算成功了。他们五个人从一开始就一致认为，一旦有萨拉米的线索，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人去追捕他。在“穆萨德”看来，萨拉米是杀害十一位以色列运动员的罪魁祸首。
但事实证明，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在日内瓦会面的消息不实。实际上路易斯在两天后跟阿弗纳通电话时用了一句英语。“如果我让你们白费了半天劲的话，”他说。“我感到抱歉。”
另一方面，汉姆沙里一直待在巴黎。11月25日，阿弗纳在日内瓦跟路易斯联系时，他几乎能像托尼报告威尔·兹威特的行踪那样报告汉姆沙里的行踪了。就像在罗马一样，不讨论监视的理由。虽然路易斯从一开始就猜到了阿弗纳的意图，讨论的话就等于严重违反了规则，甚至会让路易斯完全从这次行动中退出。这是假设——但事实也是这么回事。阿弗纳相信，如果他让路易斯给他弄一支枪，挖一个墓穴，在一个小时内准备好，他会照做。但如果要路易斯帮他去杀人，他就会说不。路易斯只提供情报和服务。怎样使用这些情报不再是“集团”的事。
汉斯说，汉姆沙里的所作所为跟本丢彼拉多差不多。
他们在讨论这次或其他暗杀行动时，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总是使用纯粹的技术术语。这次罗伯特想出了一个精心构思的方案，既满足了炫耀的要求，也满足了安全的要求。这个方案是在讨论汉姆沙里如何招募恐怖分子和如何策划恐怖活动时想出来的。
“他不是一直在使用电话吗？”罗伯特问道。“他家里的电话一定像个总机，打遍了整个欧洲和中东。那好！就让他死在电话上吧。”
第二天，阿弗纳、卡尔和斯蒂夫离开日内瓦，前往巴黎。汉斯坐火车回到法兰克福的实验室，制作证件。罗伯特飞往布鲁塞尔。
由于某种原因，在19世纪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蓬勃的军事工业在相对平静的小国比利时发展起来。在列日的东北部地区、黑弗尔高地尤其如此。那段时间，不仅工厂里生产手枪、自动武器和炸药，而且周围的村庄和私人农场的小作坊里也经常生产。手工制造武器和饵雷的技术常常一辈一辈地传承下来，使比利时人——跟西班牙工匠一起（在西班牙，情况与此类似）——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制造隐蔽杀人工具的大师。说来奇怪的是，结束比利时和西班牙这种作坊式工业的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佛朗哥的胜利之师自然要坚持将所有武器的制造权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二战结束时，比利时的小型武器工厂消失殆尽。而西班牙的最高统帅佛朗哥只允许三家工厂制造手枪，其中一家生产左轮连发手枪。
在比利时，只有少数人在封闭的农舍里做传统工艺。但是，他们仍然为欧洲非法的武器市场提供了不少的武器。有些还是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罗伯特知道他可以依靠他们。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作为巴黎的代表，与新闻单位经常有接触。所以，在1972年1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在阿雷莎大街的一百七十五号公寓里接到一个要采访他的意大利记者的电话就不足为奇了。使他感到奇怪的也许是第二天他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见到那个记者的时候。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这位记者似乎对巴勒斯坦的事一无所知。他一直对他的烟斗大惊小怪的。最后他向汉姆沙里说，他读一下他带来的资料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之后再来采访他。他们说好那个意大利人两三天之后再给他打电话。
卡尔觉得他扮演意大利记者的表现即使不是完美无瑕，至少也是相当好了，没有引起目标的怀疑。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熟悉汉姆沙里声音的机会。与此同时，阿弗纳和斯蒂夫非常仔细地勘察了巴黎喧嚣拥挤、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体面人士的十四区。汉姆沙里就住在这个区。他们开着路易斯给他们的“雷诺”汽车，花了两天时间练习接近的方法和逃离的路线。从维克多·巴什广场的皮埃尔·蒙鲁日教堂开始，这里大致是阿雷莎大街的中间点，离一百七十五号大约四个街区。他们随着早晨的车流从卢森堡花园一直到圣约瑟医院，再从蒙巴纳斯车站到科山医院踩点，决定袭击之后最好的逃离路线是沿着维钦托利街到勒菲弗尔大道，经过球馆，过加里利亚诺桥，然后沿着埃格泽尔芒大道，到达右岸他们的安全屋。若走这条路线，他们不需要把车丢掉。
与此同时，路易斯的监视人员报告了汉姆沙里的日常安排，相当有规律。他很多时间都跟阿拉伯人待在一起。其中一些很可能就是从事“武装斗争”的人员。跟以前的报告不同的是，他没有保镖。尤其是每天早晨的那段时间，几乎是同一个模式。八点刚过，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离开公寓。汉姆沙里夫人把阿米娜放在幼儿园之后，其余的时间通常去做自己的事情，晚上早些时候接上阿米娜之后，才回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
汉姆沙里会独自在公寓里待到上午九点。这时他会接到一个名叫纳内特的女人的电话，也许是他的情妇。她在右岸更为高尚的十七区有一套公寓，离涅尔大道不远——离一位突击队员在巴黎的安全屋也不远。纳内特会在离一百七十五号几个街区以外的一个邮局给汉姆沙里打一个电话。邮局位于阿雷莎大街和蒲郎茨街拐角处。也许她是想看一看汉姆沙里是否在家或者他的妻子和女儿是否已经离开公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她会回到“雷诺”汽车里，去接汉姆沙里。汉姆沙里这时已经在街上等着她了。在阿雷莎大街附近的消防站和几个被布篷覆盖的摊位旁找一个停车位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阿弗纳认为，最好的突袭时间是八点至九点之间。这时，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已经离开公寓，而纳内特又还没来。他这时不仅是一个人，而且还由于正在等纳内特的电话，不会让电话一直响着，肯定会拿起来的。突袭的时间取决于罗伯特要多久才能把炸弹设计生产出来，并走私到法国放在汉姆沙里的电话机里。
做炸弹相对来说简单。安全和选择性都不是问题。炸药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物质，通常在外面可以买到，比如黄色炸药或可塑炸药。然后在炸药里面放一枚小雷管——就是少量的非常不稳定的炸药，通常是氮或硫酸类物质——雷管可由击发或非常少的弱电流引爆。比如闹钟或沙漏计时器，或者任何无线电信号或干脆就是一个电视遥控器来机械引爆。
机械引爆有一个问题——比如，点火开关或汽车的变速杆——它会对任何人的操作做出反应，而且，如果目标正好和其他人在一起，无法使它不爆炸。如果有定时器的话，问题更大。不管是目标还是其他人，只要一靠近，都会引爆炸弹。炸弹分不清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阿弗纳的突击队把使用自动引爆器的可能性排除了。
由特工操作引爆器，可以看见炸弹炸死目标，只有目标才会被炸死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在城市里，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从炸弹处牵一根线到埋伏处，这样做也是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