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证人 作者:约翰·格里森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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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慢慢地把穿在脚上的平跟鞋蹬掉，眼睛注视夜空中掠过的飞机。和他在一起的特工人员特鲁曼这时正在接电话，听筒紧紧地与耳朵贴在一起。衬垫垫得厚厚的后排座位的另一头坐着他的忠实助手托马斯·芬克。他是一位美国国家副检察官，在博伊特的案子上每周工作八十小时，处理审判的绝大部分事务工作，特别是做那些默默无闻别人瞧不起的活，这样他的上司当然就可以做那些容易的、抛头露面的事情了。和往常一样，芬克正在阅读一份文件，一面想听听特工特鲁曼在喃喃地说些什么。特鲁曼坐在他对面的一把转椅上，正在和孟菲斯联邦调查局通电话。
斯金珀·谢尔夫紧挨着特鲁曼，坐在一张一模一样的旋转靠椅上。他是一名新手，没有参与这件案子，但碰巧赶上去孟菲斯的汽车旅行。他在一本法律事务记录拍纸簿上潦潦草草地书写着，而且在未来的五个小时里还要继续潦草地写下去，因为在这水也难泼进的权力圈内他无话可说，而且说了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看着他的法律事务记录本，把上司的指示记下来。拉里·特鲁曼是他的上司。当然还有最高司令本人——罗伊大律师。谢尔夫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自己潦草的记录，竭力避免与福尔特里格的眼光接触。他想听清孟菲斯方面在给特鲁曼说些什么，坦白费劲。一小时以前听到克利福特自杀的消息时，事务所受到了震动。谢尔夫直到现在还不十分清楚他为什么和怎样坐上了罗伊的汽车，顺着这条高速公路急驰。特鲁曼叫他赶紧回家收拾换洗衣服，立即去福尔特里格的事务所。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现在他在这里潦草地记录，专心地聆听。
轿车司机沃利·博克斯实际上已取得了开业做律师的证书，但是他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他是一位国家副律师，和芬克一样，但事实上，他是给福尔特里格打杂跑腿的。他为上司开车，拎公文包，写讲话稿，应付新闻媒介。光和新闻媒介打交道就占了他一半时间，因为他的上司十分重视在公众中的形象。博克斯并不笨，善于玩弄政治花招，涉及他上司的事他反应敏感，竭力维护。他对上司忠心耿耿，忠于职守。福尔特里格前途无量，博克斯知道将有这么一天他和他了不起的上司会在国会山散步，自己则作为一个要员低声向这位伟人耳语献策。
博克斯知道博伊特一案的重要性。它将是福尔特里格光辉历程中最重大的一场审判。他在睡梦中也一直想着这一审判，因为它将帮他获得在全国范围内受人注目的地位。他知道福尔特里格正为尖刀巴里·马尔丹诺而伤透脑筋，睡不着觉。
拉里·特鲁曼打完了电话，放下机子。他是一位老资格的特工人员，四十刚出头，还能干十年才到退休年龄。福尔特里格等着他说话。
“他们正在努力说服孟菲斯警察局把那辆车拿出来，这样我们可以好好查看一下。恐怕需要一个小时左右事情才能解决。他们在向孟菲斯方向解释克利福德和博伊特的事情经过，非常不容易，但是有进展。我们在孟菲斯办事处的负责人名叫贾森·麦克苏恩。他很会磨嘴皮，善于说服人，现在正在会见孟菲斯的警察局长。麦克苏恩先打电话给华盛顿，华盛顿然后再打电话给孟菲斯，一两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拿到车了。死者头部有一处枪伤，显然是自伤。非常明显，他开始企图用花园浇花用的水龙带接在车尾部排气管上自杀，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成功。他服用了盐酸氟胺安定和可待因，是用杰克·丹尼尔牌威士忌吞服下去的。枪的来历尚未查明，但时间还早着呢，孟菲斯正在查，是一支点38口径的蹩脚货。他设想自己能把子弹也吞咽下去。”
“毫无疑问是自杀？”福尔特里格问道。
“毫无疑问。”
“他在哪里干的？”
“孟菲斯北面的一个什么地方。他把林肯牌黑轿车开进树林子，就结果了自己。”
“我想没有人看到吧？”
“显然没有人看到。是一两个孩子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发现他尸体的。”
“他已死多久了？”
“没多久。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解剖尸体来确定死亡时问。”
“为什么在孟菲斯？”
“不清楚。要是有什么原因的话，至少我们还不清楚。”
福尔特里格一边考虑这些问题，一边啜饮番茄汁，芬克记笔记，谢尔夫潦草地写个不停。沃利·博克斯注意听每一个字。
“那张纸条怎么说？”福尔特里格问道，眼睛看着窗外。
“嗯，也许非常有意思。我们在孟菲斯的伙伴们已搞到一份，但不很清晰，几分钟后他们将设法传真给我们。看上去这张纸条是用黑墨水写的，比较容易读懂。有几段是他给秘书下达关于他的葬礼——他想死后火化——以及怎样处置他事务所里的家具的指示。纸条还告诉他的秘书，哪里可以找到他的遗嘱。纸条当然不会提到博伊特和马尔丹诺。然后，他显然想在纸条上用比克牌蓝色笔再加上几句，但他写着写着墨水用完了。加上的那些字非常潦草，很难看懂。”
“写的是什么？”
“我们不清楚。孟菲斯警察局掌握着这张纸条、手枪、药片，以及从汽车里取出的实物证据，麦克苏恩正在设法获得这些证据。他们在车子里发现了这支没有墨水的比克笔，而且这支笔似乎就是他想用来在纸条上再加几句的那支。”
“我们到达时，他们会拿到这些物证的，对吗？”福尔特里格问道。从他说话的口气可清楚地听出，他想一到孟菲斯就得到所有的物证。
“他们正在想办法搞，”特鲁曼回答说。严格地说来，福尔特里格不是他的上司，但现在这是一件诉讼案，不是调查案，它处于这位大律师的控制下。
“这么说来，杰罗姆·克利福德开着车来到孟菲斯，崩了脑袋，”福尔特里格对着窗外说。“就在审判前四星期。这件案子究竟还会发生什么怪事呢？”
这问题不需要回答。他们乘在车子上不吭一声，等着罗伊再说话。
“马尔丹诺在哪里？”他最后问道。
“新奥尔良。在我们监视之中。”
“半夜时他就会有一位新的律师了。到明天中午他将提出十几项申请，要求诉讼延期，声称杰罗姆·克利福德的惨死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宪法权利。没有律师的帮助，他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审判。我们当然要提出反对。法官会宣布在下周举行意见听证会，我们得去参加，我们得认输，这样得再需要六个月此案才能审判。六个月！你能相信吗？”
特鲁曼厌恶地摇了摇头。“至少它将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寻找尸体。”
那是必然的，罗伊当然已想到这一点。他需要更多的时间，真的需要，但他又不能承认这一点，因为他是公诉人，代表政府反对犯罪和腐败。他是正义的代表，正义在他这一边，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他都要准备着去克服邪恶。他已作了不懈的努力，促使此案尽快审判，因为他是正确的代表，他能使被告服罪。美利坚合众国一定会胜诉。罗伊·福尔特里格将带来这一胜利。
但他要找到博伊德·博伊特那该死的遗体，否则也许不可能使被告伏法，也不可能会有头版照片、哥伦比亚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也不会青云直上，登上国会山。
芬克看着特工特鲁曼说，“我们认为克利福德知道这具尸体在什么地方，你明白这一点吗？”
显然特鲁曼不知道这个。“你凭什么这样认为？”
芬克将他正在阅读的文件放在座位上。“罗米和我的关系说来话长了。二十年以前我俩一起在图莱恩法学院上学。他那时候就有一点疯疯癫癫，但很精明。大约一星期前，他给我家里打电话，说要跟我谈马尔丹诺的案子。他喝醉了，口齿不清，失去了自制力，不断唠叨着说这场官司他不能奉陪到底了。我感到吃惊，因为他是非常喜欢这种大案子的。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漫无边际地聊天，结结巴巴地说……”
“他甚至还哭哩，”福尔特里格插话说。
“对，他哭得像个孩子。开始我对这一切感到吃惊，但你知道，后来杰罗姆·克利福德所干的事情使我不再感到惊奇了，甚至连他自杀也不足为奇。最后他把电话挂了。第二天早晨九点他给我办公室打电话。他怕得要命，因为第一天晚上他说漏了嘴。他惊恐万分，不断暗示他也许知道那具尸体在什么地方，转弯抹角地探我口气，想知道他酒后讲胡话时有没有露什么马脚。于是我也就跟着做戏了。我感谢他前一天晚上给我透露消息。我一谢再谢，我可以感觉得到罗米在电话机的那一端直冒汗。那天他又给我办公室打了两次电话，晚上给我家打电话，又喝醉了酒。这几乎很滑稽，但我想我可以戏弄他一番，也许他会泄露点什么的。我告诉他说，我必须得跟罗伊说。罗伊已告知了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如今正在日夜跟踪他。”
“这真是搞得他神魂颠倒了，”福尔特里格帮腔说。
“对，他骂得我狗血喷头，但第二天又给我办公室打电话。我们一起吃午饭，那伙计精神崩溃了。他害怕地问我是否知道有关尸体的情况，我回答得模棱两可。我告诉他说，我们在审判前有足够的时间找到尸体，我又谢了谢他。他当时就控制不住了，开始指责我耍诡计，卑鄙缺德，行径可耻等等。我付了账就走了。那天晚上他给我家打电话，相当清醒，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我向他解释说，罗伊正在认真考虑要起诉他故意妨碍执法。这使他暴跳如雷。他说我们没有证据。我说也许没有，但他要被起诉、逮捕、审判，他就无法做巴里·马尔丹诺的辩护律师。他大叫大嚷，咒骂了十五分钟，然后挂掉电话，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了。”
“他知道或者说他过去知道马尔丹诺把这具尸体放在哪里了，”福尔特里格十分肯定地补充说。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们？”特鲁曼说。
“我们正想告诉您。事实上，托马斯和我讨论过了，就在今天下午，我们接到电话前不久，”福尔特里格淡然地说，好像在说特鲁曼不应该向他问这样的事情。特鲁曼向谢尔夫看了一眼，只见他紧紧抓着法律事务记录拍纸簿，在画手枪。
福尔特里格喝完了番茄汁，将空罐头扔进垃圾袋，双腿一交叉，说道，“你们这帮伙计追踪克利福德的行动应该从新奥尔良一直到孟菲斯，弄清他走哪一条路？沿途有没有朋友？他在哪里停过？在盂菲斯他见到了谁？毫无疑问，从他离开新奥尔良到他开枪自杀这段时间里，他一定跟人说过话。你难道不这样认为？”
特鲁曼点头同意说：“这段路车子要开很长时问。我相信沿途他一定要停留。”
“他知道尸体在哪儿，他自杀必然计划过的，那么就有告诉过别人的外在可能，你看是吗？”
“可能？”
“想一想，拉里。设想你是他，是一位律师，当然这决不可能，你代表一位杀害美国参议员的凶手。设想这位凶手告诉你这位假设的律师他隐藏尸体的地方。这样，你们两个人，整个世界上也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这一秘密。这位律师贸然行事，决定自杀了事。你进行计划。你知道你将死去，对吗？你就准备药片，威士忌，枪和水龙带。好，你会把自己小小的秘密告诉他人吗？”
“也许。我不知道。”
“有一定可能，对吗？”
“可能性极小。”
“好，如果我们有一个极小的可能，那么我们必须彻底调查。我将先从他的事务所人员开始。弄清他什么时候离开新奥尔良的。核查他的信用卡。他哪里买的汽油？他什么地方吃过东西？他哪里弄到这支枪的？哪里买的药，哪里喝醉的？这里或那里有没有老婆孩子？沿路有没有律师是他的老朋友？要核查的事上千种，对吗？”
特鲁曼把电话递给谢尔夫。“要我们局里，叫海托华听电话。”
福尔特里格看到自己一发话，联邦调查局就立刻行动了，心中很高兴，他沾沾自喜地向芬克咧着嘴笑，在他们中间，在车盘底板上放着一只文件箱，里面塞满了档案、物证和文件，都是有关美利坚合众国与巴里·马尔丹诺那场官司的。还有四只箱子留在事务所了。芬克已把它们的内容记在脑子里，但罗伊可没有记住。他从档案里抽出一份，翻阅了一遍。那是一份厚厚的提议，两个月前由杰罗姆·克利福德提出的，至今尚未裁决。他放下这份文件，透过车窗向外看，夜色中，黑糊糊的密西西比景色飞驰而过。博格奇托通道就在前头。
这一趟外出时间并不长。他需要证实克利福德确确实实死了，而且真的是自杀。他必须弄清沿途所留下的任何线索，向朋友交代的话或与陌生人的随便谈话，以及纸条上最后留下的文字，这些对案子也许有帮助。但最多也只是碰碰运气而已。这以前在调查博伊德·博伊特以及杀人凶手的过程中已遇到过很多死胡同，这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6
一位身穿黄色运动服的医生从急诊室走廊尽头的转门快步走出来，与接待护士说了几句，接待护士坐在肮脏的滑动窗后面，用手指了指，医生便向黛安、马克和哈迪走去。他们正在圣彼得慈善医院住院部门厅的一个角落里，站在一台可口可乐售货机旁边。他只向黛安作自我介绍，称自己为西蒙·格林韦医生，而没有顾及站在边上的警察和马克。他说自己是一位内科医生，才接到他们的家庭儿科大夫打来的电话，她必须跟他进去。哈迪说马克由他来陪。
时间已是七点多，哈迪问道：“肚子饿了吗，马克？”
他不饿，但他想离开这个地方，于是回答说，“也许有一点儿。”
“我们去吃自助餐吧，”
马克满脑子想的就是里基，想他是否已把大拇指拿出嘴巴，不再吮了，是否已开始说话。他真有这样的转机，但他希望在里基从休克中清醒过来时自己能第一个接触他，他们有事情要商量。
万一医生或警察先走一步，里基把什么都说了，将马克所撒的谎都兜了底，那可怎么办？这事决不能发生，要是他们发现他在撒谎，他们将怎样处置他？也许他们不会相信里基，因为他失去了知觉，昏死过一会儿，这样他们反而可能相信马克。两种说法完全牛头不对马嘴，简直糟透了，令人不敢想象。
谎话越说越离奇，着实令人惊异。一开始撒了一个小小的谎，似乎很好掩盖，然后给人揪住了，只好再撒一个谎，接着又撒了一个。人们最初听信了你，照你说的去干了，而你却发现心里真想讲真话。他本可以向警察和他的母亲如实说的，详细介绍里基所看到的一切，而秘密依然是秘密，因为里基并不知道。
事态发展太快，不容他周密计划。他想把母亲带到房里，锁上门，倾吐衷肠，就此终了，免得事情闹得更糟。要是他不采取行动，他也许会被抓起来坐牢，里基会送进儿童精神病院。
哈迪端着盘子回来了，盘里是法国炸排和乳酪包，他自己两个，马克一个。
马克拿了一块法国炸排，一点一点地啃起来。哈迪大口吃起乳酪包来了。
“我说，你的脸怎么啦？”哈迪问道，嘴里大声咀嚼着。
马克摸了摸肿包，记起自己说过是在打架时揍肿的，就回答说：“嗬，没事。学校里打架打的。”
“哪个小孩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