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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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大概一两个月，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在这以后不久，他又寄给我一本《“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都是打漳州中学时得到的），他又在书上面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前一本我在当时还不易看懂，后一本比较易看懂些。这两本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真痛惜不已。
福建事变〔51〕与第五次 反“围剿”的开始
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我们应利用这一新形势，打破蒋介石正在准备的第五次“围剿”。根据这个简单的认识，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我的。
三军团奉命由福建向江西转移时，就便请示总政委，得知中央还要把赣东北区三千人的红十军南调，到中央苏区集中。红军主力不出闽浙赣边区，不去威胁南京、杭州，不做十九路军的掩护者，福建事变只能成泡影，是不能巩固的。蒋介石有钱进行收买，再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十九路军就会完蛋。金钱收买再加军事压力，这是蒋介石的惯技，只有对红军不灵。
我们不支持十九路军，中央苏区的一翼失去了依托，政治上拆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福建事变很快失败了，蒋介石准备了一年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像这样一件天大的事，中央不讨论，前方司令部也不开会讨论。丝毫也不重视粉碎第一、二、三次“围剿”的经验，更不重视战场指挥者的经验。这种主观主义在当时很使人着急。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对他们的军事路线错误也就有了深一层体会。特别是把一、三军团分开作战，使我军不能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如：保卫黎川的是一个五六百人的独立团，蒋介石以三个师进占黎川。失去黎川，这是必然的，不放弃就会被消灭。结果撤去独立团领导人的职，开除党籍，公开审判，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我当时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愤慨。说，为什么要审判他？要审判的人还多呢！
在黎川失守后不久，令三军团从福建泰宁向洵口（黎川东北）前进。在洵口与敌一个师遭遇而消灭之（三个团缺一个营）。这个营据守山顶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面无水，再有半天至一天时间，即可消灭，这算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领导者李德〔52〕不待围死之营消灭，强令三军团立即向硝石（黎川、南城之间）进攻，钻进硝石这个死地。当时黎川驻敌三四个师，南城、南丰各约三个师，硝石在这三点之间，各隔三四十里，处在敌军堡垒群之中心。我转入敌堡垒群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几乎被敌歼灭。泰宁以北之敌，发现我主力在黎川方面，有向泰宁进攻模样；黎川、南丰、南城之敌，亦有向硝石夹击消息。我速电反对上述命令，算是得到复电，允三军团撤回洵口，幸免被歼。
团村战斗
不久（约一九三三年九十月），敌以一个师守黎川，三个师向德胜关（福建江西交界）推进。团村是黎川城与德胜关之间、黎川城东约三十里的一个小盆地。时约十月初（注：团村战斗是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气凉爽，枫叶初红。某日，正红日东升，朝霞映射着德胜关，秋景宜人之际，敌以两师十二个团进至团村东十余里，离德胜关亦十余里；另以三个团组成的师进至团村以东三至五里，为第二梯队。近午，敌三个师倒品字儿形摆成。各敌到，即布置做工事，筑堡垒。我军预先布置一个师在敌正面钳制，分多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另以三个师（二、三、四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后约五六里之处，敌未发觉，亦不注意搜索。敌第一梯队两个师十二个团，各约展开一半兵力；二梯队之一个师（三个团）筹划做碉堡之事。信号一发，我正面之师积极佯攻，埋伏之主力（我三个师）同时猛烈突入敌之第二梯队，手榴弹声，机、步枪声，杀声相混杂。敌第二梯队大乱，波及第一梯队两个师亦乱；我正面佯攻之师乘机出击，敌遂全军大混乱，向黎川城乌龟壳内逃窜。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共约四万余人，我四个帅共约一万余人相混杂。当时尘土漫天，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杂其间，虽是猛虎突人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我以一万二千人，击溃三万余敌，仗虽打胜，俘虏不及千人，算是打了一个击溃仗，这也算是胜仗吧！但无后方补充的我军，这种击溃仗，实际意义不大，对敌打击意义也不大……“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这个战斗，虽实际意义不大，当时人马翻天的景象，却经常使人回忆。我在指挥所打摆子，冷透骨髓，看到当时情景，也就不冷了。因而有感，默念：
“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蒋介石发现我主力在团村方面，他即令泰宁方面之敌，向南推进。我方面军总司令部，把一军团调来了，使人高兴；可是在寸土不让的方针和对这一方针的机械执行下，仍然不敢让敌深入。一军团从正面突破敌军，三军团从侧面突不出去。只有一条隘路，深谷悬崖，敌防我侧击，尽将树木伐倒堵塞。足有三四个小时，才把障碍排除，敌已逃回乌龟壳了。如果让敌再前进四五十里，那一仗就打好了，敌之助攻方面（福建），就将失去作用，就将影响敌军主攻方面（江西、由北向南）。
敌发现我主力到了泰宁方面时，黎川方面之敌又向德胜关推进。从此以后，敌就采用扯钻战术，从中央苏区的东、西、北三面作向心推进，南由粤军堵防，使我中央苏区逐步缩小，即所谓竭泽而渔；而我方则完全招架战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敌从东向西进，即调三军团或者一军团去堵一下；以后则以三军团位置于广昌、白水、石城线，同敌七个师正面顶牛，一直顶了五六个月。敌在步、炮火力完全有效的掩护下，一次推进四五里，堡垒筑成后，再推进，我枪弹只有消耗，得不到补充。红军兵力五万，敌五十万；敌有全国人力、物力，我苏区则二百五十万人。在这样的物质力量对比下，去与敌拼消耗战，又怎样不失败呢？第二次进攻南丰城，我一、三军团和第九军团（约三千人）总共不到三万人；敌五个师集结南丰城，有坚固工事，说什么“要把敌挤出城来打”。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我们这样去进攻南丰城，是毫无胜利把握的。此役归我指挥，但他们的全部部署、命令已下到各军团，连迫击炮放列的位置都指定了。一、三军团平列在一线上，由西向东攻击，九军团由南向北攻击，战斗一天毫无进展，这样平分兵力的战斗部署，敌人反击哪一点，都有被突破的危险，又无法更改其部署。傍晚敌向我九军团出击，罗炳辉部撤走了，敌约两个师绕至三军团指挥部侧后里许，幸而还控制了一个新兵团未使用，即进行阻击。如果让敌发展，我一军团被截断在隘路口内出不来，有被消灭的危险。这次算是集中了兵力，但不是用在运动战，而是用在攻坚战。
广昌战斗
一九三四年一二月间，在泰宁地区之娥媚峰，我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要做长期准备，否则可能遭到和四方面军不能坚持鄂豫皖苏区同样的失败，这封信未得到答复。
三四月间，敌集中大量兵力进攻广昌。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为政委，实际上是李德为总司令，亲上前线，指挥坚守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必须估计敌军技术装备。他们不相信，而相信他们自己构筑的永久工事。我说，在自己没有飞机大炮轰击的情况下，就算是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今天敌军的装备下，是不起作用的。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广昌没有城墙，他们要派一个团做半永久工事。我说，采取机动防御，派一个加强连约二百人进占工事，吸引敌军进攻；我主力控制于城西南十里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敌进攻我守备阵地时，则相机突击敌外侧一点，求得消灭敌之一部。绘了配备图，做了作战计划，总算得到这位外国顾问同意了。
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他们看到了实际，黄昏后允予撤出战斗，放弃了固守广昌的计划，三军团遭到相当大的损失，撤至头破圩集结。他们对于红军的英勇顽强、战斗动作熟练和战术指挥没有批评。当时我既无炮兵，步、机枪子弹也很少，恐怕平均没有我们现在一次打靶的多。过去我们作战，就是突然袭击，坚决勇敢，灵活机动。丢掉自己的长处，现在来死拼硬打，当然吃亏。
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如何进行短促突击〔53〕，如何组织火力。我说，怎样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就有十次失败，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讲了四次“围剿”被我军粉碎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主要是方面军指挥上的错误，就是主力不集中。我举了上面的几次战斗例子：团村的待伏战斗，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作战，集中使用，就能消灭敌军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每战都同敌人拼消耗。敌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则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条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想停止半天消灭被围之最后一个营都不准，前方指挥者都没有这样的机动权，硬要叫军队钻到硝石，几乎把三军团让敌人消灭掉。我还说，你们坐在瑞金指挥的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灭，连迫击炮放在地图上某一曲线上都规定了。实际中国这一带的十万分之一地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只是问测的，有时方向都不对。我说，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我还说，这次广昌战斗你们看到了吧！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到现在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之不易。“崽卖爷田心不痛”，被送掉！
这段话是伍修权同志翻译的，李德没有发火。我知道没有全翻，如果全翻了，哪有不发火的道理呢？我请杨尚昆同志重翻了。这时李德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他跳我高兴。他继续骂我，说是因为撤掉我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意（撤职是事实，但不知为什么）。我说，根本没想那些事，现在是究竟怎样才能战胜敌人，这是主要的。我骂了他下流无耻，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虑了。但这次没有谈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只谈指挥上的错误。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实际对他的错误，只是举例说的。军事路线是服从政治路线的，政治上提出两条道路决战，不放弃苏维埃一寸土地，这就必然要产生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的单纯军事防御路线。
从广昌战斗后，同敌人一直顶到石城，顶了四个多月。其中在高虎垴打了一个小胜仗。这是利用特殊地形，采取反斜面山脚边，完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打的。他们抓了这点大做宣传，来说明他们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如何如何，借机会指定我写一篇证明他们的“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当我写了之后，他们就把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保留了，而不适合他们口味的部分却被删去。特别删去了“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而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一句，修改为相反的意思，即证明“短促突击”是正确的，同时经过修改后，没有取得我的同意就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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