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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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又于9月13日写信给胡乔木：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由这封信更可以看出在作诗方面毛泽东对郭沫若是如何尊重。
郭沫若接到了毛泽东再次寄来的两首诗，便又认真地进行了阅读，并尽可能地根据自己的眼光和理解，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根据郭沫若等人提出的意见，反复修改，于1963年12月首次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上。这就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定稿：
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文学》杂志在第五期上发表毛泽东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创作的诗词6首。发表之前，《人民文学》编辑部将这6首诗词抄送郭沫若，请他撰写诠释文章。郭沫若见到后，十分高兴，并致信毛泽东，对编排次序和个别字句提出修改意见。毛泽东即复信郭沫若，同意他对6首词的次序编排意见，并说：“‘七百里驱十五日’改得好。”
郭沫若在收到毛泽东的复信后，写出了诠释文章《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
5月9日，《人民文学》编辑部把郭沫若文章的清样送与他本人校阅，他又转呈毛泽东审阅，请毛泽东“加以删正”。对于郭沫若这篇诠释文章，毛泽东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说明他对郭沫若的诠释基本上是同意的。
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中，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诗词是“革命的诗史”，指出“这诗史不是单纯用言语文字记录出来的，而是用生命和鲜血凝铸出来的，要这样的诗词才真正值得称为创造性的革命文艺。”
十分有意思的是，在诠释毛泽东“词六首”的文章中，郭沫若为说明自己对毛泽东的诗词是如何反复琢磨，反复推敲，不断加深和准确理解，还谈了自己对毛泽东此前发表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的理解和认识过程。《忆秦娥·娄山关》的全文是：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郭沫若很自信地说了三大段话：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诗中所写）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70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
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秋天；下阙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这层，全词才好象豁然贯通了。
“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的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纠纠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
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郭沫若的推论从一般事理上看，应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不要说毛泽东写诗词不至于不顾时令，一般人也不应该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然而，郭沫若忘了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决不是一般书本知识和坐在书房中推论所能认定。事实上是，遵义地方有一点特殊，即使是在冬天（一、二月），也同时存有“西风”、“雁叫”、“霜晨”、“残阳”等自然景象。所以，毛泽东在看到这些话时，发现郭沫若说的还是不对，不符合原词中的本意，于是将它们全部删去，并以郭沫若的口气另写了一大段：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告诉我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100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月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毛泽东改写的这一段极为详尽的诠释，不但纠正了郭沫若的误解，也使其他注家的争论得以平息。不过，毛泽东自己在记忆上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错位，即他说的“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实际上第一次攻打娄山关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因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是1935年1月15至17日，而第一次攻打娄山关的确切时间应是1935年1月10日。这在当时担任攻占娄山关的红一军团二师团政委杨成武的《忆长征》一书“伟大转折”一节以及《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45页都有明确记载。由此也可进一步印证毛泽东所说的话：“解诗之难，由此可见。”因为有时甚至连作者本人也会记错，说错。
稍有遗憾的是，郭沫若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在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第5期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时，用的都还是郭沫若原来的不正确的解释。这可能是各报刊发表时未赶上看到毛泽东的改文。
一直到1991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毛泽东修改过的郭沫若诠释文章的手迹照片和有关说明文章，人们才有机会洞悉其中的原委。
总体说来，郭沫若以其诗人的激情、文学评论家的渊博和历史学家的深厚国学功底所作的精彩评述，不时有一些真知灼见，对于人们理解和欣赏毛泽东诗词的深邃含义，有很大的帮助。不过我们今天也应该承认，郭沫若在1963年12月以后写的对于毛泽东诗词的释文，明显受到“个人崇拜”思想的影响，有不少拔高溢美之辞和牵强附会之语。比如1965年2月为《清平乐·蒋桂战争》写的诠释文章《“红旗跃过汀江”》中，有这样一类的话：
主席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
主席的墨笔字每是随意挥洒的。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
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这‘四个第一’的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这里的“顶峰”和“四个第一”等都是当时的常用词汇，是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中众人都得跟着说的语言，我们不必因此苛责郭沫若，因为任何人都难以超越历史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但是那些穿凿附会的成分，毫无必要的政治说教和溢美之处，既背离了毛泽东本人的原意，又冲淡了原诗艺术欣赏的雅致，也给后人留下了訾议的内容，实在是大可不必的。
从1957年到1966年初，郭沫若发表了近20篇论述毛泽东诗词的文章。郭沫若是伟大的诗人。他学识渊博，又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他的有关文章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最高水平。郭沫若对毛泽东诗词的论述，由于他是着名的社会活动家，又是毛泽东的诗友，所以对毛泽东诗词中某些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有关想法比较熟悉。与此同时，又因为郭沫若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对毛泽东的旧体诗词中的典故非常熟悉，所以他的解释常使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因此，他的不少解诗文章传达出了毛泽东的诗外之音。毛泽东的一些最重要的信号，或者说最主要的政治意图，被郭沫若用诗歌和解诗的特殊方式充分展现了出来，而且为毛泽东所接受。可以说，郭沫若成了毛泽东诗词的第一解诗人。
●三、诗词唱和
郭沫若和毛泽东在诗词方面的交往，更生动地表现在他们之间写诗填词唱和方面。由此更鲜明真切地表现出郭沫若对毛泽东的尊敬以及他们二人之间的密切交往。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早在重庆谈判时期，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发表后受到一些别有用心者的诬陷和曲解，郭沫若即用《沁园春·雪》原韵，连着填了两首同词牌的词。这也可以看作是他们二人之间的首次诗词唱和。不过，那一次，原词既不是作者有意发表，郭沫若也并未把他用原词韵填的两首词送呈毛泽东看。这里姑且不谈。
像这样二人并未沟通的唱和，后来还有几次。如《试和毛主席韵》三首，题目分别是《念奴娇·小汤山》、《浪淘沙·看溜冰》、《水调歌头·归途》，与毛泽东的原词并无内容上的联系。我们也在这里省略。
真正可以从严格意义上说的诗词唱和，是在1961年的10月。
那正是中国人民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困难时期。此时，中苏两党已经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分裂。由于国际国内原因，中国人民处境正十分困难。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困难，共度难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用“反修防修”和“备战备荒”来作为鼓舞人的思想支柱和精神支柱。当时，全党全国人民对于“苏修”的憎恨程度实不下于帝国主义，甚至是在帝国主义之上的。也正是这一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不怕一时的困难，在各条战线（包括文艺战线）仍保持相当旺盛的战斗气势。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一段历史，实在还有些悲壮之情。
就在这一的年10月18日，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观看了浙江绍兴剧团晋京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白骨精的故事见于我国古代着名神话小说《西游记》。在小说里，孙悟空跟随师傅唐僧到西天取经，路遇白骨精，孙悟空凭其火眼金睛识破其假象，第三棒就把尸魔打倒，使它成了“一堆粉骷髅”，而且“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但唐僧听了猪八戒的馋言说骷髅是孙悟空玩的戏法，一气之下，断了和孙悟空的师徒关系。后来又遇到另外的妖怪，只得由猪八戒去请回孙悟空，终于又把妖怪打败，师徒又言归于好。绍剧对故事情节略作了改动，让白骨精自己说出所玩的伎俩，教育唐僧。郭沫若看后，觉得很好，便于10月25日写了一首七律，抒发自己的感受。诗曰：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这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唐僧，而且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千刀当剐唐僧肉”）。显然，郭沫若是以此诗隐喻当时的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影射他们向帝国主义妥协投降，却对中国凶相毕露。
郭沫若写好此诗后，将诗录呈毛泽东。一方面是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另方面也是想听听毛泽东对这首诗的意见。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写了一首和郭沫若的诗。全诗如下：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显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同意郭沫若的批判。这倒不是毛泽东不同意批判“苏修”，而是认为唐僧作为在中国妇孺皆知的一个文学艺术形象，不好和修正主义连在一起，只能把他看作中间派，而不能把他当作修正主义的艺术形象，更不能把他看作反面人物加以打杀。毛泽东在诗中委婉地指出：在鬼蜮成灾、妖雾重来的严峻形势下，除了需要“金猴奋起千钧棒”之外，还要教育争取唐僧这样分不清敌我的中间派（“僧是愚氓犹可训”）。这一认识，应该说是比“千刀当剐”的偏激要高明得多。郭沫若读了毛泽东的和诗后，受到很大的启发，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的确除了应该歌颂孙大圣，还应该让唐僧从悔恨中认识清楚，同时也让猪八戒觉悟。于是，当天（1962年1月6日）就用毛诗原韵，写了一首和诗送呈毛泽东。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
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
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
这首诗可谓大大提高了政策水平，毛泽东看后表示首肯，于1月12日给康生回信（不是直接复信郭沫若）说：
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同志，他的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近作咏梅词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