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不风流(短篇集)-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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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简直替自己害羞。这个敏感而脆弱的孩子是我吗？谁还能在我的身上辨认出他来呢？现在我的母亲已是八旬老人，远在家乡。我想起我们不多的几次相聚，她也只是默默地看着我忙碌。面对已经长大的儿子，她是否还会记起那张深情仰望着她的小脸蛋，而我又怎样向她叙说我后来的坎坷和坚忍呢？不，我多半只是说些眼前的琐事，仿佛它们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事情，而离别和死亡好像完全不存在似的。原本非常亲近的人后来天各一方，时间使他们可悲地疏远，一旦相见，语言便迫不及待地丈量这疏远的距离。人们对此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生活的无情莫过于此了。
六
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世纪末”这个词。编年和日历不过是人类自造的计算工具，我看不出其中某个数字比其余数字更具特别意义。所以，对于人们津津乐道的所谓“世纪末”，我没有任何感想。
当然，即将结束的20世纪对于我是重要的，其理由不说自明。我是在这个世纪出生的，并且迄今为止一直在其中生活。没有20世纪，就没有我。不过，这纯粹是一句废话。世上每一个人都出生在某一个世纪，他也许长寿，也许短命，也许幸福，也许不幸，这取决于别的因素，与他是否亲眼看见世纪之交完全无关。
我知道一些负有大使命感的人是很重视“世纪末”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旧的世纪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对新的世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总之新旧世纪都不能缺少他们，因此他们理应在世纪之交高瞻远瞩，点拨苍生。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渺小，对任何一个世纪都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当别人站在世纪的高峰俯视历史之时，我只能对自己的平凡生涯做些琐碎的回忆。而且，这回忆绝非由“世纪末”触发。天道无情，人生易老，世纪的尺度对于个人未免大而无当了罢。
1996。7
生命中的无奈生命中的无奈
这是妞妞六周年的忌日，天色阴郁，我打电话问候雨儿。她说，她记得六年前的今天是晴天。她还说，妞妞现在该在上小学了。她只能说这些，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多么无奈。这些天，我曾经回到我们共同养育妞妞的屋子，那里已经面目全非，只在一个被遗忘的顶柜里塞满了妞妞的玩具，仍是当年我存放的原样，我一件件取出和摩挲，仿佛能够感觉到妞妞小手的余温。毋需太久，妞妞生活过的痕迹将在这所屋子里消失殆尽，而即使我们能够把这所屋子布置成永久的博物馆，我们也仍然不能从中找到往事的意义。
在把《妞妞》一书交付出版以后，我自以为完成了一个告别的姿态——与妞妞告别，与雨儿告别，与我生命中一段心碎的日子告别。我不去读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它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座坟，我垒筑它是为了离开它，从那里出发走向新的生活。然而，我未尝想到，在读者眼里，它仍然是一本书。我无法阻挡它常常出现在畅销书的排行榜上，无法阻挡涌向书摊书店的大量盗印本，无法阻挡报刊上许多令人感动的评论。那么，也许我不应该把如此私密的经历公之于众，使之成为又一个社会故事？或者相反，正因为它不只是一个私人事件，还蕴含着人类精神的某种相同境遇，我便应该和读者一起继续勇敢地面对它？
可是我知道，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勇敢。我相信我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一切，我甚至敢于深入到悲剧的核心，在纯粹的荒谬之中停留，但我的生活并不会因此出现奇迹般的变化。人们常常期望一个经历了重大苦难的人生活得与众不同，人们认为他应该比别人有更积极或者更超脱的人生境界。然而，实际上，只要我活下去，我就仍旧只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依然会被卷入世俗生活的旋涡。譬如说，许多读者对于我和雨儿的终于离异感到震惊和不解，他们希望得到一个比一般离异事件远为崇高的解释。事实却是我和雨儿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苦难和觉悟都不能使我们免除人性的弱点。即使我们没有离异，我们仍会过着与别人一样的普通的日子。生命中那些最深刻的体验必定也是最无奈的，它们缺乏世俗的对应物，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被日常生活的潮流淹没。当然，淹没并不等于不存在了，它们仍然存在于日常生活所触及不到的深处，成为每一个人既无法面对、也无法逃避的心灵暗流。
我的确相信，每一个人的心灵中都有这样的暗流，无论你怎样逃避，它们都依然存在，无论你怎样面对，它们都不会浮现到生活的表面上来。当生活中的小挫折彼此争夺意义之时，大苦难永远藏在找不到意义的沉默的深渊里。认识到生命中的这种无奈，我看自己、看别人的眼光便宽容多了，不会再被喧闹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在评论《妞妞》的文章中，有一位作者告诉我，陪着我的寂寞坐着的，另外还有很多寂寞；另一位作者告诉我，真正的痛点是无从超越，没有意义能够引渡我们。我感谢这两位有慧心的作者。我想，《妞妞》一书之所以引人心动，原因一定就在这人人都摆脱不了的无奈。
1997。11
一本不问有什么意义的书
——《妞妞》后记
1992年底，在妞妞死后一年，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开始写这本书，于1993年7月写出初稿。1994年7月，完成第二稿。此后，我便把稿子搁了起来，一搁又是快两年。我对它不满意，想再改一改。然而，我终于发现我无法把它改得使自己真正满意了，决定只作必要的删节，便立即交付出版。
我不知道这本书该怎样归类。它不像小说，因为缺乏小说的基本要素——情节的虚构。它也不像散文，因为篇幅太长。它好像也不能归入报告文学一类，因为它的主角只是一个仅仅活到一岁半的婴儿，并无值得报告的事迹。最后我对自己说∶就让它什么也不像吧，它只是我生命中的一段历程，这段如此特殊的历程本来就是无法归类的。
这本书第二稿完成后，应《中国妇女报》一位编辑的要求，我从书稿中摘选出了很小的一部分，在她供职的这家报纸上连载。我为摘登写了一个小引，比较准确地表达了我写这本书的动机，现抄录在此——
我为妞妞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妞妞》，还有一个副题：“一个父亲的札记”。妞妞只活到一岁半，而离开我已经快三年了。妞妞活着时喜欢玩书，抓到随便一本书便会快乐地喊叫：“妞妞的书！”这声音一直在我的头脑里盘旋，叮嘱我写出了这本真正属于她——至少是关于她——的书。
当然，这本书也是为我自己写的。一个昙花一现般的小生命，会有多少故事呢？可是，对于我和我的妻子来说，妞妞的故事却是我们生命中最美丽也最悲惨的故事，我不能不写。妞妞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患有绝症，带着这绝症极可爱也极可怜地度过了短促的一生。在这本书中，我写下了妞妞的可爱和可怜，我们在死亡阴影笼罩下抚育女儿的爱哀交加的心境，我在摇篮旁兼墓畔的思考。我写下这一切，因为我必须卸下压在心头的太重的思念，继续生活下去。
如果有人问，这本书对世界有什么意义，我无言以对。在这个喧闹的时代，一个小生命的生和死，一个小家庭的喜和悲，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本书是不问有什么意义的产物，它是给不问有什么意义的读者看的。
意想不到的是，在我今天把这本书交付出版时，不但书中讲述的这个小生命已死去四年多，书中讲述的这个小家庭也不复存在了。
我和雨儿分手了。
直到现在，仍然常有不知情的好心人关切地打听我和雨儿是否又有了孩子，我不知所对。
不可能再生一个妞妞了。那唯一的妞妞因此而永恒了。
我当然相信，不管今后我和雨儿各自将走过怎样的生活道路，我们都永远不会忘记妞妞，不会忘记我们和妞妞一起度过的日子。
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朝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谨以这一信念与雨儿共勉，并祝愿她从此平安。
1996。3
生命中的无奈海滩上的五百六十二枚贝壳——《妞妞》新版自序
一
四月即将来临，空气里飘荡着春天的气息。妞妞出生在十年前的四月。这个时候，我无法拒绝这样一个建议：给《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出版一个插图珍藏本。
在我一生中，我从未觉得岁月像最近十年这样倏忽易逝。我还是我，但生活的场景已经完全改变，和妞妞一起度过的五百六十二个日日夜夜被无情地推向远方，宛如被潮汐推到海滩上的五百六十二枚贝壳，那海滩绵亘在死寂的月光下，无人能够到达。我知道，所有的贝壳已经不再属于我，我不可能把其中的任何一枚拾起来握在手里。当我自己偶尔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仍然会流泪，但泪水仿佛是在为轮回转世前的另一个我而流了。上帝啊，你让人老，让人死，你怎么能不让人麻木！人的麻木是怎样地无奈，我们没有任何办法留住人生中最珍贵的东西，我们只能把它转换成所谓文本，用文本来证明我们曾经拥有，同时也证明我们已经永远失去。
既然文本是唯一能够持久的存在，我何必要拒绝给它一个隆重的形式呢？
二
其实，作为文本的《妞妞》从来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我的意思是说，它真正讲述的不是一个小家庭的隐私，而是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曾经不太自信，在某些责难面前感到过惶惑，是来自读者的声音给了我一个坚定的认识，从而也给了我坦然。
请允许我从偶然读到的报刊评论中摘引一些话——
“我觉得，周国平为他女儿著这部书是他为捍卫生命的尊严以笔为刀与死亡所做的一场肉搏战。”（朱海军，《今晚报》1997年4月11日）
“当我买下了那本摆在书架上的《妞妞》，读完了周国平满纸的冷峻和温柔，我想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都是妞妞。”（柳松，《南昌晚报》1997年7月17日）
“《妞妞》是为除周国平之外的另一个或其他许多的寂寞而写的。周国平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陪着他的寂寞坐着的，另外还有很多寂寞。”（黄集伟，《齐鲁晚报》1997年8月23日）
“作为妞妞的生父，周国平有着许多难以超越的亲子之情，所以他不可能奢谈意义。而作为没有过妞妞的我们，又无从超越。但我们渴望超越，渴望通过意义引渡我们。这才是我们的痛点……”（陈荷，《文艺报》1997年8月30日）
这些话所表达的当然不是对一个私人不幸事件的同情，而是对人的一种存在境况的共感。我默默感谢这些评论的作者，他们的理解使我相信了《妞妞》的意义不限于妞妞。
三
也是从报刊上知道，《妞妞》作为一个文本，还有另外的解读方式，我且在这里一并录下备案。
首先传递有关信息的是王一方先生，他在主持一次书面座谈时提到：《妞妞》一书“被美国医学人文学专家奉为当代中国人文医学的启蒙之作”。（《中国文化报》1998年10月1日）后来，听说又有一些报刊报道了类似消息，但我没有读到。直到前不久，读到了一则稍微详细一点的报道，其中说：“在美国，有两所著名的医学院——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院和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已将《妞妞》一书作为案例编进了讲义，讲义科目为医学伦理学。所以在美国，《妞妞》被称为‘中国医学人文学的重要作品’。如此判断理由充分：《妞妞》不仅仅是一个作者亲历的悲情故事，而且它还展现出一个鲜活的病人世界。”（《北京晚报》2000年1月10日）紧接着另一则呼吁“医学需要人文关怀”的报道也认为，《妞妞》一书“给中国公众提供了一个反省现代医学观念与制度的生动案例”。（《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2日）
我没有对上述消息进行核实。我自己明白，我的书当不起相关的评价。不过，如果它真能推动人们反省今日医学的非人道状况，我当然觉得是好事。
四
在中国大陆，《妞妞》一书出过两种版本，一种是收进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出版的《周国平文集》第5卷中的本子，另一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的单行本。后者在出版时被做了少许删节，现在的这个版本悉数予以复原，因而是第一个完整的单行本。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书商的炒作，没有媒体的吆喝，《妞妞》自己走进了读者中间——
1998年的一天，我意外地获悉，它获得了首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
来自全国的千百封读者来信；
早出的两种版本，3年累计印数已达9万5千册。
当然，还有盗版。《中国图书商报》1998年1月16日报道：“保守的估计，《妞妞》一书的盗版数至少在20万以上。”有一个时期，我自己目睹盗版本遍布北京的书摊。直到现在，各地仍不断有新的盗版本流向市场。我之所以愿意出版这个新版本，也是希望它的发行能对盗版起一定的抑制作用。
我听到过一个很个别也很刺耳的声音，但我不想复述。大江健三郎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结识类似的心灵，否则他也会被讥讽为依靠儿子的残疾赚取了诺贝尔奖金。
五
最后我要告诉读者，现在我又有了一个女儿，和妞妞一样可爱，但拥有妞妞所没有的健康。当然，我非常爱她，丝毫不亚于当初爱妞妞。我甚至要说，现在她占据了我的全部父爱，因为在此时此刻，她就是我的唯一的孩子，就是世界上的一切孩子，就像那时侯妞妞是唯一的和一切的孩子一样。
这没有什么不对。一切新生命都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都是令人不得不惊喜的奇迹，不得不爱的宝贝。
可是，当我看着我的女儿一天天成长，接近然后越过了妞妞最后的年龄，当我因为她的聪明活泼而欢笑时，常常会有一个声音在我心中响起：妞妞，妞妞太可怜了！于是我知道了，尽管我今天有幸再为人父，经历过沧桑的心毕竟是不一样的了。妞妞并未远离，她只是潜入了我心中最深的深处，她始终在那里为自己的人间命运而叹息。
我感谢上苍又赐给了我做父亲的天伦之乐。但是，请不要说这是对我曾经丧女的一个补偿吧，请不要说新来的小生命是对失去的小生命的一个替代吧。我宁可认为，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