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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6明的阶梯--历史上最有影响的33部书-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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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那样一个大的体系框架当中,《文心雕龙》的每个部分,及每部分当中对每个问题的研究,也各自都有一个相对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体系结构;换句话说,对它提出的每个问题,都建立和阐释了一套理论的概念和范畴。除体与性、风与骨、通与变、体与势、情与采、熔与裁、隐与秀等对立统一的范畴作为重大问题专篇讨论以外,在讲到风格时,就提出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而且解释了每种风格形成的原因和构成的因素;在讲构思时提出了神与物、言与意的范畴;讲文体的新变问题时,提出奇与正的范畴;讲夸张问题,又将夸张概括为“夸而有节,饰而不诬”与“夸过其理,名实两乖”两种,等等。这样众多理论概念和大小范畴的建立,使全书每个微观局部显得“如网之在纲,有条而不紊”,从而也给读者提供了一套理论方法或工具。如果你精心观察一些著名的建筑物,譬如北京的雍和宫和其他许多殿堂楼阁,你会觉得,这些建筑物外观宏伟,其内部每一根梁、柱、檩、椽不仅配搭得和谐美观,而在其力学结构上又是多么合理,多么不可缺少,你会为设计者的匠心而惊讶。

  同样,当你剖析《文心雕龙》的内部结构,你会感到“体大虑周”这四个字的评语是何等的恰如其分!篇幅所限,仅举两例以观其布局结构的匠心。

  如,文体论部分当中,在论述各种文体时,一律都遵循四条基本纲领进行:1。“原始以表末”,即追溯该文体的起源,叙述它的演变;2。“释名以章义”,即说明这种体裁名称的来源和意义;3。“选文以定篇”,即举出一些代表性的作品加以分析评论;4。“敷理以举统”,即在前三项的基础上,阐述其写作道理,总结出它的基本特点和写作要求。这样,使文体论各篇不仅是讨论某种文体的特点和写作规律,同时又具备了各体文学史的性质,两个方面相得益彰。

  再如,如何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自古就是个大问题。俗话说“知音难逢”,正像一个人真正被别人理解或真正理解别人,都是不容易的。文学批评史上常有“竞今疏古”或“贵古贱今”的风气,更有“文人相轻”的恶习;批评者的爱憎好恶、品德修养、学识高低、阅历浅深,各不相同,而文学作品又是各式各样,变化万千,不可能有全能的作家。所以刘勰认为,这都使

  文学批评很难做到恰如其分,正如常有错把凤凰说成野鸡、把珠玉视为碎石、把麒麟当作獐子的现象一样。如班固和傅毅是同代人,作品水平差不多,而班固却讥笑傅毅“下笔不能自休”;陈琳与丁廣各有千秋,而曹植却贬低陈琳,赞赏丁廣。 像楼护信口雌黄,竟说司马迁是学习东方朔,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又认为,混乱的批评可能使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被埋没,刘歆担心扬雄的《太玄》会被人们拿去盖酱坛子,实在不是多余的忧虑。对此,刘勰深为感慨和惆怅。他在《文心雕龙》中专门写了《知音》篇,提出正确的文学批评,首先要客观地反映作品实际,不能怀有“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和“信伪迷真”的偏见,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爱憎”。第二,批评者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说:“操千曲而后晓音,观千剑而后识器。”第三、应当做到“六观”,即从六个方面去观察分析作品:“一观位体”,即看作品的内容、思想、情感与其选择的体裁是否恰当:“二观置辞”,即看文辞在表达思想情感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即看其对前人的优秀创作是否有所继承和创新:“四观奇正”,即看其在文体的新变问题上,是一味追求新奇,还是既新颖而又不违背正常法度:“五观事义”,即看其举例或运用典故是否恰当:“六观宫商”,即看其音韵声律是否谐美。刘勰提出按上述六个方面进行文学评论,是否已经全面而深刻,可以另作别论;仅就其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文学批评与鉴赏的方法而言,就是文学批评的一大进步。

  珍宝不朽反而愈辉《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对它以前的文学发展历史、创作经验、理论成果的全面总结和高度概括。这一体系中所包涵的理论概念、范畴,有许多至今还活跃在我们的文学或美学的理论语汇当中,如文思、意象、风骨、情性、文采、壮丽、新奇等。我们今天有些术语由《文心雕龙》术语的变化和发展而来,如《熔裁》篇“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辞谓之裁”。这里说的“熔”,就是今天所说的“提炼主题”,或“提炼中心论点”;这里说的“裁”,就是今天说的“剪裁”,区别处在于,这里只是“剪裁浮辞”,而今天则是包括内容上的取舍。有许多重要理论问题,刘勰论述得相当精辟,至今不能认为是陈旧无用的。略述几点如下:刘勰认为文学是客观现实与作家主观感情相互作用的产物。他说,“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物色相召,人谁获安?”“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是说,“物”是客观存在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是人所具备的,丰富多采的客观事物引起了人们感情的波动,于是发而为文辞,形成文学作品,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各种事物时刻都在触动着人们的情感,有谁能无动于衷呢?他要求文学创作既要宛转入微地刻画客观事物的面貌,又要委曲细致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他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他不满意那种一味描绘山水风光而没有深情远志的作品,他批评“近代以来,文贵形似”,“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的创作倾向。可见,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刘勰的思想既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又排斥纯客观的自然主义,充分重视了文学要表达思想情感的特质。

  他的论述中鲜明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公式:物(客观现实)——情(作家思想感情)——文(文学作品)。更为可贵地还在于,他认为文学是社会和时代的反映;文学的发展变化,是由社会情况、时代面貌决定的。他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指出,建安文学悲歌苍凉的风格特征,根源于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刘勰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文学作品要做到内容形式的统一,不可偏废。他打比喻说:水有虚柔易动的本性,才能泛起波纹;树木有坚实的树干,才能开出茂盛的花朵,这就好像形式依附内容而存在,受内容决定;虎豹身上要是没有花纹,它的皮子就与狗皮羊皮一样不漂亮、不贵重;犀牛皮质地坚韧,可作战甲,只有涂上红、黑油漆花纹图案,才能漂亮而贵重,这就好像内容要靠形式来表现。但刘勰并不把二者等同看待。他认为,文章的美好,归根到底还是取决于内容,而不是形式,正如涂脂抹粉只可起一些装饰作用,真正的漂亮还在于眼睛和脸形生得好看。他批评南朝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形式主义文风,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

  在继承与创新问题上,刘勰的论述更为精彩。他认为,文学要不断创新,要“日新其业”,永远老一套,就没有可能超过前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但新变不一定变得好,也可能越变越坏,新的不一定是好的。如何保证文学创作向好的方向变?他主张处理好“通(继承)”和“变(创新)”的关系,要“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即要看清文坛的发展趋势,来创作动人的作品;同时也要参考古人的优秀作品,来确定写作的法则。他认为,只有善于创新才能持久,只有善于继承才不会贫乏,“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刘勰鼓励作家要有“趋时(适应时代要求)必果,乘机(抓住时机)无怯”的变革精神,并说:古来作家,一代接一代,“莫不参五(错杂)以相变,因(继承)革(革新)以为功。”这些论述表现了刘勰辩证的发展的文学观念。

  在作家与风格的关系上,刘勰认为作品风格是作家个性的外貌,要求作家加强学习以形成优美的风格。他把作家的个性归结为才(才华)、气(气质)、学(学识)、习(习惯)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又分别有庸(平凡)与俊(杰出)、刚与柔、浅与深、雅(正)与郑(邪)的不同。刘勰认为正是作家个性的这种差别决定了作品风格的不同,才形成了文坛上变化万千。

  他说:作品中文辞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总是与作者的才华一致;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弱,与作者的气质一致;作品所写事件及其意义的浅陋或精深,不会与作者的学识相反;作品风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与作者的习惯不同。总之,“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又认为,作家个性中的才华和气质是各人的先天禀赋,学识和习惯是后天陶冶学习而成的。但他并不认为天赋决定一切,他说:天赋是有的,但开头时的学习方向很重要,这正像凿木染丝,决定于开初要凿个什么样子,染什么颜色,一旦凿成染成,要再改变,可就困难了。他时时提醒作家要重视学习:“积学(积累学识)以储宝,酌理(辨明事理)以富才“,”才自内发,学以外成“,”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对初学写作者无疑是有益的教诲。

  《文心雕龙》可供今日继承或借鉴的内容,自然远远不止以上所述,而令人惊异的是,作为一份古老的文学理论遗产,它不是像蜡烛一样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渐趋熄灭,不是像钟声一样随着空间的扩大而渐趋微弱,而是像奇珍异宝一样越来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自从九世纪初,《文心雕龙》越出国界传到日本,19世纪传到欧洲,至今国外不仅已有许多译本,专供研究用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这说明《文心雕龙》的理论成就及其历史贡献,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注目。据统计,从沈约至章太炎,对《文心雕龙》或品评、或采摘、或引证、或考订的历代著名学者,达80多人。章太炎以后,有关《文心雕龙》的论文和专著则难于统计,仅1962年全国报刊登载的研究论文就有四百多篇。当时学术界称1962年为“《文心雕龙》年”。但是,《文心雕龙》虽然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却都没能全部地理解它和把握它,而且越是后来的研究者,越认为前人对它的肯定不够,对它的价值认识不足。这也是一大奇特现象。《文心雕龙》中有许多理论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及其意义,至今还没能完全把握,需要继续探索和阐发。《文心雕龙》对于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的价值是巨大的,对此,学术界没有异议。如今《文心雕龙》已经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已经普及到普通的文艺爱好者当中,被应用于一般的文艺理论教学和文艺评论当中。

  布衣寒素的刘勰,没能实现他那“奉时骋绩”的理想,却极其出色地做到了“独善垂文”。他没有婚娶,没有子嗣,《文心雕龙》的为流布,使他获得了永恒的存在。 
  

  
23 天地间纵横英雄气——《三国演义》
 
  说起中国历史,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是三国时期。这并非得益于史书《三国志》,而是得益于《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是我国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长篇历史小说,至今仍深受读者的喜爱。

  从三国历史到《三国演义》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开始于公元220 年曹丕代汉称帝,改国号为魏。次年,即221 年,刘备在四川称帝,这就是蜀汉,简称蜀。

  孙权在222 年改元黄武,229 年在江东称帝,这就是吴。魏、蜀、吴就是我们说的三国。公元263 年,魏先灭蜀汉;265 年,司马炎废魏建晋。280 年,晋灭吴。

  至此,三国被晋消灭,归于统一。所以,历史上讲的三国时期是从220 年到280 年60年的历史。不过,从公元212 年孙权移到建业(今南京),次年曹操自立为魏公,又次年刘备入成都做益州牧开始,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当然,要探究三国的形成过程,就要追溯到公元184 年的黄巾起义。因为从这时起,汉帝国已开始动摇,而建立三国的统治集团就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因此,一般人心目中的三国的概念包括了从公元184 年黄巾起义到280 年司马炎统一全国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三国演义》所描写的正是这一段历史。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到公元184 年,终于酿成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为镇压起义,各军阀招兵买马,于是群雄蜂起。这时,宫中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也更激烈。公元189 年,外戚何进为除掉宦官蹇硕等,招凉州军阀董卓进京。董卓一入洛阳,就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企图夺取大权。

  于是在公元190 年,以袁绍为首的十路军从组成“关东军”,讨伐董卓,军阀混战由此开始。在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各军阀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董卓被杀后,袁绍、袁术、曹操的势力最为强大。公元200 年,曹操与袁绍决战于官渡,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经过几年奋战,曹操统一了北方。208 年,曹操率十多万大军南下攻下荆州,要渡长江打孙权,实现统一。结果,孙权、刘备联合起来,火烧战船,大败曹操,这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这一战,彻底打破了曹操统一全国的计划,稳定了孙权的地位,也为刘备进入益州提供了条件。之后,曹操退回中原,屯田练兵,准备再战,但经过四、五年苦战得到的汉中,到219 年又为刘备所得。220 年,曹操病死,曹丕废汉帝建立魏国,但一直无力统一全国。刘备在赤壁之战后,进入四川,221 年建立了蜀汉。此间,关羽曾从江陵北攻曹操,形势有利,但吴兵却乘机袭击其后方,占领江陵,杀死关羽。222 年,刘备为了报仇,大举攻吴,结果在猇亭惨败,被迫逃回,第二年便病死了。儿子刘禅继位,诸葛亮辅政。此时,蜀国处境艰难,诸葛亮通过“七擒七纵”降服孟获。又通过六出祁山,稳定北方。但最后一次,却病死于五丈原。诸葛亮死后,蜀国内部矛盾加剧,加上连年战争,民力疲敝,终于在263 年,被司马昭灭掉。两年以后,司马昭病死,儿子司马炎逼曹奂让位,自己做了晋朝皇帝,魏亡。

  东吴方面,孙权死后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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