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力中思索-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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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二：您刚才讲的非常强调理性，我想问你对非理性怎么看？另外我想问一下，现在很多人学习西方文化都是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去接受西方文化的，所以他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都是“忘我”的，忘记了自己的主体性，您认为应该怎么样才是正确的？
答：后面这个问题跟刚才讲的有些联系，就是你学西方不是一种单纯学者的立场，看看西方人说了一些什么话，这个在纯粹学者圈子里的学习效果是不大的，即算你学到了一些东西，你也仅仅是了解了一些外国的事情而已。而我强调的是你从现实出发，从人生的感受出发，从自己的生存处境出发，这就使你的学习有内容，有生命力，你就会有一种热情，你渴望获得一些东西。当你发现有些提法能够解决问题时候，你就会感到一种痛快。再就是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西方也有非理性的思潮，一般说西方传统中理性是一条主线，而非理性思潮是一条副线，当然这方面也很重要，没有这一方面你就不可能全面了解西方。但是这种非理性和我们东方的非理性是很不相同的。因为东方你要说理性嘛，也不能说没有，但是东方是以非理性为它的主线的，中国人是以实用、特别是政治实用为核心的，李泽厚说是一种“实用理性”，只要实用，我不管它理论上是否站得住脚都要去做。所以东方的非理性和西方的非理性不一样，就在于这种地位不一样。西方的非理性始终处在理性的框架之下，所以它有它的不同的特点；而东方的非理性自古以来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今天还多半是这样，我们一讲就是强调人的情感，强调人的心性。理性这个东西中国人一般不太看重。非理性在中国是更带有全局性的东西。理性的逻辑推理只是附带的，甚至于你讲多了人家对你还有不好的看法，说你巧言善辩，“巧言令色”，那么你再说得头头是道，你说的话也值得怀疑。中国人相信一个人的话，主要在于看它是不是打动了我的情感，并不在于逻辑上是不是前后贯通。所以逻辑上是不是矛盾在中国人看来不是一个问题，逻辑上完全矛盾的，中国人也可能坦然接受。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一种社会风气来提倡就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总要有受益者嘛！否则你怎么能够“利人”呢？只能是损人而不利己。文革期间对立的两派各自都用一条毛主席语录来攻击对方，就没有一个人出来用逻辑的方法把毛主席语录拿来分析一番，当然那样做是要杀头的，问题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分析一番，而是每个人都觉得有人撑腰、理直气壮。当然一般说来，理性和非理性是不可分的，西方的理性有它的非理性的根源，这就是自由，我们刚才讲了“自由的理性”和“理性的自由”，每一方少了对方都不能成立。自由意志就在于不能用理性把它必然地规定下来，规定下来就不是自由了。但是这种自由本身又有它的自由规定，有它的一贯性，我今天自由明天还想自由，所以我就得把自由保持在今后也能够自由的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就不是外来的规定了，而是自由本身的自律。所以自由本身内在的有它的理性。而理性内在的又有它的非理性，比如说，你运用自己的理性，那是你的自由。康德讲运用自己的理性你要有勇气，有勇气，这就是理性中的自由，你不要受权威的束缚和恐吓，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理性和非理性相互有一种相通之处，当然也有相分裂的地方，相对立的地方。所以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往往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比如佛家中讲渐悟和顿悟，宋明的理学和心学，西方基督教的理性和信仰，近代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有这种对立的因素。但是骨子里头它们有一种辩证的关系。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我们就把握到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或者中国文化的精髓。
学生三：我对西方的启蒙思想有一种基本的认同，但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尴尬的情况，比如说伊拉克问题，朝鲜问题，有的同学说伊拉克很糟糕，朝鲜很糟糕，但是另外有人就主张文化相对主义，说人家朝鲜好好的，过得很开心，你把民主强加给他，这对他们是一种残忍。我想就此请邓老师关于美国对伊拉克的关系谈点看法。
答：这个问题，当然具体地你可以去揪他，如美国打伊拉克，该不该这样做，方法对不对，或者有些什么样的情绪掺杂在里面，这些你都可以批评。但是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我们认为虽然美国打伊拉克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们是反对的，但是从总的倾向来看我觉得是对的。包括朝鲜，当然看起来无害，但是他整天在那里穷兵黩武，总想要挑起什么，这个就很危险。其实中国人也不希望朝鲜搞核武器，希望朝鲜半岛保持一种无核状态。因为谁知道呢，他手里一旦有了核武器，说不定一时兴起就给你扔一个，叫你吃不了兜着走。美国当然也有核武器，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他打伊拉克也是这样，比如说他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花大量的美元去研制精确制导炸弹。这个跟那些恐怖分子就大不相同，那些人就是要造成大量的伤亡，死的人越多越好，不管是军事人员还是无辜平民。所以如果不能消灭核武器的话，我们还是宁可美国、中国这样的国家，这些“负责任的”国家拥有核武器，不想看到恐怖主义者或者恐怖主义温床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两个原则你可以选择一下你愿意要哪个，一个是启蒙理性之上的原则，一个是前启蒙的原则，如宗教狂热分子，原教旨主义者，他们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比较能够接受欧美的启蒙理性原则，觉得这个原则还可以保持一个基本的和平环境，至少能够给和谈、对话提供一个基础。事实上大家也在这么做，包括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谈判虽然不断地为情绪化的东西所中断，双方打来打去，但大家都意识到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靠谈判嘛，谈判就不能讲情感，要讲理性，不然谈个什么呢？大家都打下去死光了算了！但是还是有些老百姓他愿意活啊，他们不愿意像哈马斯那样。其实哈马斯已经不得人心了，阿巴斯为什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就是他代表了老百姓的这样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从哪里来？从原教旨主义那里是得不到的，只能够从西方价值那里找到。所以西方人他认为这是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没错，他是普世价值。不管你对他采取敌对态度还是友好态度，你将来你总要按照这样一条价值观来和他进行谈判，哪怕你是敌人，你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上面来。这才叫公平，你要活别人也要活嘛！美国他也不是就占领了伊拉克把它当作自己的领土，他还是让你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定了就走嘛。当然他有他的利益，我们不能太天真，但是大的原则他是对的。
学生四：邓老师您好！刚才您说到文化之间的互动，讲到美国宣扬儒家思想，然后到中国就批判传统文化。我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借助于方鸿渐这样一个形象，讽刺他在大学里面读不了什么课程，转了很多系，最后去留洋是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留洋的。但是钱钟书先生说，恰恰是学中文的学生留洋是最合适的，因为其他自然科学都是舶来品，已经都洋味扑鼻了，只有学中文的留洋才有助于文化的互动和交流。我想听听您对钱先生这种论调有什么看法，结合到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谢谢！
答：这个当然是一个现实的状态，就是说中国人在国外能够干得出成绩、能够被美国人承认的，在美国造成大的影响的，大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的，比如说杜维明啊，陈荣捷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美国也是教科书，几十年都是教科书，很有名。所以中国人到美国去、到西方去，这不失为一条成功的捷径。我们在其他方面很难说自己是世界一流，但是在研究中国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我们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就是中国人嘛！林语堂写了《道家的女儿》，轰动一时，大家都非常感兴趣，他确实在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够填补西方文化的空缺，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有的人觉得这种做法显不出中国人的能耐，有取巧之嫌。例如陈康先生就认为，如果你只能到雅典去演武艺，到斯巴达去演悲剧，那个不算什么本事，因为雅典的武艺本来就不如斯巴达，而斯巴达的悲剧也不如雅典。他认为只有中国人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讲得让西方人口服心服，这才是中国人的能耐。陈康就是这样，陈康在西方讲亚里士多德，这个是西方人也承认的。他学了好几门外文，希腊文、拉丁文，英德法文，他全学，这个是西方人也甘拜下风的，他的书西方人做学问也要引用的。所以他讲中国人要显真本事，要到西方去讲西方哲学，让西方人服气。当然一般讲这是一种苛求了，我们一般人到了外国首先要谋生，你要当教授，要让别人不能取代你，谈何容易。所以一般的捷径就是到西方讲他们没有听过的东西，我有一个同学在新西兰开了一门课：“孝道”，那些讲英语的外国大学生趋之若骛，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人跟父母的关系还可以是这样。他们是18岁就赶出门了，赶出门就不回来了，几年以后才来一封信。他们就是那样的社会，搞久了以后觉得很空虚，觉得家庭还是应该有一种其乐融融的关系才好。所以他讲这些东西在西方很受欢迎。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社会当它走向一方面的发展了以后，它有了一定的基础以后，它回过头来在以往的东西里面，在过去的东西里面，它可以找到一些可以弥补自己的缺陷的因素，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刚才讲的只是从功利的角度，就是中国人在西方讲西方文化不容易，西方人在中国要想讲中国文化也不容易成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在文化互动中必然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必现在就在西方文化研究方面超过西方人，但是我们将来也许可能做到这一步，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人自己的哲学，能够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都讲进来，让西方人觉得我们的讲法不仅很专业，而且有新意。这样就有可能实现陈康所讲的理想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我们中国人的学问做得要“让西方人以不懂中文为恨”。当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现在还只能到西方去卖中国的东西，回到中国则卖西方的东西，但这个理想还是应该有的。
谢谢大家！
中西信仰观之辨
信仰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以及民族而言；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大问题。如今；我们的道德状况愈来愈令人担忧；愈来愈堕落到一种没有信仰、没有崇高、没有理想； 甚至于没有道德底的状况之下。那么；作为一个拥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倘若失去了道德底线；失去了崇高；失去了理想；它的前途将走向何方？
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各种异质性的文化在交汇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摩擦。而摩擦的结果；必定会对现有的价值观念体系造成强烈的冲击。即使在西方；同样也存在着信仰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曾开展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信仰、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大讨论。讨论当代中国的人文精神为什么失落； 我们信仰哪里去了？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我们曾经有过人文精神；曾经有过信仰。固然；中国历来具有人文精神。但是我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们分析一下中国人文精神中的信仰成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实际上是无果而终。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景况愈来愈不容乐观。针对这个现实问题；很多人就想恢复我们的信仰。有的人企图通过引进外来宗教的途径来解决；还有一股很重要的思潮；即想把传统儒学中的理想与追求———“同道精神”、“践履精神”等等；在今天恢复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似乎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如果说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信仰的话；那么我们人文精神的失落就是一个假命题。因为一个没有存在过的东西谈不上失落；而是要构建；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信仰。民间信仰在中国盛行了2000多年； 1949年以后由于民间信仰中的迷信成分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唯物论；因而民间信仰活动被视为迷信活动而受到严格控制。近20年来；各种民间信仰日趋活跃；求神拜佛等种种迷信活动也死灰复燃。中国人的信仰有着两大特色：其一；中国人的信仰中混杂着种种迷信；其二；中国人的信仰可以包容多种宗教。这是中国信仰的特点。当然；由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在儒家文化圈内的东亚诸国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民间信仰也具有上述特点。实际上；这种信仰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从严格意义上说；真正的信仰是指那种超验的、彼岸的信仰；或者说是纯精神性的信仰。中国的民间信仰；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和实用性；中国人求神拜佛；就是希望神灵能够做到“有求必应”；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已；并没有在精神上真正信奉和仰慕神灵。
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并且以儒家为例证：中国历代士大夫崇尚的“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不是崇高的信仰吗？ 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许多人看作是中国士大夫崇高信仰的集中体现。但是必须指出；张载的这句名言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是一种信仰；而只是一种信念。
信念与信仰不同。信仰是对世俗的超越；是对彼岸世界的纯精神对象的信服；纯精神层面的信仰不会随世俗生活的改变而改变。比如说基督教；它历经 2000多年；许多朝代、民族、种族都改变了；但是这种信仰没有变。它不会因为现实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因为它是超验的。以这种标准来衡量；张载的那句名言显然体现不出信仰的特征。它是世俗的；不是超验的；它是对此岸世界现实生活的追求；不是对彼岸世界精神对象的向往。所以说；张载的名言只是表明了中国士大夫的某种信念而已；决非信仰。张载的“天地”、“生民”、“往圣”、“万世太平”等都是属于世俗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道”、“天理”；看似玄之又玄；其实并不是超越性的概念；而是世俗性的概念；它表明的是人类世俗生活中必须遵从的一种伦理规则。虽然“天道”、“天理”比之“仁”、“义”、“礼”、“智”、“信”等理念显得更为抽象；但是它仍属于信念的范畴；而不属于信仰的范畴。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应该是纯精神性的。信仰最终还是和宗教分不开。在宗教里面；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黑格尔将其划分为自然宗教、实用宗教和自由宗教。
自然宗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迷信；崇拜自然界、大地山川、树木、石头；包括崇拜某个人；崇拜祖先等等。实用宗教要比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