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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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号是什么？”
大哥说他们的暗号是“破碎”和“更生”。
“不是‘觉醒’吗？”
“那个另有所出。”
大哥说钱以未是老资格共产党员，坐过日本人的牢，也坐过国民党的牢，领教过两个牢里诸多刑具，脑袋上中过一枪，却又死而复生。钱作为台湾人，格外感受到国家贫弱、统治腐败、外敌欺凌、山河破碎的灾难和痛苦，格外渴望从日本人重压下解放，回归祖国，国家民族焕发新的生机。所以“破碎”“更生”成为钱氏连线的暗号。
“钱如何成为你们的联络人？”
“他是我父亲，吴春河的岳父。”
“你们怎么联络？”
大哥称自己与父亲的联络通常在夜深人静之际，通过做梦。钱以未似已作古，一说还活着，真实情况不得而知。
颜俊杰被找来与大哥见面，他俩早年是同学、好友，颜俊杰的岳父在军界任要职，颜本人没有通共嫌疑，审讯部门让颜俊杰劝告大哥招供。
大哥说：“跟老弟见一面，心满意足了。”
他请颜俊杰关照他们家三个女人，母亲、妻子、妹妹。身为长子、丈夫、大哥，此时没有其他担心，唯有这个。其他人无法交代，只能交代给颜俊杰。
“她们就是我的家人。”颜俊杰承诺。
大哥自嘲：“我比我父亲会照顾家人。”
而后的审讯比较顺利，大哥愿意说点情况了。他说自己为什么要通共？不仅因为党国江河日下，气数将尽，共产党代表未来，代表国家、民族新生希望，还因为自然而然。其实他不是“通共”，他自己本身就是“老共”，早年受父亲影响参与秘密活动，被警察吊打，怀一腔仇恨参加红军游击队，在游击队入党，这才是他的真正身份。
“你留在国军是不是共党所派？”
大哥一口承认。当年游击队被骗下山，强行缴械改编，部分队员被关押后编入国军。事件发生时，大哥那个连有不少人员被扣，因而上级秘密交代，要大哥留下来，领导被扣人员斗争，把他们变成打进对方内部的钉子，时间一到就可以发挥作用。
“这是我的任务。我表示坚决完成，不怕牺牲。”
“任务是谁交办的？”
是红军游击队一位副团长。游击队出事当晚，副团长与大哥逃离大庙，逃出县城后两人商量，副团长把大哥派回县城。大哥为连队被扣战士，也为朱畚箕的下落操心，没有二话，当即返回险地。
“为什么派你潜回？”
潜入对方内部领导斗争不容易，光是胆子大不行，只会纸上谈兵更不行，需要智勇双全，大智大勇。副团长认为别人很难承担，大哥可以。
“他交代你怎么做？”
当时情况紧急，没能多交代，副团长答应回头另外派人与大哥联络。
“后来谁来找你？”
从此杳无音信，没有谁来，没有任何指示，副团长本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抗战胜利后，大哥才听说副团长去新四军不久，即在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
“你什么时候跟共党联络上？”
国共内战爆发，大哥奉命参加“剿共”，那时候他觉得不能坐等，需要主动建立联系。没有可靠渠道，建立联络很危险，也很困难，屡试不成。调防回到闽南后，大哥继续想办法取得联络，出于谨慎考虑，大哥着重寻找吴春河，希望通过吴春河建立层次较高的联系。大哥的起义计划和应变措施都有赖于吴春河报告上级，也希望从上级那里得到指示，接受任务。
“身为党国军官，竟敢如此谋逆！”
大哥心里只认定自己是“老共”，奉命潜伏在敌人内部，完成一项生死任务。
当年上级派他返回时，他表示无论生死他都是共产党，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时候一到，只要一声召唤，他一定立刻行动，有如于沉睡中觉醒。十几年风风雨雨，历经艰险，他从未忘记自己这一承诺。所谓“一诺千金”，生死相约必以生死相践。
“这也是对亡妻的交代。”大哥说。
当年大哥的发妻朱畚箕受他牵连被迫害致疯，一见他穿军服就惊恐不已，连叫“白狗子”，咬他咬得满嘴是血，让他痛彻心扉。他只能告诉妻子“我不是”，什么话都无法多说。那时他在心里发誓，有朝一日他会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自己以本来面目，让妻子知道他确实不是白狗子，是共产党。这么多年了，亡妻嘴上的鲜血和他感受的巨痛始终在他心里，永生无以磨灭。现在他已经可以告慰亡妻，他为此感觉欣喜。
大哥经受了严刑拷打，审讯官试图从他那里得到吴春河的下落，以及他们约定的联络方式和联络人，大哥拒绝合作。大哥嘲讽说，看来他就是这个命，父亲经受过的，他也免不了。既然这样就来吧，没什么了不起，一人做事一人当，以死归队。
我曾一再为大哥要做什么而困惑。原来他要做的就是这个：建立联系，完成任务。他是军人，他的这个任务事关生死，绝不轻松。如果说大姐为不是自己的任务而死，大哥却是为自己的任务而牺牲。
他被秘密枪杀于台北。
第三章 隐忍暗线
姐夫。年龄不详。身份多变，曾为学校教师、南洋侨商、报馆职员等。
似是故人来
姐夫吴春河于抗战胜利的第二年来到台湾，落脚于台南。
他到达台南的那一天，恰有一股台风登陆台湾，中心位于恒春一带，南台湾风雨大作。姐夫所寄居的房子位于城中一条小巷内，地处低洼，半夜里涨水，积水淹进小巷，从紧闭的门缝流进屋子。他从睡梦中醒来，水已经接近床板，黑暗中伸手一抓，抓住了漂浮在水面的一只木屐，随手再一抓，湿淋淋又从水里捞出了一只。两只木屐并非一对，摸起来一大一小，大的是他的，小的可能是以前房客留下的，不知塞在哪个角落，水一来就从藏身之处漂出来，满屋流走。木屐就是木头鞋，两片结实木板削成鞋状，各钉一条橡胶带，套在脚上就当欤印Ｆ涫碧ㄍ逡淮耍瞿弦淮傩占抑卸加媚惧欤惺币啻┏雒牛迓飞弦蛔哌舌舌侄际牵焐宕唷�
眼下有鞋无用，因为满屋走水。全城停电，屋里有备用油灯，但是放在床头的火柴盒已经受到水浸，无法点燃，屋外哗哗一片，大雨还在不停地下。
吴春河断定自己无处可去，那就无须着急，以静制动。他坐在床板上，感觉水一点一点从底下漫上来的那种凉意。很快床铺尽湿，不能坐了，只能转移阵地，坐到屋子另一头的柜子上。这是一只老式五斗柜，笨重而结实，柜里有衣物有书，水流除了浸湿柜中物品，未能让柜子像木屐一样漂浮起来。吴春河离开床铺爬上柜子，他感觉那床铺顿时成了浮物，黑暗中随着水流摇晃。
他在柜子上坐了一宿。积水曾经涨近柜面，那时他曾思忖自己将往何处躲藏，难道攀附于屋梁？所幸积水在柜面下滞留了一段时间，开始缓慢消退。凌晨时分屋里的积水还深及膝盖，屋外已蒙蒙发亮，雨势减小。吴春河从柜上爬下来，涉水走去开门。门外是一巷积水，他走出门探探水深，忽然听到身后传来哗哗响动，扭回头看，只见巷子右侧的房屋正在逐一倾倒，自巷里向巷外，一间把一间压垮。他困守了一夜的屋子位于巷子中部，没能躲过败屋的撞击牵扯，顷刻间在他眼前化成水中的一摊破烂。
吴春河逃过一劫。
学校同事都说他命大。那时候学校里如他一样的大陆来台教员不少，因为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推行“皇民化”运动，学校里教的都是日文，抗战胜利台湾回归之初，需要大量国文老师。来台任教的老师中有许多福建人，特别是闽南一带人——台湾人的祖先多为闽南迁台，台湾主要本地话就是闽南话，两地语言文化及生活习惯相同，闽南籍老师来台比较适应。吴春河跟他们有所不同，他虽然从闽南而来，本人却是台湾人，这里有他的家和众多直系亲属。吴春河家人基本都在台湾北部，他自己出生于台北，生父已经过世，生母健在，还有几个同胞兄弟。按照通常情况，吴春河回台湾发展，台北应是首选，他却跑到台南，静悄悄在中学里谋了一个教职。因为这所学校校长跟他沾亲带故，为他生母的远亲，学校里还有一个教员叫谢德灵，有一个谢德灵小组。
谢德灵也是从大陆过来的，福建漳平人，年轻热情，到本校任教后结交了不少朋友。他的核心小组人员六个，都是年轻人，有本校青年教师、高中年段学生、学校职员，还有一位附近乡村的农民青年。谢德灵小组里的几个人志趣相投，经常在谢德灵的房间里，以读书之名相聚，彼此无话不谈。谢德灵带到台湾的箱子里藏有若干政治书籍，均为共产党的基本读物，在他们小组内偷偷传阅。谢德灵本人不是党员，只是一位同情分子，不满国民党独裁，接受共产党主张，凭着一股热情，在学校里自发开展活动。他把情况写信给自己在上海读大学时的一位老师，盼望得到指点。这位老师是地下党员，谢德灵读书期间跟他走得很近，谢手中那些禁书都是老师给的。老师曾让谢德灵参与过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准备介绍他参加地下党，不料谢的父亲突然过世，不得已辍学返家，离校去台湾投亲谋生。老师把谢德灵的情况告诉上级，吴春河因之落脚台南，把老师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谢德灵。
老师在信里说，一切可听从吴先生安排。
“这就好。”年轻人很高兴，“我们都还不懂。”
“慢慢就懂了。”吴春河说。
“我让小组一人再发展五个，用读书会的名义。”谢德灵告诉吴春河，“那么我们就有三十多人了。”
吴春河说：“不急，慢慢来。”
吴春河到校后，恰学校图书馆主任辞职去台北，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接手。校长粗粗翻一下履历，认为吴春河可用。吴春河一到台南就遭水劫，死里逃生，却显得沉稳镇定，让校长印象深刻，因此决定让他代理图书馆主任。吴春河没有二话，一个月下来，校里校外一片夸奖，他管理下的图书馆井井有条，国文课也上得好，很受学生欢迎。校长大悦，觉得自己没看错人。
他也有所怀疑：“如此人才，怎么愿意屈尊于此？”
吴春河说：“人自当随缘。”
吴春河为人谨慎，行事细密。到学校后，他不跟谢德灵有太多接触，不让谢德灵再频繁召集小组聚会，读书会发展计划也被他搁置。几个月时间里，吴春河通过各种方式，与谢小组里的六个人分别接触，了解各自情况。末了他把谢德灵找来，肯定几个人都可靠，但是小组不能再继续存在，必须自行解散，人员还须迅速分散。
谢德灵感觉很意外。
“你们已经受注意了。”吴春河说。
谢小组只是一个雏形，并没有真正成为组织，也与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今后一旦出事，大家口径一致，只讲是读书会，同道者一起学习而已，读禁书只是因为好奇。对方抓不住把柄，没有任何证据，大家都不会有问题。
谢德灵问：“吴先生过虑了吧？”
吴春河说，这类事情他见过很多，很残酷。
谢德灵被吴春河发展为党员，同时安排离校，到台北去，除与吴春河保持单线联络外，跟这边的其他人员及活动完全脱离。这是为了安全，也为了发展。吴春河要求谢德灵到台北后改弦易辙，不事张扬，悄然作为。
“要有长期打算，形势会非常恶劣。”他说。
吴春河通过一些关系，在台北一所中学为谢德灵另谋教职，那里的条件比台南这里好，谢本人很高兴。事到临头却发现有麻烦：谢德灵就学于国立暨南大学，该校抗战时曾迁校闽北，胜利后返迁上海。谢因家庭变故辍学，未曾毕业，他在台南可以教书，因为其父为校长世交，到台北就遇到困难。
吴春河说：“我来想办法。”
他通过大陆方面的关系，给谢德灵借来一张暨南大学毕业文凭，文凭上的毕业生为陈英杰，其身材、面貌与谢德灵有些接近。吴春河让谢德灵改了个名字，叫陈永吉，拿着这张毕业文凭去台北。闽南话里，“英杰”与“永吉”读音基本一样。
谢德灵顺利进了那所学校。
谢小组里的其他人员有两位留在台南，两个学生于第二年升学离开，另外一位从大陆来台任教的年轻老师返回大陆。小组里有四人先后被吴春河发展为党员，无论留下还是离开，都分别跟他保持直接联系，彼此间不再横向联络。吴春河让他们各自开展活动，在特定人群中结交朋友，物色人员，发展组织，要求非常谨慎，务必可靠，坚持单线联系以求安全。靠着一种审慎安排以及言传身教，吴春河发展的这一支地下组织悄然成长，基层组织布点于台岛多处。
1947年初春，“二二八起义”爆发，台湾剧烈动荡。谢德灵虽未接到指令，却情不自禁，揭竿而起，带领他在台北发展的人员参加起义，袭击警务所，夺取武器，当局调大军镇压，谢德灵率队转赴乡下打游击。除台北谢德灵，还有几个地下支部人员起而参与当地斗争。起义爆发前，吴春河返厦门，不在台湾，得知情况突变，万分着急。由于当局管制海上交通，客轮征用运兵，吴春河设法买通渔民，上了一条渔船赶回台湾。时寒流南袭，台湾海峡风高浪大，小渔船在惊涛骇浪中起落，随时可能葬身海底，吴春河坐在船舱里一动不动，有如打坐悟道，终于越过海峡。
谢德灵的队伍寡不敌众被击溃，人员或死或捕，谢德灵逃到台南。吴春河竭尽全力，安排谢及所有已经暴露人员立刻下海，秘密撤离台湾，留下的地下组织和人员也各自隐蔽，应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局面。事件后当局极力搜捕镇压，全岛陷于白色恐怖，吴春河在高压笼罩下顽强坚持，度过艰难时刻。
隔年夏季，有一天上午，吴春河在学校里给初三学生讲课。该年级教室位于教学楼三层，教室一面后窗对着操场，通过这面后窗可以看到操场对面学校的大门。吴春河讲课时偶然一瞥，注意到一辆宪兵部队的军用吉普开进学校大门，进门后即左拐，冲向校图书馆楼。车在楼前停下，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下车，快步冲上楼去。车上还走下一个便衣，便衣没有上楼，走到一旁，站在墙角独自抽烟。
这个便衣让吴春河眼熟，其形态动作很像他多年不见的故人柯子炎。
吴春河不露形迹地把课程收结，布置学生做课后习题。
“保持安静。”他对学生说，“下课交科代表送我。”
他转身走出教室，不慌不忙走向走廊中部的楼梯口。楼梯口处有一简易小便所，内置几个大尿桶供学生小便。时为上课时间，小便所内无人，吴春河走进小便所后迅速脱下身上长衫，卷成一团塞在墙角一堆杂物后边，把脚上一双黑布鞋也扔进去，同时从嘴里摘下假牙，立时双腮干瘪，与刚才站在学生面前讲课的吴先生判若两人。小便所的墙头挂有一只旧斗笠，墙边倚着一根竹扁担，两件工具均为常备用具，供校工在尿桶尿水充盈时挑往操场对面的厕所倾倒。吴春河摘下斗笠戴在头上，拿扁担挑起两只已装有半桶尿水的尿桶，赤着脚，只穿一件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