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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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吴春河吗？陈平反问：“你是谁？”
“我是游击队联络员。”我说，“吴春河是我姐夫。”
他眼泪掉了下来：“命不该绝啊。”
他原本很疑惑，为什么他一提老吴，我就知道是吴春河？我告诉他其实我不知道，只因为吴春河失去音信，我们很着急，一直在找他，因此一听陈平从台湾来，由一位老吴介绍找易太太，不禁联想，试着一问，没想到对上了。
“他到底怎么样了？”我问。
“我也不知道。”陈平说。
陈平讲了他们从台南撤离的情况。姐夫吴春河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一向小心谨慎，从来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少不了应急计划。从台南出发前，姐夫交代，此行如果顺利，到大陆后一起进山，如果出了意外，大家自行上山，通过黄狮坑易太太联络地下党游击队。易太太误抓过吴春河，知道吴先生怎么回事，对他介绍过来的人会认真帮助。上船时姐夫让陈平跟他分开，各乘一条渔船，以防一起遇险。渔船队在澎湖遭遇巡逻艇时分散躲避，巡逻艇舍弃其它船只，追赶吴春河所乘渔船，方位靠北。陈平听到北侧海上的炮声，看到火光在远处闪耀成一片，心知不好。
陈平那条船逃过了灾祸，次日靠岸于晋江围头，他在那里下了船，等候了两天，吴春河无影无踪，无声无息。陈平知道一定是出事了，否则吴春河不会不按约定会合上山。陈平按应急方案单独行动，辗转来到黄狮坑。回想这一次撤退，陈平非常懊悔，如果他们没在台南多停留，按照原先的撤离计划及早离开，可能就躲过了海上的意外灾祸，姐夫可能已经跟他一起安抵游击区了。
“为什么临时改变计划？”我问。
“我跟老吴提起阿榕伯，老吴放不下，只怕从此错过。”
“阿榕伯是谁？”
“老吴说很可能是他岳父。”
我一时傻了：“不会吧！”
“我也说不会那么巧。”
“他俩在一条船上？”
不是，吴春河、陈平和老人三人各乘一条渔船，老人坐的船殿后。那条渔船的船老大是金门人，如果逃过巡逻艇追击，很可能驶到金门避险躲风头。
我大张嘴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次日下午，三哥带着一小队人，还有游击队的医生匆匆赶到黄狮坑。他们询问了陈平的情况，给他作了检查包扎，拿棉被把他包起来，放上一辆牛车送进内山。
三哥没有走，留在黄狮坑易太太的庄园里。
他夸奖：“亏得澳妹会流鼻水，这么聪明，陈平捡了条命。”
我顾不得跟他开玩笑，迫不及待，把姐夫和“阿榕伯”的情况告诉他。三哥跟我的最初反应几乎一模一样：“不会吧？”
“陈平乱说吗？”
三哥凝神静气，思忖许久。他不相信姐夫会出事，这么多年里，姐夫历过多少险？死过多少回？这次应当也一样。也许因为什么意外耽搁了，不要急，不要丧失希望。
“这个阿榕伯，我们阿爸呢？”我问。
要是真像陈平所言，我们失踪多年的父亲又有了踪迹，如柯子炎所言“觉醒”了，再一次死而复生现身于人间，可能就在金门，与我们近在咫尺。
三哥问：“天下事有这么巧吗？”
“不是说‘凡事皆有可能’？”
以三哥的感觉，凡事皆有可能，这事恐怕不那么简单。父亲真的还活着？姐夫在台南找到的人真是他？他坐的渔船真的没出事到了金门？这都有待证实。
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因此我非常担心，要是特务知道父亲藏在金门，那可怎么办？柯子炎卖力追踪，声称要把父亲刻的印章拿大锤砸碎，冷酷“血手”于父亲似有私仇，恨恨不休，让他听到风声就坏了。
三哥说：“这个得防，任何人都不要说。”
三哥也让我平心静气，不抱幻想，免得日后失望。姐夫从台南带回一个老人，如果没有丧生大海，老人有可能落到金门，事情就这样，不必联想太多。
“他不是别人，是阿爸！”
三哥认为不一定。哪怕是又如何？我们的父亲早就似有若无，无论是死是活，销声匿迹这么多年，对家人来说早是不存在了，作为父亲倒是不要也罢。
“三哥不能这样。”我生气，“为了阿姆也该去找他。”
“没听阿姆骂他死鬼？”
母亲谁不骂呢？我们这些孩子哪个没让她死骂？难道她真让我们去死？她骂父亲难道不一样？骂他也许是因为想他。父亲毕竟是父亲，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们，有了他我们家才算完整。这么多年他受难无数，胜利的时候不能忘记他，不能没有他。
三哥说：“乖女要流鼻水了。”
说服不了他，我心里一着急，眼泪真的掉了下来。他不当回事，问我哭什么？回头他去刻一个木偶给我玩，我可以管它叫阿爸。
门外突然传出报告声，敌工队里的战士跑来汇报：林家团跑了。
林家团从陈平的腰带里搜出财宝，刑讯中把陈平往死里打，实属谋财害命。但是他是易太太自己人，易太太把他臭骂一顿，却也没给他更大处罚。三哥他们一到，他做贼心虚，不辞而别，跑得不知去向。
三哥说：“迟早要找他算账。”
三哥还有重要任务，当晚住在易太太的庄园里。第二天，一位地下党领导带着一队游击队员从山里赶到了黄狮坑，大家表情严肃，脸上却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我偷偷问三哥：“领导来干什么？”
“帮你找阿爸。”
我不高兴。三哥笑一笑，让我快活一点，好事。
那天下午游击队员整队出发，三哥叫我跟上队伍。我们到了山口，队员们在山口附近布岗警戒，领导则守在一棵大柏树下，拿望远镜张望远方。大约半小时后，前方山脚有了动静，一队人马闪出山道拐弯处，迅速向山上前进。太阳西垂，阳光照亮山间，山下那队人马穿越山谷，他们的钢盔、枪管在阳光下闪耀：
我大吃一惊：“这是谁？”
“解放军。”
“他们到了！”
“澳妹有一份功劳。”
解放福建的战役正在迅速展开，解放大军一支侦察小分队先行南下，穿插敌后进入我们游击区，今天进山与游击队会师。我护送的电台进山后发挥了作用，通过上级与解放军部队建立直接联络，为侦察小分队南下穿插提供了保障。
我们心情激动，在村头等了半个多钟头，解放军小分队到达山口，走在前边的是游击队派去的向导，以及部队的领导。队伍里的战士个个年轻精干，脸盘晒得黝黑，军装洗得发白，钢盔上挂着树枝树叶编成的伪装环，背着背包和枪支，在山道上快步行进，山谷里传响着持续不绝的脚步声，偶尔还有轻微的枪械撞击声。
我站在山坡上，看着部队潮水一样涌上山口，泪水忽然涌出了我的眼眶。
不是哭，是欢笑，笑靥如花。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第四章 笑靥如花
小妹。21岁。厦门大学学生，厦门要塞司令部勤务兵。
阿姐的替身
我回到厦门家中，母亲看到我，脱口就骂：“死崽！回来做啥！”
我笑：“阿姆咒我死？”
母亲再骂：“臭澳妹找死啊！”
“好好活着嘛。”
母亲把家门关紧，摸着胸口喘气。
要是在以前，母亲应当骂我离家不归，她会喊叫“死到哪里去了”，但是今天她不追究我离开，反骂我回家。母亲是口吐真言，此刻她既牵挂我，又不想在家里见到我，她猜得出我离家去干什么，我出现在家里，比我躲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更危险。
我告诉母亲没事，只管放心。外头兵荒马乱，我们采集队躲在山沟农村不敢动弹，我担心母亲，设法跑回了厦门。母亲不说话，她对自家澳妹了如指掌，这些话骗不了她。她拿手托住我的下巴，在我脸上左看右看，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快走。”她说，“我和亚明不要你管。”
“阿姆赶我？”
她说厦门要打仗了，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家里不安全，宪兵特务成天上门搜查。
“不怕，我又没干啥。”我说。
她喝道：“骗谁！”
我告诉母亲我会听话，找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但是我一定要回家让母亲看看，免得她为我着急。我会多加小心，母亲不必担心。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母亲大惊失色，当即抓住我的衣领，指着屋顶低声叫：“快上去！”
我说：“阿姆别怕。”
她不由分说，推着我去搬梯子。我们家二楼屋顶下有一个半隔层，铺有楼板，离屋顶只有齐腰高，隔层里堆放着家中杂物，包括破摇篮和坏板凳。隔层没有楼梯，需要上去时把竹梯搬过来靠上去，不用时则把竹梯搬走。事出突然，我叫母亲别怕，自己心里却很紧张，这时只能听母亲的，我急忙搬梯子上隔层，母亲赶紧把梯子搬开。
敲门声再次传来。
母亲跑到门边，喊了一句：“谁？”
“阿婶，是我。”
虚惊一场，不是宪兵特务柯特派员，是颜俊杰。
他穿着上校军服。进门第一句话，他问：“澳妹回来了？”
母亲大吃一惊。
颜俊杰说：“我都知道。她要找我。”
母亲让颜俊杰等着，自己去搬梯子，把我从隔层躲藏处唤了出来。
颜俊杰没多说话，让我赶紧去换衣服。他给我带来一套女兵军服，大小正合身。
“外头现在安全，我查过了。”他说，“我的车在巷子口。”
我匆匆换了衣服，几分钟后跟着颜俊杰离开。
母亲在门边垂泪，看着我们出门。颜俊杰说：“阿婶放心。有我，澳妹不会有事。”
母亲只有眼泪，没有一言。
我跟着颜俊杰到了要塞司令部，成了军官餐厅的一名女勤务兵。
从厦大生物学系学生、地下党员、游击队联络员到国民党女兵，短短时间，角色变换之突然，我自己都觉吃惊。
几天之前，游击队通讯员从内山赶到易太太庄园，通知我立刻进山去见领导，有重要任务。当晚我跟着他翻山越岭，到了机关驻地，见到了一位负责人。
他问我：“颜俊杰是你什么人？”
我报告了颜俊杰跟我大哥、大姐和我们家的瓜葛。
“你来给他写一封信。”领导说。
解放大军在迅速推进，敌军企图固守福建，特别是闽南。敌人在厦门布防，修筑大量碉堡工事，配置强大火力，决心死守。厦门岛易守难攻，敌军欺负我们没有飞机军舰，试图凭借大海阻挡解放步伐，厦门会有一场恶仗，需要准确情报才能制胜。
“这个颜俊杰用得上。”领导说。
颜俊杰作为联络官，到厦门主要事务是处理重要战略物资抢运。此刻厦门岛上集中有许多陆续从各地撤下来的物资，分别由不同部门存放管理。颜俊杰受命协调相关部门，按照轻重缓急，安排将它们撤运台湾。他不负责军事事务，但是也能接触到很多军事机密，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有用的情报。
颜俊杰是厦门人，早年在厦读书，有许多同学朋友，地下党通过几个渠道策反他，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前些时候，一位地下党员以旧日朋友、海外华侨身份去找颜俊杰，谈及当前形势，劝告颜俊杰审时度势，弃暗投明，给自己留条后路。颜俊杰说他什么都明白，党国腐败堕落，大势已去，共产党如日中天，气势正旺，谁胜谁败瞎子都看得见。颜俊杰清楚朋友找他谈话的用意，何去何从他有自己的考虑。他的家人在台湾，海外还有产业，时候一到他会辞去军职，另谋生路，出国一走了之，眼不见为净。他对党国已经不存指望，不会为之殉葬，但是也不会如战场上那么多国军军官一样起义投共，他做不来那种事。
朋友说，形势至此，颜俊杰不能只顾自己。眼看厦门这里将有一场大仗，双方重兵相争，结果可以料想。厦门跟大陆距离近，解放军不必靠飞机军舰，一人一条汽车轮胎就可以渡海强攻，最终国军不可能守住，解放军必胜。守军的顽抗不会改变最终结果，只会让两方人员死伤更其惨重，让厦门岛上生灵涂炭。颜俊杰是厦门人，不会愿意自己的家乡亲友受此大难。
颜俊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愿意提供一些情况，表明自己立场，但是他有一个条件，居然是我，钱玉凤。他让那位朋友给地下党上级传话，要求让我跟家里联络，最好是送回厦门。他说他跟我们钱家渊源很深，钱家老父是老共，哥姐姐夫也都是共产党地下人员，有的死了，有的生死不明。他曾经向我大哥承诺保护钱家老小，如果澳妹有个三长两短，九泉之下他愧见老友。共产党可以让所有人都跟着走，但请手下留情，放过澳妹，别让钱家人再遭灾难。小姑娘涉世未深，女学生在游击队里没有大用，该男人去打仗受苦死伤，别让年轻姑娘去承受。放她一马吧，让她可以继续读书，回家与母亲相守。
朋友问：“这小姑娘在游击队里吗？”
颜俊杰有可靠消息，小姑娘在黄狮坑，被游击队派到一个双枪土匪婆那里。
颜俊杰的朋友把话捎到了游击队，领导找我谈话，并没有说颜要求送我回家，只让我给他回一封亲笔信，告知我在此间很好，请他转告母亲不要操心。领导还要求我在信里劝告颜俊杰审时度势，为家乡亲友做点好事。
“你的话对他会有影响。”领导说。
我有点担心：“信要是落到敌人手里会怎么样？”
“这个考虑对，信要写得含糊一些，让颜俊杰看明白就可以。”
我按照领导要求写了信。把信交给领导时我提了一个要求：“如果这件事确实非常重要，不如让我回厦门去。”
“为什么？”
要说服颜俊杰帮助我们，让我去见他，肯定比一封信作用更大。
“你知道危险吧？”
我当然非常清楚。
领导这才明说，接到颜俊杰的口信后，他们研究过，认为把我派回厦门最为有利，满足颜俊杰的要求，可以让颜更愿意合作。我在厦门当面说服劝告，也可以直截了当讲透，肯定比在纸上含糊其辞有用得多。但是此刻厦门是军事重地，敌人严加防范，让我这样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女孩回去，无异于深人虎穴，风险太大。为我的安全考虑，他们不能放心，所以才决定让我写信。
“你的工作我们已经另有安排。”领导说。
领导们决定把我调回机关工作，易太太那里另派人去。让我回机关，主要考虑我是大学生，文化程度高，本地人，国语土话都会讲，机关里用得上。特别是解放军大部队即将到来，部队官兵多为山东、江浙人，随军南下干部则多来自山西、河南与河北，他们听不懂本地话，加强联络沟通，很需要我这种干部。让我回机关当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安全。易太太虽然靠拢我们，毕竟手下鱼龙混杂，我留在那里有危险。
“机关先不必考虑。”我说，“我愿意去厦门。”
“我们再研究一下。”
我提了一个要求：“不要跟我三哥说。”
“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