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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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不吭不声，忽然围住阿国。他们竟然带着家伙，没等阿国再问，有人在暗中抡起木棍，一棍打在阿国头上。阿国失声痛叫。急切中，大姐把我往身后一推，用身子护着我，大喊救命。那几个人扑上来打大姐，大姐赤手空拳与之相搏，还好剧社里的人闻声追出，几个黑影一起收手，转眼跑得无影无踪。

　　　　我们三人被扶回剧社。大姐莫名其妙挨了几棍，没打到要害，并无大碍，但是一进屋子她就大惊失色，因为两手都是血。大姐急坏了，拉着我从头摸到脚，只怕我被坏人打伤。这时她身边“扑通”一声响，阿国一头栽倒于地，引得身边人一起大叫。

　　　　大姐手上的血来自阿国，那些人不仅带棍子，他们还在阿国肚子上捅了一刀。起初阿国没在意，还能走进屋子，忽然间感觉不对，立刻就倒了下去。

　　　　大姐抱着浑身是血的阿国喊叫，声嘶力竭。但是没喊回来，阿国死在剧社里。我整个儿吓傻了，哭都哭不出来。

　　　　警察赶到，把剧社里的人都抓到牢里，先行拘留。我跟着大姐在牢里坐了一个晚上，彻夜无眠。第二天下午颜俊杰闻讯赶到，才把我们姐妹保出监牢。

　　　　大姐头发蓬乱，身上衣眼上全是血。她抱着我坐在牢里时不声不响，一见颜俊杰，她的眼泪突然哗啦啦流了下来。

　　　　颜哥说：“还好。万幸。”

　　　　颜俊杰是我大哥的小学同学，我管他叫颜哥。从我依稀记事时起，他就在我们家晃来晃去，跟大哥特别要好。他一直对我大姐很上心，看到大姐安然无恙，他松了口气。

　　　　大姐哭：“阿国死了。”

　　　　颜哥说：“你们没事就好。”

　　　　两天后颜哥把我送回厦门。剧社刚出这么大的事情，大姐不能离开，特意拜托颜哥护送，行前再三嘱咐，让我管住自己的嘴，不许多说一个字。

　　　　“不要把阿姆吓死。”她说。

　　　　后来这件事还是让我给露了馅。

　　　　回厦门后我牢记大姐的交代，无论母亲怎么打听，从不提起剧社和阿国。不料有一天漏了句嘴，提起那些人说我眼睛大，可以去演戏，但是我不敢，因为演戏会死人。母亲起了疑心：“谁死了？”

　　　　我不会说谎，母亲一追问就心里发慌，最后吃不住劲，都坦白了。

　　　　母亲没给我吓死，但是急坏了：“要死了啊！”

　　　　我知道自己闯了祸。

　　　　母亲捎信让大姐回家一趟，大姐回了口信，说学校里课多，得等些日子，母亲不听，再捎信要大姐回家。拖了一个来月大姐终于回来了，却没有直接回家见母亲，她去了我读书的小学，守在门口，在放学路上拦住了我。

　　　　我一见她就哭，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都招了？”她问我。

　　　　我承认。

　　　　“果然。”她不高兴，“怎么一下就叛变了？”

　　　　我真是没想叛变，但是我抗不过母亲。

　　　　“澳妹太老实。傻。”她说。

　　　　她反过来安慰我，让我别哭。年纪小不懂事，长大就懂了。我抹着眼睛问她现在怎么办呢？她说不要紧，阿姆迟早要知道。

　　　　当晚，大姐和母亲两人在楼下厨房说话，整整说了大半夜。她们不让我听，把我赶到楼上做作业，然后让我赶紧睡觉。整个晚上我心里忐忑不安，怕她们像以往那样互相喊叫，怕母亲动手打大姐，也怕大姐还手。在我的提心吊胆中，楼下厨房传出嗡嗡不绝的声响，显然她们谈得并不轻松，但是始终没有激烈的动静。第二天一早大姐离开厦门，返回学校。走之前她到厨房跟母亲告别，母亲一声不吭。我在那里帮母亲淘米，大姐揪了一下我的辫子，没说什么，转身走了。母亲看着大姐的背影，一时竟像傻了一样，她的眼神里充满担忧，还有恐惧。“会死啊。”母亲感叹，自言自语一般，“会死啊。”

　　　　我吓坏了。

　　　　那年夏天出了大事：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全面抗战开始。当年末，厦门岛上人心惶惶，到处传说日军马上就要进攻厦门。隔年一月底，大姐回到厦门过寒假，只待了短短几天，大年初四又匆匆返回漳州，说是学校有事。母亲已经不再干涉她的行动，听之任之，她愿回就回，想走就走。谁料仅仅只过了半个月，大姐突然又回到厦门，没说是什么事，只讲回家看一看，住一晚，第二天就要离开。“不能多住一天？”母亲问。

　　　　她只有一天时间。

　　　　她给母亲留了钱，让母亲补贴家用。她还交代了一句话：“澳妹比我乖，是块读书的料，阿姆让她一直读下去吧。”母亲问钱怎么来的，大姐说是从伙食费里省下来的，她还在学校附近一所小学兼教夜校，人家给了点报酬。

　　　　“自己留着用。”母亲不拿。

　　　　大姐坚持留下钱。说自己要去一个地方，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回不了家，家里的事情帮不上，让母亲多费心，不必为她担心，她会照料自己。

　　　　当晚大姐与我挤在一张床上睡。我偷偷问她要去哪里，她教训我小孩别管大人事，好好读书、听母亲的话就对了。她心事很重，意外地动情，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也可能永远回不来。眼看母亲头上已经有了白发，一天天老了，想起以往跟母亲顶撞斗气的情形，心里很不是滋味。母亲支撑这个家不容易，澳妹不要学她，要听母亲的话。如果她回不来，以后母亲只能交由澳妹照料。

　　　　我根本搞不清楚大姐话里的意思。

　　　　她跟我提起死去的阿国。阿国的大名叫林壮国，是乡下人，穷人家的孩子。家中有几个姐妹，只他一个男孩。大姐去报考省立二师，是跟阿国一起去的，他们俩那时已经相好了。大姐本想跟阿国相守一生，却看着他死在自己怀里。她后悔极了，那天晚上如果不急着送我回家，没逼着阿国陪送，待到排练结束众人一起离开，对方可能不敢动手，阿国可能还会活着。可是已经迟了。

　　　　我问：“他得罪了那些人吗？为什么打死他？”

　　　　大姐说抗日爱国得罪谁呢？阿国死后到处议论纷纷，警察四处追查，却没有抓住任何凶手，事情不了了之。这一结果并不奇怪，警察跟凶手其实是一伙，剧社早被当局猜忌，认为表现左倾，怀疑异党渗透。制造惨案，杀害剧社人员是想杀鸡吓猴。这些家伙不知道压迫只会引发更多的反抗，杀人只会让更多人奋起吗？大姐咬牙切齿，让我听了害怕。“阿姐你也要反抗吗？”

　　　　她训斥我：“大人有声，小孩无嘴。”

　　　　“阿姐你们是……是什么人呀？”

　　　　“傻了？我就是你阿姐。”

　　　　凌晨时分，母亲走进我们的卧室，把我从大姐身边抱走，当时我睡眼迷蒙。母亲把我放在门边，拿出一把大铁锁，把还在沉睡的大姐反锁在房间里。我大吃一惊，顿时惊醒。母亲低声喝令我走开，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待在这里。

　　　　大姐被母亲囚禁。发觉后她极力反抗，大喊大叫，要死要活，又是踢门又是撞墙，闹得天翻地覆。母亲拿一张板凳堵在卧室门前，自己坐在板凳上，无论大姐如何撒泼，如何央求，她始终一言不发，岿然不动。

　　　　她把大姐关了三天三夜，这三天三夜改变了大姐的命运。

　　　　如果大姐按照原定计划从厦门返回漳州，将于第二天出发，跟一批同伴乘汽车前往龙岩慰问抗日军队，然后不再返回，随队转赴安徽。大姐参加的剧社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时逢国共合作抗日，南方各共产党游击队集中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战前线，大姐他们要去参加新四军。大姐不忍心不告而别，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我们，所以千方百计请一天假，跑回厦门一趟。大姐并没有告诉母亲她要到哪里去，要去做什么，但是母亲心里有数，用一把铁锁在最后时刻阻断她北去的机会。母亲说共产党别人不知道，她最清楚，她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去坐牢吃枪子。

　　　　“让她死不如让她恨我死。”母亲说。

　　　　大姐的命运被母亲强行改写。三天后母亲放了她，她立刻跑到漳州找她那些同伴，发现他们早都走了。大姐备受刺激，打算往龙岩赶，独自去找队伍，却在焦虑急切中病倒在大舅家。病愈后时局大变，一时没有其他路可走，大姐悻悻然暂时返回厦门。当年五月，厦门被日军占领，大姐与我们一起困于沦陷区。

　　　　她在厦门谋了个教职，当了小学老师。有很长时间她拒绝与母亲说话，虽然每日依然要帮助母亲打水洗衣，但她们靠习惯和动作交流，不需要语言。有一个雨天母亲在水井边滑倒，摔断了左腿，在家里躺了两个多月，伤愈后腰腿大不如前，走路佝偻。大姐开了口，让母亲停止做工，从此不再给人家洗衣服。

　　　　“我不做大家吃什么？”母亲问。

　　　　“吃我。”大姐说。

　　　　“你有几个工资？”

　　　　大姐呵斥：“不要说！现在听我的。”

　　　　从此我们家大姐说了算，母亲失去了掌控权，想来也是理应如此。

　　　　两年后，有一个男子走进我们家门，他就是吴春河。我认识他，当年我跟着大姐去剧社排练时见过，当时他在鼻子下边粘了两撇胡子，演那个拿鞭子打大姐的老头。

　　　　母亲很不满，问大姐：“怎么领来个台湾仔？”

　　　　大姐抢白母亲：“有样学样。”

　　　　母亲无言以对。

　　　　我们的父亲钱以未是台湾人，生于台湾新竹，年轻时到大陆，末了在台湾失去踪迹。大姐与母亲简直就是亦步亦趋，她领进家门的这位吴春河也是台湾人。其曾祖清朝末年从惠安洛阳过台湾，吴本人出生在台北，五岁时被送回祖家，过继给他的一个堂叔当儿子。他的养父在泉州开有一间布店，他的生父在台北有一家酱油铺。吴春河后来在上海读大学，毕业到了省立二师，当过大姐的老师。吴春河是台湾人，又是惠安人，两边都有父母。日本占领厦门后大家往外跑，他倒是回到厦门一所中学应聘当教员，似乎是为了大姐，不惜对日寇的刺刀点头哈腰。吴春河与大姐间的故事比较复杂，牵扯到剧社里外那些事情以及林壮国和颜俊杰。吴春河成了我姐夫后不久，有一天大姐与他一起离开厦门，临行前告诉母亲是去惠安婆家走亲戚，却一去不返。母亲一打听，才知道大姐和姐夫行前已经悄悄辞掉了各自的教职，母亲呆若木鸡。半个月后大姐忽然有了消息，她让人带一笔钱捎了口信回家，说她和吴春河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她很牵挂家中老小，会想办法寄钱寄物补贴家用，帮母亲和我们度过艰难。她让母亲不要再去做工，弟弟妹妹要坚持学业。

　　　　母亲跳着脚大骂，用她最狠的那些言辞詈个不停。几年前母亲及时出手，用一把大锁将大姐扣留，让她无法远走高飞，也让她躲过了皖南事变中打向新四军的子弹。但是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大姐终究跟人跑了，脱离了母亲的保护。抗战胜利后大姐回到厦门，我们才知道她和姐夫离家后辗转到了福建腹地永安。战时福建省政府也搬到了那里，大姐在一个训练班受过训，而后到省政府所属一个办事机构工作，姐夫则进一家报馆去办战时报纸。战后他们回到厦门，大姐先在市政府当文员，而后进了警备司令部；姐夫应聘到厦门一家报馆，后来去了台湾。大姐说姐夫是去探探路，过两年看看情况，再决定他们是留厦门，还是过台湾。

　　　　我在暗自困惑大姐是什么人，我知道大姐的事从不像她自己讲的那么简单。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岁。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参谋，上尉军官。

　　　　陷阱丛生

　　　　大姐让自己陷入险境，是在旧历四月二十钱家做节的几天前。

　　　　那天大姐离开警备司令部回家，抄近路走小巷，经过中山路附近一条小街的博闻文具店门口。小文具店临街，门面很小，柜台紧挨着五脚距，店主人是位六十来岁的老者，背有些驼，面相和善。老人站在柜台后边，跟街边来来去去的行人近在咫尺，熟客过往打个招呼，问货要物伸手取来，做生意很是方便。大姐经过小店时跟店主人打个照面，客客气气问了声好。

　　　　“有信？”她问。

　　　　老者点点头，低下身从柜台下边掏出一个小木盒，把它递给大姐。

　　　　大姐吃惊：“这是啥？”

　　　　有个客人昨天来买墨水，留下这东西，让老板转交吴先生，还留了一封信。

　　　　“没搞错吧？”大姐生疑。

　　　　老板肯定没有搞错，那人讲得很清楚，请吴太太转给吴先生。

　　　　大姐没再吭声，谢过老板，悄悄接过小木盒和信。

　　　　文具店店主是大姐丈夫吴春河的远亲，年纪虽大，辈分却比吴春河小，一向管吴春河叫吴先生，管大姐叫吴太太。吴春河去台湾前在报馆工作，每天来来去去，都要从这家文具店经过，对小店生意多有关照，见面打声招呼，需要时买盒图钉要几张纸，并不显得特别。除了他们自己，没人知道这家文具店跟吴春河的关联绝非平常，也没人注意吴春河跟老者闲聊、买个把小物件时，常有另外一些东西在他们之间传递。

　　　　这是些邮件，多从香港寄来。老者有一个女儿嫁在香港，那边还有若干亲戚，不时来个信问身体报平安。有时一个月一两封，有时几个月不见一字。这些信件写的是文具店的地址，用的是老者的名字，但是无一例外都由老者转交给吴春河，因为它们实与店主无关——他在香港的女儿和亲戚从不给他写信。

　　　　吴春河的邮件为什么要假人家文具店主之名寄达？他对老板说，自己有些私人事务不便让他人知晓，偶有特殊私信不好寄到报馆和家里，需要一个地方代转，因此拜托店主。主要考虑彼此不是外人，店主为人持重，信件寄到这里可以放心。吴春河本人每天来来去去，一旦有信可以及时妥转，不会耽误或丢失，即使他有事不在，信件寄存在自己人这里也较稳妥。

　　　　老者是明白人，清楚吴春河所言只是托词，或称给个说法，吴春河如此作为必有隐秘，不便明说。老者阅尽人事，对吴春河所托没有二话，一句都不多说，悄然相助。不闻不问，装聋作哑，什么都不知道，减少日后麻烦，不失为一种自保之策。除了帮转若干邮件，吴春河从未请求店主再做其他，对他来说，让文具店一直没有色彩、很不起眼、不为人注意，某种程度上更为安全。

　　　　吴春河去台湾后，转由大姐与店主联系。起初香港给吴春河的邮件还有若干，渐渐就显稀少，因为已有线路直接送达台湾吴春河处。吴春河时而会把给大姐的信寄到这里，请店主转交。除了这两方面，从未有其他邮件或物品进入这个渠道，没有谁知道该文具店与大姐、姐夫间的特别关联。所以一听有外人相托，大姐大感意外。

　　　　托店主转交的小木盒里放有特殊物品：一只电子管，或称真空管。该管用碎布团团包好，放在小盒里，确保不被碰撞损坏。大姐受过训练，知道这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她把真空管从盒子里取出，放在灯光下左右看，仔细检查，确定它的电极已经被损坏，是一只废管。

　　　　附上的信件是写给吴春河的，写得古里古怪，牛头不对马嘴。来信者称吴春河为“春哥”，说“弟前日往香港，遵嘱购得一管，烦请店老板转交，请妥收勿损”。来信还提及“吾父近日生意不顺，合伙人卷款逃，债主催逼，心急，求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