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藏杀机:清代四大奇案卷宗-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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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卖关节者和买关节者均如此明目张胆，只因为科场关节由来已久，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往关节败露，不过是考官降谪、考生斥革。对于一些有钱无才的考生而言，如果不作弊，一定不能中举；作弊败露了，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不能中举，但一旦蒙混过关，从此就可出人头地了。
李振邺已经内定为同考官，对于来自他的关节，有兴趣的考生当然不在少数，一时听到风声的都赶来向张汉打听。张汉为了坚定买关节者的信心，便吹嘘自己与同考官李振邺关系如何亲密，甚至连李振邺将小妾赠送的事都讲了出来。如此一来，终于顺利卖出了三个关节。
只是，李振邺性本贪婪，除了让张汉经手卖的三个关节外，还通过官场、同僚渠道来卖，总共卖出了一二十个关节。因为同考官只有推荐卷子的权力，推荐的卷子一般都有定额，李振邺卖出的关节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推荐卷子的定额，因此出钱买关节的人能不能中就值得怀疑。
正因为出自李振邺的关节太多，茶坊酒肆舆论纷纷。有人说：“今年北闱要凭文章才学考上可是难了！光同考官李振邺一人，就不知道卖出了多少关节！”张汉听到消息后，很是忧虑，回家告诉小妾说：“我开始以为李振邺只是让我卖了几个关节，花了钱的考生必然能中。哪知道如今人言藉藉，到处都在讲李振邺，恐怕很难收场了。”小妾又将此话告诉了李振邺，李振邺以为张汉在背后与人议论自己，勃然大怒，立即骑马出门，找到张汉，当众打了他几个耳光，呵斥说：“我以心腹待你，你为什么还在外毁败我的好事？”张汉当众出丑，羞赧欲死。二人关系由此交恶。
李振邺恨上张汉后，决意让他落榜，但表面却依旧敷衍，卖关节的活动也照旧没有停止。到最后同考官的任命正式公布、考官须入帘锁院时，李振邺手头中的名单上已经有二十五人，都是他收了钱的关系户，向对方承诺一定录取的。为了日后方便，李振邺事先有意在二十五人中安排了三种不同的关节：第一种是之前通过小妾透露给张汉的，张汉和出钱向张汉购买的三名考生都知道。但自从张汉与李振邺交恶后，此关节实际上已经是暗藏杀机；另一种给五名交了钱且出身名门望族的考生，保证他们务必考中；最后一种则给只是有钱的一般考生，占了大多数。
这边李振邺浮薄寡虑，大张旗鼓地纳贿舞弊，另一位同考官张我朴也没有闲着，只不过他不像李振邺那样志在钱财，而是更高一筹，志在前途。当时参加顺天府乡试的有不少是他省在京官员的子弟，张我朴趁机给这些人大送关节，打算借此交结权贵，树党援己，为日后升迁寻找门路。虽然其他同考官也各有买卖关节之举，但均不似李振邺、张我朴这般公然孟浪。时有“张千李万”之谣，意喻二人门庭若市，所卖、送出的关节极多。
转眼到了八月初，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贡院上。
这里先说说贡院。贡院一般建在城内的东南方。大门正中悬挂有“贡院”的墨字匾，东西分别建有“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两座牌坊。进大门后则是龙门，门内建有明远楼，居高临下，可以监察举子及众人的行动。明远楼的两侧就是号舍，就是举子考试的地方，一般有数千间至上万间。号舍都是各自独立的，按《千字编号，比如“地一号”，即“地”字排的第一间号舍。每间号舍外墙高八尺，门墙高六尺、宽三尺、深四尺，空间很是狭窄，大概一顶轿子大。而且没有门，是敞开的。号舍内，砖墙东西两面，离地一尺多及二尺多处各砌有砖托，以承木板。板可抽动，白天以下板为凳，上板为桌答卷；夜间将上板安入下层，合而为床以卧。每号舍容纳一人，考生坐卧、饮食、答卷均在其中。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防止应考生私相传授作弊，二来也便于维持考场秩序。
贡院明远楼北面为至公堂，这里是外帘官办公场所。外帘官是指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官，主考官、同考官则被称为内帘官。内帘、外帘各司其职，按照规定，一旦贡院封了门，内外官员相互之间不得交结，以防奸弊。
至公堂两侧为监临、提调、监试各堂，为外帘官的住所。另外还有受卷所、弥封所、誊录所、对读所等。至公堂北为内、外帘门。内帘门北为聚奎堂，为主考官及同考官评定试卷的场所。
考官先入闱贡院，然后锁院，即考官一直住在贡院，直到考试完全结束，且禁止闲杂人员出入，考官与外界的联系就此中断。但李振邺深谋远虑，为了日后方便，带了一个名叫灵秀的亲随一同入闱。同考官是分房阅卷，事先已经按《五经》安排了若干房间，由主考官曹本荣抽签决定哪个同考官在哪一间房。李振邺的房号刚好毗邻张我朴，二人本是大理寺同僚，这次又同时成为房考，竟然对各自舞弊一事毫不避讳，还就关节一事互相讨论交流。
八月初八，乡试开始前两天，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官员齐集至公堂，一齐戳印坐号，即将考生姓名编号，排定号舍坐次。排号前，先有意将号戳弄乱，由书吏随手检印，于试卷及号簿同时用印，分号舍编排坐号。
考试前一天，八月初九寅时（清晨三点到五点），考生提着装有各种用品的考篮赶到贡院，点名、检查、搜身后，按号进入各自的号舍，然后贡院大门关上。考生吃、喝、睡都在号舍，考试结束前不得离开。考生如果要方便，只能去号舍尽头的粪号，且不能说话，只能举牌子来表示。牌子的两面都有字，一面写着“入静”，另一面写着“出恭”。
八月初十子时（半夜十一点到一点）一到，书吏准时发放试题，考生可以睡觉，也可以开始挑灯答卷。有考生事先将五经四书写在内衣上，趁夜色脱衣下来查看。考试时间到当天戌时（晚七点到九点）止。因为有考生会提前交卷，又分午前、午后、傍晚三次开门放牌。
八月初十上午，陆续有考生开始交卷。阅卷官员中的一干外帘官便要开始忙碌。考试结束后，受卷官先收集每场试卷，在卷面盖上自己的印章，表示此卷为本人所经手，然后以每十卷为一封，送弥封所糊名。弥封官收到试卷后，立即在考卷背面的右上角糊名并加盖印章，卷面用浮签写上考生的编号，再转送誊录所。誊录所的誊录生开始用朱笔抄卷，录出一个副本，称为“朱卷”，而考生原卷用黑墨书写，称为“墨卷”。誊录完毕，誊录生在朱、墨两本卷子上签上自己的官衔、姓名，戳上印章，再送对读所校对。对读官如果发现有出入，则用赭色笔改正。对读完毕，对读官在试卷上具名戳印，然后将朱卷、墨卷一起交收掌官。收掌官负责保管墨卷，朱卷则分包分批送提调堂，经监临官盖印后送入内帘。一切正常，外帘程式遂告结束。
朱卷进入内帘后，先由内帘收掌官分成若干束，由副主考官宋之绳抽签决定将哪一束试卷分给哪一房同考官批阅。这一套阅卷过程相当程序规范，由此就有很大的偶然性，李振邺收了钱的二十五名考生的试卷未必到得了他手中。不过，巧的是，他恨之入骨的张汉的试卷刚好分到了他这一房，他从关节中一眼辨出后，立即毫不犹豫地用蓝色笔在卷子上涂抹一番，评为下等。
按照规定，各房同考官对试卷是没有决定权的，他们只能将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圈出来，推荐给正、副主考官，称为“荐卷”，俗称“出房”。对于特别出色的试卷，同考官会特别推荐，称为“高荐”。那些没有得到同考官推荐的卷子则被称为“落卷”，同考官必须在这些落卷上也写上批语，说明不予推荐的理由。为了防止佳作被弃，主考官有权在落卷中搜寻好的试卷，称为“搜落卷”。不过因为试卷众多，正、副主考搜落卷只是个形式，他们一般会集中精力在同考官的荐卷上，再按比例选取考中者。比如倘若从李振邺的荐卷中选中五份，那么也必须在张我朴的荐卷选出五份来，这样一碗水端平，没有看轻哪位同考官的嫌疑，不会得罪同僚。
这样走一遍流程下来，一本卷子上布满了各种颜色。这是因为清朝对阅卷官在试卷上的用笔颜色有很严格的规定：誊录官用朱笔，监临官及监试、提调、受卷、弥封、外帘收掌等官用紫笔，同考官与内帘收掌官用蓝笔，对读官用赭笔，正、副主考官则跟考生一样用墨笔，合起来总称“五色笔”。
李振邺将张汉的卷子处置为落卷后，这才开始寻觅自己的关节考生。分到他房中的卷子，只找到了两本通关节的考生，自然不够。对此，李振邺早有准备，立派小亲随灵秀拿着自己写的名单和关节字条到其他同考官的房中去查对答卷，称为“摸索”。灵秀果然不负所望，按字条上的名单将二十五本关节卷子全部寻获。
带有暗号的卷子找到后，李振邺便亲自出马，与相关同考官套交情，提出交换的条件，你中我的，我则中你的。除李振邺、张我朴外，同考官蔡元禧、项绍芳等均有各自的关节考生，接受贿赂、私许密约者加起来已经超过一千人，超过了录取名额二百零六名的四五倍。贿赂托请的人如此之多，名额却是有限，面对僧多粥少的局面，众考官经过反复推敲、权衡利弊，最后制定了两条以士子父辈爵位高低财产丰薄为顺序的录取标准：爵高者必录，爵高而党羽少者次之，在京三品以上官员子弟无不中；财丰者必录，财丰而名不素布者又次之。
自古科举取士被称为“抡材大典”，原本该是朝廷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最好机会，而考场内众考官却肆无忌惮地作弊坏法，不加掩饰地瓜分中榜名额，实在是令人侧目。考场外也不平静，关于考生向考官暗通关节的流言蜚语充斥着整个京城。
最后桂榜发榜的结果，李振邺的二十五名关节考生中取中五名，如愿以偿。而张我朴为了自己的关节考生，硬是挤掉了另一同考官郭濬的关节考生浙江嘉善贡生蒋廷彦、蒋文卓兄弟。郭濬为了有所交代，有意将李振邺、张我朴的丑行告诉了蒋廷彦。蒋氏兄弟自然怀恨在心。而众考生也发现这一榜有不少问题——不少胸无点墨的榜上有名，诗书满腹的则名落孙山。一时间，物议沸腾，群情汹汹，其中尤其以张汉和蒋廷彦兄弟意见最大。
李振邺和张我朴等人竟然还不知道收敛，争相夸耀某某榜上有名是他出力的结果，指名道姓涉及者多达数十百人，猖狂已极，无少顾忌。张汉气愤之下，写了一篇揭文，告发李振邺贪赃枉法，投送到科道衙门（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官署的合称，都察院即为唐宋时的御史台）。
有个杭州贡生张绣虎甚有心计，竟然想到敲李振邺和张我朴竹杠的主意。张绣虎先是找相识的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东华录》作陆姓，据吴伟业《吾谷行》注及王应奎《柳南随笔》，贻吉姓严，为嘉靖大学士严讷裔孙），要他出面去给李振邺和张我朴带话。陆贻吉哪里会惹这种麻烦，于是张绣虎就自己拿着张汉的揭文直接去找李振邺、张我朴二人，敲诈了一千二百两银子。
蒋廷彦、蒋文卓兄弟也不甘寂寞，步张汉后尘写了一份揭帖（传单），预备公开张贴在市集上。揭帖中揭发了张我朴以权谋私的事实，为了举证，还特意提到张绣虎成功敲诈李振邺、张我朴的情节，以表示李、张二人心虚，并说明被敲诈的一千二百两银子是另一名同考官陆贻吉经手的。陆贻吉听说后急忙赶来，怒斥蒋文卓并和其理论。蒋文卓于是在揭帖上删掉了陆贻吉的名字。
但陆贻吉见到满城风雨，舆论大哗，便告诉同僚任克溥说：“张汉与蒋文卓写揭帖揭发了今科之弊，想不到把我的名字也无端牵涉了进去。我自己要上疏，检举这件事。”其实他本人确实曾为行贿的士子和受贿的同考官居间说合，心中不能自安，所以才有自我检举的意思。但他一时又下不了决心，依然心存侥幸，是以一直观望，未见行动。
任克溥时任刑科右给事中，他之前也曾努力谋取同考官一席未果，此时便对陆贻吉的话留了心。之后，任克溥暗中将事情了解清楚后，并没有立即上疏揭发。他时任给事中，正是负责监察的官员，却隐忍不发，显然是幕后涉及党争。他驻足观望，只是在等待最好的时机。
这一场乡试闹得满城风雨，朝野尽知，唯独顺治皇帝一人被蒙在鼓里。此时，他宠爱的董鄂妃刚刚生下了一个儿子，皇帝欢愉异常，眼中只有董鄂妃母子不说，还公然宣称董鄂妃所生的皇四子为“朕第一子”，隐隐有立为皇太子的意思。随着新生儿的诞生和皇帝鲜明的态度，清后宫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得更加残酷。一时之间，董鄂妃母子成了众矢之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皇帝的母亲孝庄太后声称身体不舒服，要到皇家苑囿南海子（故址在今北京大兴）养病，并谕诸后妃及百官视疾问安。董鄂妃刚刚生产不久，身子还十分虚弱，但她知道太后素来不喜欢自己，而皇帝为了封自己为贵妃一度与太后交恶，为了不让太后与皇帝母子再次失和，她坚持前往南海子伺候太后，并朝夕侍奉以至于“废寝食”。
当年十月十六日，顺治皇帝巡幸南海子，其实是想借机探访董鄂妃。就在这次巡幸时，顺治皇帝突然召见诸大臣及科道官（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统称），面谕众官要恪尽职守，不得徇私包庇。
刑科右给事中任克溥感觉时机来临，就此上疏参奏说：“北闱榜发之后，途谣巷议，到处都有不满怨言，此中弊窦甚多。”他还拿出了蒋廷彦和张汉所投送的揭帖，举例说中试举人陆其贤是用银三千多两通过吏科给事中陆贻吉向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中的，并指出类似这类事不在少数。
顺治皇帝本来正在兴头上，意气风发，突然接到了这样一封奏疏，见之前的殷殷期望付诸流水，当即龙颜大怒，下令吏部、都察院严加追查。顺天科举大狱由此而兴。
任克溥，字海眉，绰号“任帽子”，山东聊城县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他之前曾积极谋取乡试的同考官之位，但却没有被选中。时人均认为任克溥是对自己没有当选上同考官而怀恨在心，所以才故意揭发了科场案。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任克溥是受了礼部尚书冯铨和大学士刘正宗等山左诸大老（左即东面，山左诸大老指山东籍的高官，并非某著名小说中所说的满人贵族）的指使，有意让李振邺等南方官员难堪，即所谓的“荼毒南士”。于是，本来单纯的科场案又扯上了南北党争。
“南北之争”源自明朝。明朝末年，南方籍大臣和北方籍大臣党争十分严重，南方派系以江浙大臣为核心，北方派系则以山东籍高官为首。因南人多文采出众者，故崇祯一朝中南人占了上风。冯铨和刘正宗当时均在明朝廷中任职，冯铨是顺天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刘正宗是山东安丘人，均是北方派系，因此备受南方大臣打压。“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入清后，两人都当上了清朝的高官。冯铨入内院协理机务；刘正宗善写五言古诗，又写得一手好字，其书法号称“秀妙无伦”，因文章、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