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后全传-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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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是为英宗。众人再拜，又齐声嚎哭退出宫去。皇位的交接至此才全部完成。
新天子赵曙，据朱熹的评论是一位“有气性，要改作”的人物，后来他一再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冗兵之费倍于往昔，何故？”等问题，充分显示了他革除积弊奋发有为的志向。这种志向与曹氏率由旧章、墨守陈规的做法，恰好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分野日趋明显的革新与守旧两股政治势力的不同政见，这两种政治见解，不幸像暖气流和冷气流交汇一样在赵曙和曹氏之间形成锋面，就不可避免地在两人的关系上产生了一层阴云，在其他一些更为复杂、更为重要的原因的催化下，阴云越积越厚，终于暴雨滂沱、电闪雷鸣。
就个人品德而言，赵曙可以说是一个私心颇重的人。他刚当上皇帝不几天，许多国家大事还没来得及处理，就下令把赵祯遗下的当时尚未出嫁的3个小公主从原先的住处迁走，腾出房子，安置自己的3个女儿。这件事情赵曙做的实在不近人情，后来就连司马光等人也都上书批评。虽然有关史籍中并没有记载曹氏对此事的反应，但完全可以肯定，她身为母后是绝对不会无动于衷的。赵祯尸骨未寒，女儿们就落到了这种地步，那她作为赵祯遗孀，尽管曾对赵曙有母子之谊和扶立之功，能不能保证平安无事呢？她不能不感到心寒，先前对赵曙满怀期望的脉脉温情，立刻化作了百倍警惕的不信任，也许正是在生活上、政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念头驱使下，她才毫不犹豫地答应垂帘听政的。
本来，赵曙被立为皇子之后，尽管赵祯对他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由热变冷的变化，但中外臣僚们除了众口一辞的赞成之外，并没有丝毫的异议。可是，曹氏垂帘后，为了提醒甚至警告赵曙不要忘本，便有意识地反复对中书大臣说：“大行皇帝立了皇子之后，因为追念死去的鄂王等孩子，常常悲伤涕泣，近臣中也有异议，奇怪的还是一二个知名人士，几乎坏了大事。近臣的奏章以前藏在先帝的卧榻上，最近已在焚烧炉中烧掉了。”中书大臣听了这话，都感到莫名其妙，也不敢追问是谁提的异议，只是唯唯而退。谣言之所以往往能够产生强大的政治威力，并不在于它本身虚构得多么玄妙，而在于它出自什么样的环境和出自谁人之口。宫禁重地，深邃神秘，里边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外间凡夫谁人知晓？太后懿旨，一言九鼎，掷地有声，拥有无上的权威性，有谁胆敢怀疑它的真伪？于是，通过曹氏之口透露出的这则秘闻，很快便在人们中间传扬开了，而且越传越生动充实，枝叶俱丰，曹氏所说的一二个知名人士具体化成了官任三司使、给事中的蔡襄。蔡襄在当时确实是个大名人，早年范仲淹因言事被贬，余靖、欧阳修、尹洙等大臣都上书解救，只有司谏高若讷认为该贬，刚刚步入官场的蔡襄就此写成一首《四贤一不肖》诗，对5人痛加褒贬，顿时名动京华，人们争相传抄，大有洛阳纸贵之势，书商们也靠刻印此诗赚了大钱。蔡襄为官敢于谏诤，颇有政绩，书法也造诣深湛，号称当时第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蔡襄还独具代人受过的雅量，以致朋友们惹了什么麻烦，总爱推到他的头上。有次他和几个好友在会灵东园畅饮，酒酣之际有个老兄扯起弓箭胡乱一射，误将行人射伤，苦主找到门上，那老兄就一口咬定是蔡襄所干。后来赵祯问蔡襄怎么回事，他除了满面愧色地再拜谢罪之外，竟始终不肯辩白真相。这次又不知是谁看中了蔡襄的雅量，竟把反对立赵曙当皇子的事栽到他的头上，并且编得有鼻子有眼的，说蔡襄是如何如何地上了密奏，开头怎么说，结尾怎么说，仿佛人们不是曾经亲手帮蔡襄起草，就是曾经亲眼看过这道密奏似的。
三人言而成虎，当这则秘闻不知经过多少张嘴的充实加工传回宫里来的时候，就连赵曙也都深信不疑了，他病好之后，便几次询问蔡襄是个什么样的人。有天，蔡襄请朝假，赵曙立即勃然变色，对宰相们说：“三司掌管天下钱谷，事务繁多，而蔡襄十天之中竟有四五天要请假，何不另用别人？”韩琦等共奏：“蔡襄虽经常请假，并未影响三司的工作，没有理由将他罢掉，况且现在也找不到一个才识名望比蔡襄更好的。”欧阳修又奏：“蔡襄的母亲已80多岁了，经常生病，蔡襄请的只是早朝的假，不参加点卯罢了，早饭后就会到三司上班，也不耽误工作。”赵曙没再说什么。但以后大臣奏事只要一提到三司，他总要变变脸色。过了两年，赵曙终于沉不住气了，再次提出要罢免蔡襄，韩琦等人知道其中的原委，便直接切入正题，问：“陛下亲眼见过蔡襄的密奏吗？”赵曙说：“我虽没见过，但在庆宁宫时就已听说了。”韩琦说：“事出暧昧，请再加审察。假若仅仅凭一条谣言就把蔡襄治了罪，那么今后小人就可以更加肆意倾陷，君子就更难立足了。”赵曙坚持说：“造谣者为何不说别人，单单说他蔡襄呢？”终于将蔡襄贬出了朝廷。
曹氏为了警告赵曙不要忘记赵祯和她对他的扶立之功而有意编造的谎言，不但没有在赵曙身上产生如期的效果，反而平白无故地断送了大名人蔡襄的政治前途，这大概是曹氏始料不及的。蔡襄的遭遇表明，在赵曙私心深处，还有一根高度敏感的、紧紧绷着的神经，这就是时刻关注着人们对他继承皇位所持的态度。他认为自己当皇帝完全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丝毫不依赖于任何外力的作用，凡是不承认其天经地义的人，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都不能容忍！任何人不能对他当皇帝稍有异议，哪怕这种异议只是捕风捉影的传闻；任何人没有理由表白自己拥有扶立他的功劳，哪怕这种功劳是钢浇铁铸的事实；任何人不能取代他的地位，代替他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哪怕这种代替完全是迫不得已临时变通的常规。当曹氏明显地表现出对他的戒备之心，一再告诫他不要忘本的时候，当曹氏泰然自若地垂帘听政，一直不肯主动让出权力还政引退的时候，他便非常本能地表现出了对曹氏的不满。
还在嘉祐八年四月赵曙病情最重的时候，这种不满就已大量流露出来，说了许多矛头直指曹氏的话。六月份以后，他的病情逐步有所好转，但对曹氏的不满却越发强烈了。
他从患病时起就不愿意服药，大臣们闻知，都十分着急，纷纷上书劝他服药，宰相韩琦更是焦虑。六月的一天，韩琦亲手把药碗端到赵曙嘴边，赵曙仰卧榻上，只用嘴唇稍微抿一抿，就伸手推了回去，药水从碗中溅出来，撒在了韩琦官服上。那天曹氏正巧也在这里，连忙找出一件衣服请韩琦换上，韩琦不敢当，曹氏叹息说：“相公真不容易。”又向赵曙说：“你难道就不能勉强喝一点吗？”那知赵曙把头一扭，理都不理她。不但赵曙本人对曹氏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在他的影响下，就连他的儿子们也对曹氏不很尊重了，这使曹氏更加伤心。有天，她当着大臣富弼、胡宿、吴奎的面，一边哭，一边说：“没了丈夫的孤老太婆过日子真难啊！就连顼儿、颢儿这些小孩子都不肯答理我了，受了委屈向谁诉说呢？”赵顼、赵颢即赵曙的长子、次子，赵顼即后来的宋神宗。听到曹氏的话，赵顼的老师韩维立刻教训说：“皇上已失了太后的欢心，你应当极尽孝敬从中弥合才是，否则，你父子都要受祸了。”赵顼生性聪明，恍然大悟。过了几天，曹氏高兴地对宰相们说：“顼儿这几天待我很有礼道，与往昔大不相同，全是卿等善择师傅的结果，应把他们请到中书好好褒奖一番。”赵顼再孝敬也终究难以弥合曹氏与赵曙间日益加大的感情裂痕，曹氏在极度烦恼之中，或许真的产生过废黜赵曙的念头。
十月，宰相韩琦兼任园陵使护送赵祯的灵柩去河南巩县安葬。这时大概曹氏已对赵曙的无礼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便派出一名宦官带着一封文书跑到巩县送给了韩琦。韩琦打开一看，原来上面抄满了赵曙平日所写的谩骂曹氏的歌词和他在宫中的种种过失。韩琦当着宦官的面把文书烧掉，让他捎话给曹氏说：“太后不是经常说皇上疾病未愈，心神不宁吗？既然是疾病所致，那么言语举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他们都站到了赵曙一边，异口同声地替赵曙辩解，仿佛母子间的矛盾倒成了曹氏气量狭小不能容人造成的，在他们看来，既然赵曙有病，无论他怎样无礼，都是可以原谅的，而曹氏除了一忍再忍，不应有别的什么选择。这种态度虽然使曹氏更加愤愤不平，但也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在朝臣们强大的保皇势力面前，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冒天下之大不韪，她所能做的只是抹眼淌泪地发发牢骚，排遣一下心中的郁闷烦恼而已，对赵曙是半个指头也不能动一下的。满腹的委屈同样也郁积在赵曙心中，当韩琦等人来看望他时，他二话不说，劈头就是一句：“太后待我无恩。”韩琦真不愧是职掌调合百味的盐梅宰相，这时立场又反了过来，从容答道：“自古以来，圣明帝王很多，但独称舜为大孝，难道其余帝王都是不孝的吗？若父母慈爱而子孙孝敬，此乃常事，不足道，只有在父母不慈爱的情况下，做子孙的仍不失孝敬，才真正值得称赞，只怕陛下对太后或许有事奉不周之处，天下父母岂有不慈爱的！”赵曙不吭声了，从此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听见他公开说过曹氏的坏话。
曹氏与赵曙之间，尽管这时已不再像以往那样公开地互相责难了，但内心的芥蒂依然远远没有解开。赵曙在七月初就已基本痊愈，并开始每天临朝坐殿听取中书、枢密奏事。照理说，皇帝恢复了治国的能力。太后就没有必要继续垂帘听政了，可是曹氏一直不肯还政引退。如果说，她当初答应垂帘主要是迫于客观条件，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这时她赖着不肯还政则主要是因为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对赵曙不放心的缘故。她对赵曙越不放心，就越不肯放弃手中的权力，而她越不放权，赵曙对她就越是反感，两人的关系一旦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不但没有和解的希望，反而埋藏着进一步恶化的危险。为了打破这个怪圈，老谋深算的韩琦亲手布下了两个圈套。
公元1064年，即治平元年四月初，代理御史中丞王畴上了一道奏疏，说今春以来，干旱少雨，麦田枯焦，建议赵曙以真宗为榜样，亲自前往寺观祈雨。韩琦等人立即随声附和，齐说应该。赵曙说：“还应与太后商议。”韩琦禀报曹氏，曹氏说：“官家大病初愈，恐怕不宜出宫。”韩琦说：“皇上已经答应出去了。”曹氏说：“素色的仪仗尚未准备就绪，再过些日子吧。”韩琦说：“这是小事，并不难办。”于是下令有司选择出行日期。过了十几天，仍不见动静，知谏院司马光上疏催促，说：“皇上要出宫祈雨之事，早已流闻四方，但至今未见成行，众论狐疑，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变故。王者四海为家，为民父母，何必拘泥繁文，选择时日，忘万民朝夕之急？”曹氏没有理由再加阻拦，只得放行。赵曙遂出宫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醋泉观。韩琦等人之所以抓住祈雨这件事大作文章，并不在于皇帝能否真正求下雨来，而是有其深意的，因为这样一则可以向朝廷内外显示赵曙已完全痊愈，恢复了治国的能力；二则可以巧妙地把玉玺收回到赵曙手上。玉玺是最高权威的象征，谁掌握玉玺谁就拥有最终决策的大权。宋朝规矩，若皇太后垂帘听政，那么符宝玉玺必须归皇太后收藏，皇帝只有在外出行军时，玉玺才可以随驾，回来后仍得交还太后。赵曙出外祈雨，顺理成章地把玉玺拿到了手上，回宫后却不肯交还。他一旦控制了玉玺，也就标志着拥有了发号施令的唯一合法权威，对于曹氏的意见，听与不听皆可随心所欲，曹氏的最终决策之权实际上已被他夺回。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赵曙亲政的关键一步顺利成功，韩琦紧接着布下了第二个圈套，这次的猎物便轮到曹氏了。此时赵曙虽早已御前殿视朝听政，但两府大臣仍像往常一样每天退朝后，到内东门小殿再向曹氏复奏。五月戊申早朝时，韩琦一下子向赵曙奏报了十余件事，赵曙裁决如流，悉皆允当。退朝后，韩琦对曾公亮等人说：“仁宗安葬完毕时，我就该求退，只因皇上御体未平，所以才迁延至今，现今皇上听断已如此不倦，诚乃天下大幸，我准备先禀明太后，请求安置一处地方，告老求退了。希望能得到诸公的赞成。”曾公亮等赶忙说：“朝廷怎能没有您？您千万别提这样的请求。”韩琦阴阴地笑了笑。于是一起来到内东门小殿，复奏赵曙已裁决的十几件事，曹氏每事都称善同意。众人退去后，韩琦单独留下来，把方才向曾公亮等说的那些话又复述了一番。曹氏说：“相公怎可求退？老身才真正应该退居深宫呢，每天在此，实在迫不得已，还是容老身先退吧。”韩琦正等着这句话哩！立即眉飞色舞大谈起来，说前代马氏、邓氏皇后如何如何贤明，尚且不免贪恋权势，今太后若能急流勇退，还政复辟，比马氏、邓氏更是强了许多倍，再拜称贺。接着便抖出了包袱，说台谏官员也有章疏请求太后还政了，不知太后决定在哪一天撤帘？曹氏这时才明白了韩琦口口声声求退的真实意图，原来是在以退为攻，逼着自己让位，真是太诡诈啦！但自己话既然说了出去，反悔是不可能了，她强烈地感到被人愚弄了，虽然气恼却也无可奈何。
曹氏被迫退居深宫，赵曙正式亲政，怪圈打破，避免了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危险，赵曙紧接着把曹氏的住所定名为慈寿宫，意思是希望这位慈爱的母后能够永远长寿，并且把曹氏的弟弟已官任宣徵北院使、保平节度使的曹佾，加封为同平章事兼中书令，使他享有“使相”这一极其荣耀的官衔。可是长期形成的感情裂痕仅靠这一二个虚名是不能完全弥合的。事实上，赵曙仍对曹氏心存余恨，就连曹氏所应享受的物质待遇，他都要施加这样那样的限制。在此之前，皇太后若需要什么物品，包括日用器具，只须凭事先加盖了皇帝御用之宝的空白文书直接到诸司库务索要，诸司库务就会立即供应，过后再由三司复奏皇帝就可以了。但如今临到曹氏时，赵曙却偏偏明文规定，必须首先由曹氏宫中的使臣把她需要的物品项目记录下来，送到有关诸司库务，再由这些部门另外书写榜文奏报皇帝，等到皇帝同意，盖上御宝之后，才可供应实物，平白使手续变得繁琐起来。这条规定虽经司马光上书反对，但赵曙一直维持不改。事实证明曹氏以往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凡此种种不能不使她更加愤懑心烦。两人的感情依旧冰冻三尺，碰到一些重大问题时，还会很自然地出现新的裂痕。
赵曙是作为赵祯的过继儿子被立为皇子的，论理只有赵祯和曹氏才是他的皇父母，而对于他的生父淄安朗王赵允让，只能按宗族辈分称皇伯。然而对赵曙来说，真正有感情的还是其亲生父母，他认为自己当了皇帝，就该父因子贵，生父不应仍然处在皇伯和王的地位上。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诏令礼官及待制以上的官员讨论应如何尊奉淄王。此诏一下，朝廷之上立刻纷争鼎沸，掀起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政治风波。宰执大臣韩琦、欧阳修认为自古无称父为伯之理，赵允让应称“皇考”，持此观点的人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