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秘闻 作者:陈楚君 俞兴贸-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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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二人，在刘死后被特务转送西安劳动营“改造”去了。
文合买提案——艾合买提，维族，新疆人。他于1939年经商来兰，在兰州开设
叶尔羌商行（后改为天山商行X 初以出售新疆土产为主，后亦经营京广杂货，大赚
其钱。另有一新疆人阿不那目，在新疆作过县长，随艾来兰。他本与艾合买提是朋
友，但见艾发了财，心生嫉妒。另有一新疆汉人，冒称维族，亦名阿不那目，为某
特务机关和职业特务。此人与维族阿不那目商量，合伙敲艾合买提的竹杠。因艾不
买账，汉人阿不那目即以通苏的罪名，将艾合买提检举。时朱绍良奉蒋介石命第一
次人新，盛世才积极反苏。于是在通苏的大罪名下，牵连了艾合买提和其他在兰的
新疆籍维族商人巴拉特、肉孜、瑞勒等7 人。巴拉特和肉孜在兰州开设塔里木商行，
巴拉特还有儿子驻在国外。7 人先后被逮。后维族阿不那目被阿合买提以敲诈不遂
反控，也被逮捕，关在广武路秘密监狱。这几个维族商人人狱以后，不仅他们商店
里的存货被特务们任意攫取，连他们家里的财物也都听任劫夺。因此，他们在监狱
中能享受一些优待。文合买提一去就住在优待号（门不经常上锁），同时，还允许
别人帮他写辩诉书。艾合买提人很聪明，经常写条子让特务们到天山商行去取货。
据他告诉我，他曾给特务头子（调查室主任）送了一辆道吉牌小卧车，因而得到了
保外就医的优待，我问他共花了多少钱，他笑而不答。巴拉特和肉孜都和我关在同
一个号子，艾合买提释放之后，他们也被释放了。据肉孜告诉我，他花了7 两金子，
同时塔里木商店内的大部货物也被抢掠一空。巴等出狱不久，塔里木商店就结束了。
巴拉特出狱后全家到了印度。瑞勒则因油水太少，被转到甘肃省第一监狱，直到1947
年才被释放。
武威大烟案——1944年六七月间，有一天监狱内部异常紧张，连例行的放风都
停止了，特务并规定不准开窗户，如有人从窗孔外望，格杀勿论。两天以后，才恢
复正常，但究竟为了何事，一直弄不清楚。直至1946年才从一个姓赵的（在监狱当
过小队长）口中得知事情梗概如下：1933年，河西王马步青有一批大烟（传说约数
万两）要运往四川。就与缉私处驻武威的负责人韩某商量，由缉私处负责保运，给
酬很高。韩某答应承运后，电报兰州特务机构调查室共同负责保运。不料此项大烟
运出后，马步青已有下台消息，八战区调查室遂派其爪牙吴剑武（当时西北公路局
警察队长）带人前往接运。在兰州西十里店附近，趁夜将马步青的经办人员杀害，
推人黄河，吞没了全部大烟。马步青当然不甘心，请求戴笠查办。戴笠遂手令调查
室主任程某查究。程不得已，派人将武威缉私处韩某押解来兰，送人秘密监狱。1944
年六七月间秘密监狱戒严的这一天，正是将韩某投入监狱的一天。可能是程为了防
止武威缉私处特务的报复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次日，程又将韩解送出潼关，伪称韩
已畏罪潜逃，此案遂不了了之。
中茶公司案——中国茶业公司系财政部直属机构，抗战后在兰州设立了分公司，
经理由一个军人出身的王蔚文担任。后来甘肃各地茶价大涨，特别是西路的茶价较
兰州高出四五倍。但兰州茶叶系物价管制委员会控制物资，茶叶出售，须先经物价
管制委员会批准，出境时又要经过经济纠察队查验放行。经济纠察队队长余仲施，
是谷正伦的心腹，为了弄钱，串通建设厅主任秘书姜颖初和特务头子程某，大量套
购西运。后来茶叶由省贸易公司专卖，而余、陈等人仍继续西运。贸易公司董事长
为赵龙文，虽同属特务，而矛盾很大，赵遂将此事向谷正伦报告。谷将姜颖初找来
查问，姜说他们（姜本人和程某）只运了一两票（每票800 封），其余都是茶业公
司自运的。谷即将此事电报财政部请予制止。财政部将此案交缉私署办理，缉私署
兰州缉私处处长刘鸿烈遂趁机与程某合伙大整茶业公司。该公司业务主任、会计主
任及西安茶业公司的业务主任都被押进秘密监狱。有一个姓邱的广西人，是兰州茶
业公司职员，被押时与我同号。常与我谈及此案内幕。后来此案移交重庆中央缉私
署办理，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致兰斋案——致兰斋为兰州最殷实的南货点心铺。有人向省政府保安处反映，
该号后院有夹墙一座，内藏大烟不少。谍报股股长李季康（湖南人）遂上报程某，
程即令李率谍报人员前往检查。检查结果是：没有大烟或其他违禁物资，夹墙内只
存放了几缸铜元。但致兰斋经理柴仲圭素与省保安处军法官马某认识，二人在闲谈
中，柴有意识地透露出李季康向他借端敲诈了钱财。马听了之后，因对特务横行霸
道心怀不满，遂向保安处长王治歧当面报告，适逢戴笠来兰，王即当面给戴笠讲了
此事，戴立即下令叫程某将李季康从严讯办。李季康和检查了致兰斋的几个谍报员
一起被押进了秘密监狱。谍报员之一的天水人郭某和我被押在同一号子，据他谈，
李确受了柴家的贿，但数目多少不清楚，钱都由上边分了，他们一无所得，只不过
陪上受罪而已。李季康以后被押往他处，谍报员被移送军法处看守所，此案就此结
束。唯在程某严讯李季康时，因我在隔壁号子里，又系夜间，所以听得很清楚。李
一进门即失声痛哭，程还作了安慰，然后再是一阵密谈，个中情况，可想而知了。
宋季良案——宋季良，湖南长沙人，系虎标永安堂兰州分店经理。广州、香港
沦陷后，他认为国难不可收拾，幸所存货物尚多，便大量抛售，将收人大事挥霍。
这就引起特务们的眼红，遂以“汉奸罪”将宋全家及店员二人逮捕，所有永安堂货、
款全部没收。后来宋妻团产后得病，才准保外就医。宋本人一直被押了两年半，将
所有永安堂货、款交代了结，才交保释放。但一名店员已死在狱中。
秘密监狱死了犯人后，拍一照片，再用席子卷起，深夜从房上吊出，以避人耳
目。因此难友们把死叫“买飞机票”。
史文忠案——史文忠系蒋作宾任驻日本公使时的秘书，湖北人，日本留学生。
“七七”事变后到兰州，在省政府民政厅任秘书。其人思想进步，曾与谢觉哉同志
有过往还，并介绍过学生赴陕北求学。军统以上述罪名将其全家逮捕，押于秘密监
狱。史平素本非富裕，人狱后时间一长仅剩短裤遮蔽下身，可怜之状，目不忍睹。
狱中除克扣囚粮、不发国服外，还迫“犯人”做工纺线，工资全被中饱，真是暗无
天日。以后处理史案时，又查不出案卷，因原调查室主任刘艺舟已换成马汉三，又
换成现任程某。这些特务头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离任时往往焚卷灭迹，只好叫史
自写材料，以后释放。
王彦升与吴渊彦案——王彦升，河北人，曾在陕北学习过。吴渊彦，安徽人，
也到过陕北，曾在绥远某部队任职。捕前王任青年合作社业务主任兼副经理，吴任
青年工厂厂长。吴是单身汉，但存款很多，被特务垂涎，二人先后被捕。特务几番
用刑逼供，吴渊彦坚强不屈；特务又假造口供，迫吴签字，亦被拒绝。lop 年夏，
王、吴解送陕西劳动营。吴于释放后又来兰州搞革命活动，二次被捕。解放前夕被
害于张掖，年30余岁。
广武路秘密监狱中所有案件，多是凭空陷害，或借端敲诈，尤其敲诈最为普遍。
特务队员之凶残，可说完全失掉人性。有一个特务队员因坐洋车时拉车的人对他不
够礼貌，便拉进监狱，先实行毒打后，又押了3 天。又有一队员为戴笠在九间楼住
所守卫，晚上有西园一民众路过，在电灯下查看什么，竟被开枪击毙。在那时真是
人命不如狗。
特工秘闻
保密局福建秘密站
林成基
1946年夏，原军统局的秘密核心部分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保密局成立后
即在各省市设置秘密站。福建秘密站（省站）于是年6 月间正式设立，经保密局局
长办公室秘书李逸云向局人事处荐介，以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任秘书的陈重
乙为站长，并派原任兰州特警班政训处处长的翁其法为副站长。陈、翁二人都先后
到南京局本部请示，领受工作原则和任务后回福建布置。当时福建秘密站的主要任
务是：侦查、破坏共产党组织，设法打人其内部，必要时收买内线搜取情报；搜集
各党派（尤其是民主党派）活动的情报，并设法潜入其组织；搜集社会政治经济情
报；设法制止和破坏学生、工人的革命活动及布置专线人员进行秘密活动等。其工
作原则是：内外勤人员不准与保密局所掌握的公开机关或其他秘密机关人员发生任
何横的关系，必要时仅准站长与其他单位负责人秘密接触；内外勤人员要彻底潜伏
活动，在任何情况下不准暴露身份；内外勤人员的任用、运用、试用、停用等都要
报告局本部核准，站长只准有吸收试用3 个月的权限。
福建秘密站按保密局规定为乙种站编制，下辖3 个乙种组。秘密站站部设在福
州河口嘴，以福州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站布置直属通讯员搜集情报。
站辖的3 个乙种组是：福安组，建阳组，龙岩组。各组都吸收当地的土劣流氓为通
讯员。龙岩组曾在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中布置了内线，有3 人就潜伏在中共的适中
交通站做交通工作。1947年四五月间，福建站还向保密局报告，说林葆芬将被共产
党保送去广东潮汕干部训练班受训，请求保密局发给服装费，保密局以机会难得，
准予从厚发给服装费、旅费等，但结果林葆芬并没有去成。
1946年7 月，保密局以厦门是经济文化重镇，商业繁盛，决定布置厦门直属组
（属甲种组编制），亦由李逸云荐介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直属通讯员曾献民
为组长。曾献民工作一年多没有什么成绩，被免职调为秘密站的直属通讯员，并把
厦门直属组改隶于福建站，另派原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担任过台中组组长的
庄尚德为组长。
1947年秋间，福建站站长陈重乙以身体衰弱、胃病严重不能胜任，向保密局请
求辞职。保密局亦以陈重乙一年多没有显着成绩，准其辞职（陈重乙离职后即去台
湾休养），派省政府调查室主任王调勋兼任站长。
王调勋任站长后，福建站几方面的情况：
人事动态
1947年11月间，王调勋从苏州军官总队把张统资调回，派他为建阳组组长。张
统资当时为要利用其姐夫葛越溪（建瓴人）在建瓴的社会关系，特把建阳组迁到建
瓴以便活动。当时保密局为要掌握全国各地物价变动情况，在各秘密站、组都设置
了专负物价报告任务的经济通讯员，王调勋乃派沈述为秘密站直属通讯员，负责经
济情报。1946年至1948年间，全国各地的工人、学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罢
工罢课，游行示威，掀起革命热潮。面对工人、学生的斗争，福建站的对策是：派
何在国为站直属通讯员，负责对工运的侦察和破坏工作；吸收运用福州理工中学和
福建学院的教员负责学运方面的工作。由站发给活动费，拉拢、收买和运用一些人
进行破坏活动。工运小组和学运小组一直活动到1948年冬才解散。
1948年秋，福建站与省政府调查室合并，合并的主要原因是保密局以调查室只
有内勤组织没有外勤编制，而调查室主任王调勋已兼任秘密站站长，可以利用调查
室的内勤编制来充实福建站的工作，合并后的对外名称仍为省府调查室。
调查室还掌握运用省特种会报秘书处闽北、闽东各县的特秘人员收集情报。特
种会报秘书处是在抗战胜利后由中统与军统联合组织起来的一个机构，它在全省各
县都派有一名特务担任专职的特种会报秘书，负责收集有关当地共产党和民主人士
活动的情报。闽东、闽北各县的特秘由省府调查室（军统）派员充任，闽南、闽西
各县的特秘由省党部调查室（中统）派任，两调查室各派一人充任省特种会报秘书
处主任并各派一秘书主办实际工作。
1949年4 月间解放军进军福建。闽北尚未解放，建阳组组长陈以鉴即先溜回福
州。王调勋见其无故回来非常气愤，再三促其返组进行潜伏部署，但陈不敢再回建
阳。解放军进入建阳的前夕，建阳组的电台报务员孙文开及该组内勤人员带同电机
跟随县政府人员狼狈撤逃，以后辗转逃回福州。建阳组就这样瓦解了。福安组的情
况也一样，当闽北各县相继解放时，闽东震动，组长黄痒即借故先逃回福州。虽然
闽东各县当时尚未解放，但黄已不敢再回福安，副组长华瑞麟和电讯人员亦在闽东
解放前相继逃回福州。
潜伏工作的布置
福建站从一开始就着重于潜伏布置，其原有布置的各组都负有潜伏使命。随着
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保密局鉴于江北各秘密站组在解放时都无法立足的教训，通
令各未解放地区的秘密站组迅即重新布置潜伏工作，并改变从前潜伏组的布置方式
：各潜伏组人员要精干，最好布置万能情报员担任；潜伏人员由站长或由站长指定
一忠实可靠的内勤于部直接联络指导，潜伏人员不得暴露于第三者。王调勋接到通
令后亦积极进行部署，并于1949年3 月初赶往上海，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请领潜伏
布置费百余万金圆券（当时可买10两黄金）及拨给原在保密局福州办事处的6 辆十
轮卡车给他经营运输，充作福建站经费。王调勋回福州后积极物色新员，但当时全
国解放已是必然趋势，特务工作日暮途穷，没有人再肯卖命，福建站的潜伏布置迟
迟不能进行。保密局非常着急，乃于7 月初派布置组第二科主任科员周经文来福州
催促和协助王调勋进行部署。周经文在福州期间，曾向我查询福建支台报务员陈振
富的情况，可能是要派陈振富干潜伏工作，但后来陈振富随副站长丘春华前往厦门
建立福建分站电台去了，直到福州解放还没有回来。周经文、王调勋曾要魏耿手下
的谢少华担任潜伏工作，为此，王调勋介绍谢少华与周经文见面，直接商洽，结果
谢不愿干，于福州解放前逃往台湾。7 月底的一天，我到王调勋家，见王调勋、周
经文及支台长刘崇浩正在核算发给支台报务员陈澄的潜伏经费（几个月）。大概因
为陈澄是福州人，作为电讯人员，身份又不十分暴露，适合做一个万能情报员。周
经文在福州活动了20余天，到福州即将解放时去台北。
福州解放前夕的应变布置
工调勋恐怕在福州解放时无处存身，计划先行占据沿海岛屿作为福建站的退路
；乃于1949年4 月间拉拢起用前海匪、伪军头子收罗前伪军散匪，组织“海上保安
纵队”。王自任司令。不久，闽北各县解放，福州震动，王调勋即派人先行下海，
占据川石岛成立司令部。适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率领交警部队逃来福州，王调勋乃
煽动特警班毕业的特务向马志超索领交警总局原存在调查室的武器（还在1948年底，
交警总局即运了一批武器到福州寄存调查室，这批武器当时正启运去台湾），马志
超被迫发给步枪约100 枝，都由王调勋以福建站站长名义具领交与王仁贵支队使用，
作为下海为匪的资本。王调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