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 (完结)-第2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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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可以称作“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

这个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这和大圣大贤什么的都不靠边，如果非要说他的文章多好，对不起，真的好，可也远远没到欧阳修的影响程度。世间就是这样，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别总想着有一样的影响。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那么开始做事了，谁来帮他呢？只能从日常交际中去选，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比如说吕惠卿。这个人在后来骂名天下，举世皆知，一臭万年，历代所有君子都摇头。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加在王安石的头上。

亲信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领袖服务。他的罪过，就是你的问题！只是非常遗憾，吕惠卿之所以进入王安石的视线，完全是君子中的君子欧阳修的推荐。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51）

（2009111417：25：15）

吕惠卿，字吉甫，生于公元1032年，泉州晋江人。出身于官吏世家。宋史里说他考中了进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调进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见面，两个谈论经文，非常投机，就此进入变法集团。

依此说来，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哪怕从不认识，只要稍微投缘，就会结成死党。至于吕惠卿真正进入王安石视线的历史真相，就被宋史选择性失明了。

只因为那个人是“君子”。

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有一篇上报于朝廷的奏章，名叫《举惠卿充馆职札子》，把吕惠卿说成是“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私下里更在很早之前，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

当时王安石在常州作知州，吕惠卿是州府里一个普通的属吏，欧阳修的信里称赞吕惠卿这样不凡，那样奇妙，要王安石特别对待，才有了两人初步的接触。说到这里，就要谈一下历代大事件的参与者之谜。那些貌似与众不同的人，在历史里留下了印迹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出类拔萃的能力、高雅脱俗的品行，才脱颖而出的吗？

公开的结论是对，真实的答案是错。

以吕惠卿为例，他到王安石身边时，他本人、欧阳修，甚至王安石自己都不可能知道后来会有如此波澜壮阔、无所不至的变法，那么何来有意为之？

再举一例，当王安石不久前从江宁府到京城的路上，曾经回临川老家一次，在那儿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灌溉农田，效果非常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谢卿材被破格重用。

还有很多的例子，可以证明历史发展的大规律涵盖一切，只是推动这个大规律的，却往往是一件件突发的小事情。其中领导们近乎偶然性质的赏识，更是一大因素。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52）

（2009111417：27：12）

吕惠卿之后，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程颢、章惇、薛向、吕嘉问等人。分别简单介绍一下。

苏辙是苏轼的弟弟，前面说过苏轼在东京城的夜晚里迷醉流连，可惜时光非常短暂。没多久，他们的母亲在老家去世，父子三人只好回乡奔丧。守孝三年之后，举族进京。

这是三苏命运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们就选择了终生为官，浪迹神州的命运。进京后，三苏分别考试，老苏成为一个小小的京官，负责为国家编史。大苏和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四等，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商州推官。

特别说明下，制科不同于每三年一试的进士科。它不常设，考的内容通常是对策，这需要真材实学，说出自己对国家时政的见解主张。有宋一代，制科取得三等是最高得分。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个人得到过，那就是被前宰相张士逊讥笑为失心疯的吴育。

到熙宁二年，变法开始起步时，老苏己经去世，二苏再次守孝服丧，回到了京城。这时，苏轼任职史馆，有自己的变法主张。注意，他是主张变法的，只是怎样变，有他的一套理论，我们以后细讲。这时有另一件事己经发生，它与北宋的历史进程无关，对中华诗词史有一定的影响。

苏轼的原配夫人王弗己经故去，他娶了王弗的妹妹王闰之为妻。王闰之很贤惠，无才之女天性仁厚，对他很好。只是王弗的影子陪伴了苏轼一生，是他哪怕天天谈笑度日，也没法在夜深时抹去的隐痛。10年之后，终于凝聚成了一首传唱千古，痛入心髓的悼亡妻《江城子》。

小苏是个奇特的人，说实话，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可能要退居末席，更有说法，三苏中只有东坡才名符其实，其余两位都只是因东坡而显。但要是论到政治才能，小苏才是最强的一位。他清宁安静，不浮不燥，具备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心性极其坚忍，并且能让人忽视他。

这一点与老苏、大苏截然不同。以官场成就论，苏轼比弟弟差太远了。熙宁二年，苏辙的官场生涯，就从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成为王安石的亲信手下开始。

一篇采访

（2009111417：32：38）

中国图书商报有篇采访，借机说出了自己对历史写作的一些看法。试与朋友们勾通，觉得我的看法怎样。

1，媒体把好玩、有趣、诙谐等历史写作方式形容为历史另类写作，您对另类写作的定义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种所谓的“另类”，之所以显得和从前的历史书不同，只是多了点代入感，比如用词的现代化、生活化、口语化。让读者觉得平易些。

如果一定要说“另类”，它应该定义在写书的环境与从前不同了。

现在的作家，尤其是草根类写手，他们可以自由地写出自己的感悟，不会像前辈们有诸多的限制。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和老一辈人截然不同。

不同的观点，造成了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读，这样的产物，就是现在市场上出现的鲜活、大胆、入情入理，与平民百姓息息相关，让他们产生共鸣的作品。

至于定义，是没有定义。这正是这一代草根写手们的可贵之处，自由发挥，写出他们所想的东西。

没有定义，是最大的定义。

2、选择用这种另类写作的方法来写史，当时的初衷是什么？您的写作标准是什么？

从前我不知道我可以写历史题材，就像卡夫卡不知道什么是小说。我一直记得某一天，在书店里看到易中天等人的作品，实话实说，我觉得书上的内容，甚至写作的风格，都是我和几个历史同好平日里闲聊的东西。

如果这可以成书，那么我想我也可以做到。呵呵。

至于我的标准，就是不要停留在调侃历史的层面上。历史不是故事，它是学问，它是教训。可以轻松地说，但不可以调侃地去写。尤其是宋史，它是中华民族的大转折点，有太多沉重的东西在里面。

轻松平易只是让读者们更容易接受的方式，绝不是我要的结果！并且，一定要注意，历史写作，尤其是现在阶段里，有一种非常恶劣的风气。那就是把刻薄当才气，把调侃当幽默。

我可以点名，就以袁腾飞为例。回顾国破家亡的时代，不管是什么时代的讲师或者写手，都应该有一个起码的态度。我们是回顾，绝不是嘲笑那时的人和那时的事。

3、草根写作以其另作的写作方式受到读者的追捧，而成为历史图书市场的一支生力军，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身为这种写法的一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只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它立足于平易、轻松、幽默等以前所没有一些元素上。

这是种新鲜感，一但它消弱、淡化，之后又会怎样？它一定会因为大众的熟悉，而变成过去。到那时，一个命题就会摆在我们的面前。

“轻松幽默之上会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不然中国的历史题材的书就没有前进的方向。

说到这一点，非常遗憾，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的历史学者们任重道远。还处于对读者的扫盲阶段。

大家还对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都不知道，才有现在众多的普及型读物的出现。这些问题都在我的心里盘旋，我力求在自己的书里解决它们。我想，我找到了些东西。它会在我的宋史书里体现出来。

4、历史类图书火爆的原因是什么？

新鲜、热辣、敢于直言、勇于直面当年的事情，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这是最重要的几点原因。

5、历史阅读能提供读者什么？

是人写出的东西，带有最平实、最真切的理解，让读者感同身受。

6、您觉得历史书是否可以进行另类写作？

只是相对的另类，与之前的相比。历史是进步的，每一天都有新的资料被发现，它会颠覆、改变之前的结论。我们的价值观念等也在逐步变化中，这对怎样理解同一个历史事件也产生出不同。

所以，每个时代相比于以前，都是另类的。

明天，明年，后年，等等，都会永远的另类下去。这个世界是动态的，历史同样如此。

7、历史书另类写作的底线在哪里？

历史不同于其它任何题材形式，它是一个民族的印迹，它必须是神圣庄严的，不管你要用哪种形式来表现它，必须要尊重它。

所以它必须得有底线。

具体到现在来说，我呼唤读者们的良知和尊严，那是我们先人的事迹，我们要认真地听，就算是作者有意识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尽量写得幽默风趣。也要能分出来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非常讨厌的。

就像前面所说的，刻薄不同于才气，调侃不是幽默！

现在所谓的另类写作仍然没有成熟，它需要有水平，最重要的是有良知、有同情心的写手们来完善，更需要一大群成熟的，有水平的，富于良知和义愤的读者来维护。

历史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财富，我们要珍惜它。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53）

（2009111617：22：27）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说来是吕惠卿的同乡。这是个让人提起来，就掩卷长叹的人。他太有争议了。前面我提过，从神宗时起王安石、司马光直到北宋亡国，还有一位决定国家命运的人。

他是章惇吗？差一点点，如果他真的像宋史里说的那样坏的话，他就一定是！

章惇，生于公元1035年，比苏轼大一岁。在熙宁变法之前，是官场中一个默默无闻，缓缓上升的小人物，留下的印迹只有三件事。第一件，他曾和自己的侄子一起赶考，考中了，却宁愿放弃。为什么呢？只因为他的侄子是当年进士第一名。

身为叔叔，居于侄儿名下，他无法忍受。但要注意的是，他的侄子比他大10岁。

后两件事都与苏轼有关。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说来章惇的恶名，有很大程度上与苏轼有关，嘿嘿，谁让对方是人见人爱的苏东坡呢，有宋三百年间第一大才子怎么会有错？这都是后话了，在他们相遇时，都是才气纵横，爽俊一时的青年。

章、苏曾结伴游玩，地点在凤翔府仙游潭。仙游潭下有万仞绝壁，只有一根小横木连接对岸。章惇用手推了推苏轼，请子瞻先行。苏轼摇头，珍爱生命，这事儿算了。却见章惇从容举步，走上横木。到对岸之后，他攀山藤上绝壁，以漆墨在石上大书一行字。

——章惇、苏轼来游。

回到岸边，面不改色，神采依然。这时苏轼拍了拍了他的肩膀，说，你日后一定会杀人的。章惇不解，你怎么知道？苏轼说，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别人的命怎么会放在心上？

章惇哈哈大笑。

第三件事也发生在山林里。两人游玩，偶然在一座小庙里喝酒，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就在不远处。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

真遇到虎了，数十步远，马吓得再也不敢往前走。这时苏轼勒马就回，章惇却叫从人拿来一面铜锣，在山石上砸响，跑的是老虎。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54）

（2009111617：25：14）

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我们现在看来，会欣赏章惇的勇气，攀绝壁退猛虎，意气激越，这是一位胆气豪壮的爷们！

可是在古代士大夫阶层，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理智”，那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苏子瞻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更何况以苏轼的理论，漠视自己生命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比如说现在敢于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人，都是潜在的杀人犯的话，是不是像苏轼这样珍爱自己的人，也会同样珍爱别人呢？

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就像我小时候总能听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怎么能爱别人？说这种话的人真该买张逻辑卡去充值，一个人要是太爱自己了，绝不会再去爱别人，那是典型的自私！

章惇先介绍到这里，他的事会随着变法的深入逐渐浮出水面，真假善恶，大家有目共睹。现在只想说一句话，他是个好朋友，一个实干家，什么都好，只是不能惹他。

他是个情绪激动，好走极端的人。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面临生死之难时都敢为你出头，可当他愤怒之后，他会赶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动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

接下来说程颢。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一位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神像被越造越高，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要说他，得从另一个人，一个理论的奠基者说起。

周敦颐。

这个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我们在学生时代都读过一篇清丽高雅的小文章《爱莲说》，就是他写的。俗话说文如其人，想来他也是一位“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君子。

不，他不是君子，那不足以涵盖他，他是位教主。甚至在当时就流传着一些说法，他的名望学识比王安石、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高到无以名状，没法形容，神乎其神的地步。

比如说，王安石少年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名片，到周敦颐的家去拜访。可是拜访三次，被拒绝三次，连面都不让见。王安石愤怒了，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

于是后来才有了王安石“荒诞不经”的一系列变法，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的教育啊！其实哪儿跟哪儿，无论是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直到周敦颐死去，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甚至当时的学术界，也没把周、程两人当盘菜。

高天流云写历史——如果这是宋史（1155）

（2009111717：23：24）

周敦颐，生于公元1017年，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原名敦实。因为宋英宗曾经叫赵宗实，所以才改名“敦颐”。

他幼年丧父，五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郑向。郑向是龙图阁直学士，有一定的影响。在舅舅地推荐下，他走上了官场。

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永远都只是些小官，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的地区去管犯人。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高”度。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一眼就瞧出真假了，和王安石一样，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