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刘伯温-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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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招安叛乱者和警察满足劫匪的要求一样，都是一种姑息和放纵，使得人人起而效仿。评点《水浒传》的金圣叹就说，招安是什么？有罪者你把他赦免，而给他高官厚禄，无罪者自然就心生此念，天下还能太平吗？

几年后，刘伯温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慈悲为怀的和尚坐船，遇到风浪，正当大家惊恐之时，突然佛祖显灵，风平浪静。有人看到水中有只毛茸茸的东西飘浮着，和尚就对大家说：“这也是生命，救它上来。”大家把这个生命解救上来后，发现是只老虎，就想把它推到水里去。但和尚阻拦说：“它可是一条生命啊。”坐船的人说不过和尚，就纷纷下水逃走。当老虎恢复体力后，跳上去把和尚当成了一顿大餐。

刘伯温这个故事寓意很明显：老虎天生吃人，这是本性，无法改变。对于这样兽性不改的人，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同情和幻想。

把这个故事摆到现实中来，刘伯温所指的那只老虎当然就是方国珍那类人。这个故事说明了刘伯温性格中的一点：恩怨分明、是非分明，理性得几近于冷酷。

曾有人问过刘伯温：“老虎吃人固然是错的，但它的确是条生命，圣人有恻隐之心，遇到生命受到伤害，当然要拯救它，难道这不对吗？”

刘伯温解释说：“你看它是条生命，其实是你站在它的立场上。你把自己当成禽兽，这种想法才能成立。但天下事都是公道的，你把自己当成禽兽，可禽兽却不把自己当成人。所以，二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我杀禽兽，是因为我是人。”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冷酷的理性，它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而一旦有人具备后，前途将不可限量。方国珍在听到刘伯温发表的种种宣言后，心惊肉跳了好久。他特别担心元政府的高官们也懂得这个浅显的道理，就派人偷偷潜入刘伯温住所，用黄金白银闪耀刘伯温的双眼。刘伯温问来人：“这是什么意思？”

来人说：“您那妓女的比喻传到了我们大王耳朵里，我们大王心惊胆战，希望您看在黄金白银的面子上，向您的领导倡导招安我们大王，摈弃剿杀的政策。”

刘伯温说：“我呸，对待你们方大王这样的人，只有剿灭，没有其他办法。”

来人带着黄金灰头土脸地走了，回到方国珍处，惊慌道：“大王，祸事来了。刘伯温那小子死活看不上咱。”方国珍说：“不要慌，我们走上层路线。”方国珍走上层路线的方式是这样的：派人绕过正在围剿他的刘伯温，直接把黄金送到元大都，每个官员都分点。这些官员拿了人家的钱财，自然就要替人说好话。结局就是，元朝最高当局否定了刘伯温的建议和对方国珍的围剿行为。刘伯温得到这样的命令后，没有独自晃悠，也没有像着了魔似的絮絮叨叨，而是气定神闲地坐在桌子前画起了八卦图。

据说，画八卦图有助于精神放松和睡眠，而且能快速释放外来的压力。所以，当政府判他“羁管绍兴”的刑罚时，他面无表情，现在，他将有新的开始。

这就是他一生中最煎熬的三年羁管绍兴生涯。也就是说，现在，绍兴成了刘伯温的监狱。

但我们想错了。刘伯温此时还没有那么大的定力，所以当羁管他于绍兴的命令来到时，他的面无表情并非是超然度外，而是满脑空白，呆若木鸡。

三年羁管岁月

悲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监狱里，也就是说，地球就是个大监狱，万有引力就是镣铐，我们永远逃不出地球去，即使用高科技离开地球，终归要回来的。据说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只有一个人逃出了这个监狱，这位越狱犯跑到月球上，住在阴冷的宫殿里，每天对着一只兔子以泪洗面。众所周知，这位越狱犯就是嫦娥，她的下场有点凄惨。乐观主义者说，我们每个人都住在游乐场中，因为地球是如此的五彩缤纷，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但乐观主义者也承认，我们永远离不开这个游乐场。

其实，人心才是最大的监狱。刘伯温虽然受到的处罚是羁管绍兴，但官方没有对他进行任何羁管措施，他可以去绍兴任何地方，可以喝酒，可以写诗，可以和朋友游览山水名胜。也就是说，对于刘伯温而言，绍兴这个监狱其实是个游乐场。但开始时，刘伯温拥有悲观主义论调。

某一天，没有任何征兆，他突然癫狂起来，在房间里大喊大叫，呕吐鲜血，突然昏迷不醒。他的家人认为他中了某种妖术，请来游方的和尚、正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道士、名噪绍兴城的捉鬼大师，甚至通过各种上层关系请来了西域的番僧，这些人对刘伯温进行了眼花缭乱的除妖仪式，刘伯温总算醒转过来。可还不如不醒，因为醒来后，他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自杀行动，比如上吊、割腕、投井、服毒，但他的家人如鬼魅一样时刻盯着他，使他无法得逞。刘伯温在进行了一系列无法成功的自杀行动后，又经过家人的哭泣劝阻，终于醒悟。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中午，他坐到饭桌上，用手指蘸了水，在饭桌上画了个八卦图，说：“这就是监狱。”然后又轻轻地抹掉了八卦图，说，“没有监狱。”

这是一个暗喻，刘伯温告诉我们，人心认为哪里是监狱，哪里就是监狱，反之亦然。

关于刘伯温多次自杀的事情，有一点需要补充：

我们知道，刘伯温被羁管绍兴城时已是43岁，四十多年来，他在寻求智慧的道路上走得顺畅无比，比如有人在1353年见到刘伯温，随便问他个问题，他马上就能回答，他通晓的学科天下无出其右。如果把刘伯温放到西方，那他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西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就是追求善，拥有智慧就是拥有了善，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幸福。西方哲学家认为，一个人追求智慧是无止境的，你在追求智慧的同时也就是在享受幸福。但在东方就不是这样，东方人认为，追求智慧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是创造成功。一旦成功遥遥无期，那就谈不上有幸福感。

刘伯温有智慧，但他没有理解智慧本身就是幸福的，他认为的幸福是凭借智慧取得的成功。由于成功没有取得，反而还落到了阶下囚的地步，所以他不开心，所以就想提前离开这个世界。

站在绍兴城里最高的地方俯瞰绍兴城，它是一座被水洗过的绿油油的城池，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它永远都保持着那种惊世骇俗的纯净。刘伯温站在那里，脑海里就如万马奔腾般掠过绍兴的历史。最先跃入脑海的是舜帝在这里接见百官，然后是大禹在这里召集诸侯，宣称不再禅让，而要家天下。时光如梭，刘伯温能清晰地看到，一个鹰钩鼻子、嘴里永远都散发着臭气的人正在这里卧薪尝胆，这个人就是越国国王勾践，他因为品尝了敌人的大便，嘴里永远都保持着一股臭味。光阴似箭，刘伯温又看到一群宽衣大袖的人正在绍兴城里谈天论地，就是不问世事，这是魏晋那群所谓的风流人士。突然一声马嘶，刘伯温看到宋高宗赵构在这里胆战心惊地避难，而且还说出了“绍祚中兴”这四个字，“绍兴”就是这么来的。

刘伯温站在绍兴城中最高处反刍历史，历史对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说：“如果绍兴是座监狱，那这座监狱真是风光无限，因为有那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住过。人绝对不能委屈自己，我要放浪山水。”

这是一种临时的人生信念，就如一张邀请函，刘伯温四面八方的朋友都来到绍兴，和他一起放浪山水，和他一起喝酒写诗，永无虚日。

在这三年看似热闹其实内心百无聊赖的时间里，也不是没有可圈可点的事发生。比如刘伯温和王冕的交往就是其中之一。“王冕”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的，他可谓是当时著名的诗人、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儒林外史》开篇的楔子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不过他在文中的形象是一位拒不出仕的隐士、高人。我们小时候也学习过关于他刻苦学画的课文，另有他的一首《白梅》也是相当出名的，语文题目中也没少考过：“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是绍兴人，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慷慨有大志，通术数之学，也算得上是位“仙儿”。元末天下还没乱糟糟的时候，他曾去过京师，偷偷与人说“乱且作”，人们都以为他疯了；后来他又仿照《周礼》著书一卷，说道：“我还没死，拿这个去献给明主，可以让天下太平。”但是后来命运却和他预想的不同，未来的皇帝朱元璋让他当秘书（谘议参军）后，他就不幸生病死掉了。

王冕死是后来的事，这时还活蹦乱跳着呢。刘伯温和王冕神交已久，还在杭州的时候，他就听说王冕写诗厉害，早就想结识了，这次到绍兴，正好有了这个机会。其实，刘伯温和王冕两个人在人生理念上是有差别的，王冕不喜欢吃元朝的官饭，刘伯温则巴不得吃官饭，但在特定时期，刘伯温在公务员之路上走得跌跌撞撞的时候，他也跟王冕一样有了当隐士的想法，这下两人距离就拉近了。而且两人还有些其他的相同点，比如都能画点小画、作点小诗。

交往起来以后，王冕的诗集出来后，请刘伯温作序，刘伯温欣然允诺，称王冕的诗质量不错，好好地夸了几句。后来刘伯温离开绍兴以后，王冕可能还去处州看望过刘伯温。

除了交朋结友，刘伯温干得最多的就是自己写写诗、作作文。这两年的文学创作是刘伯温一生的巅峰时期。从刘伯温文集的情况来看，在绍兴的这几年，刘伯温参加过好几次文人雅士发起的聚会，比如“牡丹会”啊，“南镇之游”啊，“竹林宴集”啊，“郊外游”啊，日子表面上也还过得悠闲自在。

或许正是这种假象迷惑了后人，于是，刘伯温传记的作者在叙述刘伯温“羁管绍兴”的篇章时，毫无人性地用一句话作了概括：刘伯温每天都放浪山水，写诗作画，跟朋友喝酒谈天，好像他的心态调整得不错。其实这种铁石心肠的描述对刘伯温一点都不负责任。真实的情形是这样的：刘伯温强颜欢笑，每天都思考自己痛苦的人生。当他在跟朋友喝酒时，人人都见到他烂醉如泥，实际上他深邃的内心总无比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疼痛。当他跟朋友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时，其实他在思考国家的前途，最让他懊恼兼痛苦的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思考出结果。“韶华不我与，去若川水流”这种“时不我待”的生命紧迫感明显跃然纸上。

可是，刘伯温也明白，自己无论如何地忧心忡忡，如何地想要为国家出力，但现实却是，没有平台给他。如果没有戏台，自己又不能搭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心里唱戏。但心里唱戏，别人又看不到，所以唱了等于白唱。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刘伯温诗文自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茨威格写过一部小说叫《象棋的故事》，说的就是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犯人，由于一切自由被剥夺，所以就背诵一本象棋谱，结果出狱后，成了一名象棋高手。刘伯温后来被誉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和他在绍兴的三年时间里每天都写诗作文有着重要的关系。

孟子说过，对于君子而言，世界上就没有什么阻碍，万物皆备于我，一切看似阻碍的东西其实都是在磨炼我，最后成全我。

这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人人都喜欢顺境，不喜欢逆境。人人都喜欢游乐场，不喜欢监狱。

在绍兴监狱的三年时间里，刘伯温也曾“出狱”过。当然，从心是人最大的监狱这一角度而言，刘伯温的出狱不是身体的出狱，而是心灵的出狱。

张士诚的革命路

刘伯温的“心灵出狱”发生在1354年阴历十月，原因是，那位因修黄河而引起红巾军革命的宰相脱脱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大败革命家张士诚。

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在今江苏大丰）。泰州扼着苏北咽喉地带，自古以来的主要经济收入就是盐业，是中国历代盐税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元朝，泰州靠海的地方已经有了三十六处盐场，张士诚的老家白驹场就是其中之一。

显然，泰州真富，但这不代表泰州所有的人都富，比如张士诚就没有钱。张士诚没有钱和他本人的能力无关，和社会有关。元末天下大乱，元朝政府要镇压，要挥霍，这就使得他们不得不大把大把地往外撒钱，但是国库里的钱就那么多，撒光了之后还是得回到敛钱最根本的道路上来——税收。平时收三分的，现在收五分，增加税收，就相当于增加了国库收入，国家花起钱来也不至于捉襟见肘。于是，元朝政府开始大规模提高盐价，反正盐是生活必需品，价低有人买，价高也有人买，卖高点儿钱不就出来了嘛。像盐这种国家垄断的东西，价格不会是市场说了算的，关键还是看当官的嘴巴。有数据表明，从公元1276年到公元1315年，仅仅四十年间，盐价上涨了十六倍。

国家的盐买不起，那私盐贩子就有了想头，他们卖的盐肯定比国家卖的价格低，但是私盐贩子的日子也不好过，国家要保证财政收入，当然不允许你私自卖盐，那不是跟国家抢生意吗？毕竟中国汉武帝以来，盐铁一直是国家垄断经营产品。当年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坚持对匈奴长达三十几年的打击，其军资来源全部仰仗桑弘羊经营盐铁生意的收益。可见盐铁行当是一座几乎挖掘不尽的大金矿。为此，历代中央政府对盐贩子的惩罚都相当严格，还在唐朝时政府就规定，贩盐一石以上为死罪。元朝的惩罚措施也很厉害，先打七十板子，如果侥幸不死，再轰到人迹罕至的地区受刑，元王朝领土空前广阔，找个像西伯利亚那样的地方易如反掌。虽然国家盐禁重，但是贩私盐的利益也是大得诱人，只要做好了，在村里建洋房买轿车没问题。所以有很多人不惜铤而走险，干起了盐贩子这项职业，就像贩毒组织经常怀有的鱼死网破之心一样，要赚就赚多的，大不了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当然脑袋也是不能轻易掉的，在能保住的范围内还是要保住，所以盐贩子们又经常采取拉帮结伙、武装贩盐的手段来对抗官府，这就为他们日后的武装暴动作了军事方面的预演。

张士诚自从加入盐贩子队伍以来，腰包渐鼓，但张士诚不太爱钱，反而喜欢结交朋友，他唯一的消遣就是跟朋友大碗喝酒大块儿吃肉。因为经常做东道主，所以身边聚集了很多朋友。张士诚虽然有钱，但由于是走私性质，不是国家允许范围内的钱财来源，因此他常被那些通过刮地皮赚钱的人看不起。有的富户们向张士诚买盐后赖账，表示：“要钱，可以，不过你要等着吃官司。”张士诚当然不愿意贩私盐这事儿曝光，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不单是富户欺负张士诚，那些收受他贿赂的官员也对张士诚这样的盐贩子非打即骂，特别是管理盐业的警察，简直不把这些财神爷当人。如你所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张士诚忍耐的限度终于在1353年春节后被突破。

有一天，他和十七个最要好的同事喝着盐水，吃着馒头，说：“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惊人的变化，而我们却在这里像狗一样活着。我们倒不如拼一把，就是死了也比这样窝囊地活着好。”

如你所知，这是冒险主义。因为张士诚不同于方国珍，也不同于刘福通，更不同于徐寿辉。方国珍革命时，仅他的家族就有几百号人；刘福通革命前，就在白莲教有着高贵的地位；徐寿辉更不用说，是黑社会当家的，手下小弟多如驴毛，给他们一把砍刀，那就是一支军队。

张士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