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刘伯温-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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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阔约67米，遂成一条深不可测的大河。后来又让这二十万人昼夜赶工，加固城墙防御，使杭州城终于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钢铁之城。

1359年春节前夕，朱元璋命徐达进攻杭州城，出军前，他叮嘱徐达：“张士诚对隆平、杭州二城最为在意，所以这是块难啃的骨头。你要尽全力，如果全力进攻都无法攻下，就撤退。”

徐达最近一段时间对进攻张士诚的城池很有兴趣，这缘于他那不断取得的胜利。所以，他认为杭州城是小菜一碟，甚至还有点小遗憾，因为攻陷杭州城后，张士诚像样的城市只有隆平了。

我们看到，自朱元璋占据应天后，“徐达”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奇高，各个战场上都有他活跃的身影。这自然很好理解，优秀的人才，总会散发着永恒的光芒。徐达是朱元璋后来开国功臣群体中最出色的一个，文武全才。他是朱元璋的老乡，也是朱元璋的发小。两个人可谓是光屁股长大的好朋友，朱元璋把羊尾巴塞到石缝里那次，就有他。朱元璋后来投靠郭子仪军，回老家招兵，徐达第一个报了名。世间有一种人，未经任何职业训练，却能在某一领域内施展横溢的才华。徐达从未经过军事家的特殊训练，却是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是看着朱元璋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因为就是他，在军营中帮助朱元璋谋划，在战场上帮助朱元璋击败各种各样的对手，最终，在把朱元璋抬上一方霸主的椅子上后，他也水涨船高地成为朱元璋兵团名副其实的总司令。

徐达打仗，智勇兼备，他善于审时度势，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快速地作出正确判断，从而被当时的战友和敌人誉为货真价实的常胜将军。

在和张士诚开战后，徐达就一直冲在最前沿，每次都能旗开得胜。这让他身心愉悦，乐不可支。攻击张士诚的城池让他认为这是世间最妙不可言的事情之一。

所以在推进到杭州城外围，面对那条勉强能望到边的护城河时，徐达没有任何压力，他命令铺架渡河战具，对杭州城的进攻就在徐达成竹在胸的心理作用下开始了。

徐达原本不是个骄傲的人，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兵，他最清楚在战场上看轻敌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攻杭州城的漫不经心，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势在必得。攻杭州前，他就得到可靠情报说，杭州城里虽然富得流油，可杭州人奢侈无度，有什么吃什么，从不存粮。按他的预测，杭州城里的粮食只能支撑一个月。他即使围而不打，一月后，那些养尊处优的市民也会因吃不到美食而大开城门，迎接王师。

那条看上去特别唬人的护城河，很快就被徐达兵团轻易渡过，不过他们渡过护城河后就注定了要在这座城下徒劳无功，直到撤退。

徐达军团的攻势极为凌厉，杭州城如果不是被张士诚翻修过，肯定没有防御的资本。杭州城里的守军英勇抵抗，因为他们义愤填膺。不让他们过一个美好的春节是小事，最让他们恼火的是朱元璋太嚣张了，一年以来，朱元璋像蝗虫一样永不满足地蚕食他们。他们要让朱元璋兵团在杭州城汲取一个教训，要让朱元璋终生难忘。

官兵们众志成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的才可以下去歇息半个时辰，如果手还能拉开弓，脚还能踢到敌人爬上来的脸，就必须再上城墙。

这种顽强死守的精神触动了徐达，也让他极为难堪。一个月后，春节过去了，杭州城依然屹立，还姓张。不过也正如徐达所料，杭州城里已经闹起了饥荒。这种饥荒只是纯粹针对杭州市民而言，他们的美食早已吃完，糟糠的价格一日千里地飙升，最后比米要贵出十倍。但杭州人太有钱了，糟糠很快断货。史书记载说，杭州人开始吃油车糠饼。所谓油车糠饼，就是将在碾米过程中剔除出来的废料——皮糠和碎米等——收集混合在一起，经过蒸煮后再用原始的榨油设备榨取糠油，在榨取的过程中受压成型的一块块类似豆饼、菜籽饼状的东西。

这种东西和糟糠不是一个等级，犹如死面疙瘩和包子一样。

杭州城里的普通市民和当兵的都吃这种东西，平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杭州人在关键时刻彰显了人类的本能之一：只要有能吃的，就能活下去。

张士诚在隆平心慌意乱，两个月后，消息传来，杭州城仍然在我们手中，徐达的攻势已明显减弱。但杭州城里十人已饿死六人。要不要救援？

张士诚皱眉，眉毛几乎压到嘴边，咬了咬牙，坚定地说：“不救，他们挺得住！”

他不救得很有道理，因为朱元璋就是希望他出隆平城。朱元璋和张士诚都了解一件事：张士诚不善打野战。

杭州城能挺得住，徐达挺不住了。在围困了三个月后，徐达收效甚微。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打得最虎头蛇尾的一次战役，朱元璋催他撤兵的信件一封接着一封，这位常胜将军的光环沾上了一点尘埃，他唉声叹气地从杭州城撤兵了。

张士诚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回，他在苏州城中大宴三天，庆祝这场保卫战的胜利，虽然胜利的代价太大：徐达撤兵后，杭州城里的人只剩了五分之二，在徐达撤兵的那一天，就因饥饿和疾病死了三千多人。

张士诚突然发现，朱元璋并非是不可战胜的。杭州保卫战的胜利让他三个月来备受摧残的心灵得到慰藉，又让他涌起了一股雄心壮志。徐达才撤兵，张士诚就快速地集结兵力，发动收复河山的举动。这次军事行动，让张士诚收复了太多地盘，包括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也被他顷刻而下。张士诚又恢复了元气。

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对张士诚进行复仇的反攻，是因为此时，天完帝国的丞相陈友谅正准备和他开战，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当陈友谅在采石的战舰上向张士诚发来邀请函，一起狠揍朱元璋时，张士诚先是大喜过望，兴奋的热度消失后，他又仔细考虑起这件事的可行性来。

这可以说是张士诚性格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平时看上去足智多谋，脑海里的计策恨不得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可一遇事时，他的智谋就无影无踪，被他自己吞食了。

他前思后想，始终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和陈友谅联合，当陈友谅和朱元璋交火后，他才在边境上集结部队。可还未等他下命令出兵，陈友谅已被朱元璋打残了。

张士诚恨恨地说：“陈友谅真是个窝囊废。”他说陈友谅是窝囊废，他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然就不会犹犹豫豫，丧失了和陈友谅夹攻朱元璋的良机。

可能是这次理想的夹攻计划没有实现，也可能是朱元璋正急吼吼地追击陈友谅，而无力对付他。他拍案而起，说：“给我收复长兴。”

长兴离开他的怀抱已有三年，但他始终把长兴当作是自己的孩子。现在，他有机会要回自己的孩子，当然不会放过。

1361年阴历十月，张士诚集结水陆十万人，进攻长兴。长兴守将心惊胆战，一日发数道救急文书给朱元璋。朱元璋正在鲸吞陈友谅，没有多少兵力支援。所以只能派出小股支援部队，而这些支援部队都如肉包子打了狗般有去无回。

张士诚的攻城进展极为缓慢，长兴守军和当初的杭州守军一样，顽强死守。一个月后，朱元璋终于腾出手来，派常胜将军徐达援救长兴。徐达这次是为复仇而来，双方在长兴城外展开血肉横飞的野战，杀声震天，天地为之变色。事实再一次证明，张士诚兵团的野战能力远不如朱元璋兵团，他再一次撤退。在徐达的疯狂追击下，撤退演变成了溃退，留下一万多具尸体后，总算跑回了老家。

张士诚又在隆平城里开始了后背发凉，除了对这次失败的懊恼外，还担心着朱元璋的复仇。不过他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朱元璋在1362年被晦气笼罩，控制区内的两场兵变让他不敢发动任何大的军事行动。

张士诚心平气和地度过了1362年，整整一年。

1362年年末，又是一年春节到来时，元政府通知他，韩宋帝国已走投无路，你成名的机会来了！

小明王，不能救

张士诚能否成名，不取决于刘福通和小明王，而取决于朱元璋。安丰城孤城一个，刘福通接二连三地遭到惨败，军队士气已到谷底，用张士诚的丞相吕珍的话来说，拿安丰，就如站在熟透的苹果树下等苹果一样。前提是，朱元璋不插手。

张士诚大吃一惊，突然就骂吕珍：“你别浑了，朱元璋可是韩宋帝国的吴国公，他怎么可能不救主子？”

吕珍反击道：“蒙元政府还是您的主子，它如果出事，您救不救？”

张士诚哑口无言，他在心里琢磨，如果吕珍这个假设成立，自己到底该怎么做。

张士诚假设出来的犹豫，也正是朱元璋在1363年春天时不可回避的犹豫。刘伯温风尘仆仆回来，还未脱下被露水打湿的衣衫，就被朱元璋叫到密室，把这道难题摆在了刘伯温面前。

从刘伯温的角度看，朱元璋和韩宋帝国一点亲情都没有。韩宋帝国没有给过朱元璋任何支持，只有几个空衔。朱元璋发展到今天，全是他单枪匹马闯出来的，和韩宋帝国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刘伯温认为，救安丰是策略问题，不是责任问题。

而朱元璋不这样看，他说，当初进郭子仪部队，就是红巾军的一部分，打的是红巾军的旗号。后来他小有所成，占了和州，小明王还封他做了个副元帅。多年以来，如果没有红巾军这个大帽子戴在头上，他朱元璋也不可能发展得如此迅猛。他还说，小明王和刘福通的红巾军在反元斗争中表现最出众，就是从道义上讲，我们也应该出兵相救。

刘伯温大吃一惊，他借着幽暗闪烁的灯光仔细审视朱元璋的表情，他很快就发现，朱元璋这次是认真的。你要知道，朱元璋从来都是只为自己考虑的人。让他为别人考虑，拯救别人一次，简直是太阳西升。

人有情绪反常之时，但刘伯温确信，朱元璋不会反常到去做没有任何利益的事情，唯一的解释就是，朱元璋如果不趋利，那就是在避害。

刘伯温想到这些，就直接问朱元璋：“如果你把小明王解救出来，置于何处？”

刘伯温的意思是，小明王是朱元璋名义上的领导，救他出来，让他继续当皇帝？那不是给自己扣了个紧箍咒吗？如果不让他做皇帝，必然要杀他，那你救他做什么？

朱元璋愣了，因为这个问题的确不好回答，他当然也想过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想过却没有答案，所以才使解救小明王这件事成为一道难题。

他问刘伯温：“先生有什么好计策？”

刘伯温反问：“你说的是小明王被解救出来后的归宿问题？”

朱元璋说：“是啊。”

刘伯温大大地摇头，险些把头摇了下来，说：“这个问题可以不存在的，只要你不救他。”

朱元璋终于说出了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如果不救安丰，张士诚必然攻陷它，到那时候，张士诚的气焰更为嚣张，我们这不是鼓舞张士诚的士气，让他来进攻我们吗？”

刘伯温哑然失笑，说：“张士诚已被我们打得吓破胆了。我们不进攻他，他就在那里烧香拜佛，怎么会来进攻我们？况且，此时的韩宋帝国已不是曾经叱咤风云的韩宋帝国，张士诚就是把小明王和刘福通活捉，塞进囚车里，游遍整个中国，也不会得到任何正能量，我们何必担心这个呢？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朱元璋站了起来，搓着手，坚定地说：“还是要解救，我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明确的理由，但我只是知道我要救出小明王。至于如何安置他，那就如你所说的，走着看吧。”

刘伯温也站起来，有点激动，说：“你不担心陈友谅？据可靠情报，陈友谅正在厉兵秣马，只要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就会冲杀过来。”

朱元璋无动于衷，但说出来的话却极为严厉，毋庸置疑：“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刘伯温叹口气，气息冰冷，说：“你如果真的决定援救安丰，那早点不如迟点。”

朱元璋马上高兴起来，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先生这话，我明白。”

朱元璋理解刘伯温的话中深意的出处是这样的：春秋时期，邢国受到少数民族骑兵的攻击，于是派人到当时的霸主齐桓公那里求救。齐桓公推了饭桌就要出兵，谋士鲍叔牙却拦住他，说：“拯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如果现在出兵，只是解救了邢国；但如果它被灭了，我们再出兵帮它重新建国，那我们就是它的再生父母。两种方法，虽然都能得到邢国的感激，分量却有天壤之别。”

朱元璋虽然知道这段历史，而且也复述得很好，可惜，他理解错了。

刘伯温的意思不是让他在安丰城破后，再去拯救小明王，而是让他延迟出兵时间，希望张士诚能把刘福通干掉。

刘福通在整个革命区内的威望太高，而且在政治的迷宫里从不迷路。他在战友韩山童死后，把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立为韩宋帝国的皇帝，就足以说明他是个懂政治的人。在那时，他的声望足以让他轻松地坐上龙椅，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立了个傀儡韩林儿。这是因为韩山童虽然死了，但在红巾军中，他还活着。刘福通对权力的理解是这样的：要能看得见摸得着，这种权力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不是那些虚无缥缈、没有本质只有形式的龙椅。

他当时掌握着能和元政府分庭抗礼的帝国——韩宋帝国，他拥有一支所向无敌且只属于他自己的兵团。可以说，他在某一时期是全中国权力最大的人，只是因为运气不佳，他失败了。不过，他的斗志和智慧没有失去，关键的是，虽然经历了几次重大打击，他的气魄还在。如果给他机会和时间，他还能在短时间内旱地拔葱，重新光芒四射。

这就是刘伯温所担心的，刘伯温当然指出了朱元璋对他那句话的错误理解，因为朱元璋很快就出兵了。刘伯温相信，朱元璋不会看到活着的刘福通。刘福通在危机面前向来一马当先，张士诚围攻安丰，一旦城陷，刘福通必死无疑。

永别了，韩宋帝国

一场夜雨，把应天城洗刷得整洁干净，阳光从地平线后面散发出温暖的光芒，1363年阴历三月，朱元璋和他的将军们带领兵团主力，奔向安丰。

那场隆平的夜雨到了安丰，就成了雨夹雪。安丰城在那场雨夹雪中已支撑了一个多月。刘福通在第一线，韩林儿在临时的皇宫中坐立不安，连龙冠都懒得戴了。刘福通虽然脸色苍白，但眉宇之间仍然透露出直冲云霄的英气。他站在城墙上，望着下面如蚂蚁般的攻城士兵，感慨万千。这是多么熟悉的场景，就在几年前，他的兵团如一头蛮牛冲进了元政府的瓷器店里，所向披靡。如今，他成了那些心惊胆战、窝窝囊囊的元政府守城部队中的一员。

安丰城下张士诚的丞相吕珍就是另外一种心境。他仰望安丰城，就是在一个月前，他连做梦都没有想过，一个月后会和革命大佬刘福通对阵，而且是如此悬殊的对阵。他对他的将军们说：“安丰城指日可下，捉了刘福通和那个小屁孩韩林儿，我们就名垂青史了。”

他这话倒不是虚言，安丰城的确已摇摇欲坠。它本来就不是个可以固守的城池，城中没有一粒多余的粮食，战争进行到半个月后，城中的士兵和百姓的肚子就开始被束之高阁。但人不能不吃东西，而当时的安丰城中只有两样东西可以被当成食物，第一种是井泥。

所谓井泥，就是井中的泥。井在长时间为人民提供饮水时，也会产生淤泥。如果不勤加以治理，淤泥会越来越多，最后，清凉的井水就成了污浊不能饮的泥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