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师:刘伯温-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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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多年来对朱元璋的教诲，使朱元璋逐渐理解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能和白莲教有瓜葛，自己就是将来的天下之主。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就能明白朱元璋在讨张士诚檄文中除了张士诚罪状之外的那些话。他说：“我参军之前，是有很深考虑的。首先考虑的是红巾军，但他们全是些妖言惑众、装神弄鬼之徒，后来又考虑参加政府军，可他们以杀害百姓为己任。所以我艰苦奋斗，今天，我拥有了南中国广大地盘，这是祖宗的显灵和上天的指令。”他又说，红巾军革命以来，做过的事主要有三件：杀人、放火、凶谋，杀戮天下的知识分子。所以呢，红巾军就是个贼窝，就是十恶不赦的团伙。而他自己则是商汤和周武，可以吊民伐罪。他讨伐的人全是坏人，比如张士诚。张士诚这人虽然和红巾军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因为朱元璋要讨伐他，所以他就成了下流胚。
接着，朱元璋又说，自己可以替蒙元政府“立功”，大家联合起来平定那群乱臣贼子。这群乱臣贼子好多，张士诚是，王保保是，李思齐是，张良弼是，甚至躺在坟墓里的明玉珍也是，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小明王也逃不掉乱臣贼子的头衔。
朱元璋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清清白白，既不是邪教，也不是乱臣贼子，他是尧舜级别的人物，要比汤武还要崇高。
他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那张丑陋的嘴脸迎风招展，嘴里吐出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词句，使人听一句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看他一眼，骨头就咯咯作响。
他说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崇高的人物，还可以理解。但讨张士诚的“八宗罪”实在让人莫名其妙，就连张士诚在反复看了几遍后，也看出问题来了。张士诚对他的将军们说：“把第一条、第四条、第八条去掉就是我讨朱元璋檄文啊。”
其实，这八条罪状，是朱元璋政府搜索枯肠、抓耳挠腮凑出来的。
从张士诚的角度来反驳这八条罪状，就很是好看。
第一条罪状：当初贩卖私盐，后来最先造反，四处杀人，还有根据地。
张士诚反驳说：“我是贩卖私盐，可我贩卖私盐的钱都救济贫苦百姓了。你朱秃子倒想贩卖私盐，可没有这头脑啊。你说我最先造反，你脑子进水了吗？最先造反的是主子刘福通和小明王。我有根据地，你就没有吗，你的应天城是茅坑吗？”
第二条罪状：后来你张士诚发现根据地危如累卵，就假装投降元政府，可不久就杀了元政府官员。
张士诚反驳说：“我假装投降元政府，你就没有想过投降元政府？我杀了元政府的官员，你他妈的还杀过人家元政府的使者呢，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相比之下，哪个罪孽更重，道德更败坏？”
张士诚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让他怒火升腾。这件事是这样的，当初元政府主力军围攻高邮城，朱元璋这孙子居然送给围城的元军牛肉和美酒，说是犒军。幸好，张士诚气量大，他收拾了愤怒的情绪，继续反驳第三条。
第三条：再后来，你张士诚又占了浙西，擅自称王。
张士诚反驳道：“我攻浙西，可没像你那么不要脸。你朱秃子当时每攻一城时，都给你的士兵打鸡血，说什么‘前有某某城，子女玉帛，无所不有。若破此地，从其所取’。我擅自改元称王，那还是我的独创，你一直使用不合法政府韩宋帝国的龙凤年号，你说到底谁罪大？”
第四条：冒犯我的疆域，被我打败，又投降元政府。张士诚反驳道：“是我冒犯你的疆域，还是你来拱我啊。这是狗咬狗的事，你居然把这当成是我的罪过，真是岂有此理。”第五条：占了那么富裕的江浙地区，却不向政府交税。张士诚愤怒地反驳道：“你朱秃子狗戴帽子装人啊，你拥有‘江左及淮右数郡’，你给过元政府一粒粮食没有？我这几年每年都给元政府运送十万石粮食，收据还在我手里，你居然说我十年不纳贡？噢，我想起来了，你纳贡过，就是当初我在高邮城里被元军围得生不如死时，你给人家送过牛肉和美酒。”
第六条：对元政府阳奉阴违，谋害元政府官员。张士诚冷笑着反驳道：“我对元政府阳奉阴违，人家元政府还没有说什么，你朱秃子算老几啊，轮得到你张嘴咬我？”第七条：知道元王朝已没落，就把元政府在江浙的行政人员一窝端，杀了江浙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张士诚反驳道：“达识帖睦迩和普化帖木儿是自杀，怎么就成了我杀的。你也杀了不少元政府的高级官员，又怎么说？”第八条：诱我的大将投靠你，又掠夺我的百姓。张士诚呸地吐了一口，反驳道：“好意思说我诱你的大将，我是曾诱过你的侄子朱文正，可你怎么不想想，你的侄子都想背叛你，你做人太失败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派到我王国里的间谍比我的百姓还多，这到底是谁诱谁？”
张士诚反驳完“朱八条”后，心情大为舒畅。可他转念一想，朱元璋智力商数怎么低到如此程度，把声讨我的檄文几乎写成了声讨他自己的？他手下的刘伯温是顶级秘书，怎么会有这样愚蠢的檄文从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散出？
这也是我们疑惑的问题，如果是刘伯温写这篇檄文，即使不经大脑也不会写成这样。这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出在一个叫张昶的人身上。张昶在1366年阴历五月的身份是朱元璋政府的副宰相（参知政事），三年前，张昶的身份是元政府的民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在那次招降朱元璋的计划中，张昶作为使节团团长被朱元璋扣留。朱元璋一边当着他的面杀掉他的同事，一边露出挤出来的微笑，劝他为自己效力。朱元璋说自己是天底下第一菩萨心肠的革命家，还说自己对张昶强大的执行力早有耳闻。
面对屠刀，张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委曲求全。在他投降朱元璋的三年时间里，他的确把朱元璋政府管理得井井有条，朱元璋政府的建置、制度大多数都是出自其手。张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的执行力，没有一件事在他手里停过一天以上。朱元璋对张昶这几年来的表现很满意，渐渐地把他当成自己人。但张昶不是朱元璋的人，他始终心系元政府和他在北方的家人。
他在朱元璋政府所做的一切，只是他的职业习惯，那张丑恶的嘴脸，不是他心目中的圣君，更不是他心目中的菩萨。他对朱元璋有刻骨铭心的憎恶，他对一切造反者都有憎恶。依他的看法，这些人毫无高尚的道德情操，造反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家致富，无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证明，造反者后来能得天下，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和时势造就的。假设没有刘福通的红巾军革命，宰相脱脱的治世能力会把元王朝从堕落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就是因为各地不断有人造反，宰相脱脱那些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治世措施无法施行，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张昶经常站在应天城的最高处，遥望北方，忽然就眼含热泪。当朱元璋和张士诚的战争开始后，张昶殚精竭虑地为朱元璋贡献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忠于朱元璋，而是他特别喜欢看狗咬狗，他希望两只造反狗两败俱伤。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朱元璋声讨张士诚的檄文，可能就是出自张昶之手。按张士诚的话说，这篇檄文去掉第一、第四、第八条外，完全就是一篇声讨朱元璋的檄文。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张昶站在书桌前，摊开纸，不怀好意地奸笑着、快乐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朱元璋的罪行写到纸上，看上去，那就像是张士诚的罪行。他几乎没写成一条朱元璋的罪状，却像酷暑时吃了一块冰冻西瓜一样的身心舒畅。
按刘伯温那超人的聪慧，不可能发现不了檄文里的“指桑骂槐”，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张士诚和朱元璋根本就是一丘之貉。
张昶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他的心思绝对逃不过阴谋高手朱元璋的眼睛。1367年阴历六月，张昶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天下几乎已定，作为君主，您应该是个神秘主义者，最好待在深宫里不要出来，及时行乐。使天下人摸不到您的心思，才能被人惧怕。”
朱元璋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想做赵高，把您想成了秦二世。”朱元璋就把张昶叫到面前，痛斥他。张昶见朱元璋不吃这套，就想出了另一套。他又写信给朱元璋，说：“元政府失于宽纵，所以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想要国家稳定，必须要用严刑峻法。”朱元璋又把信给刘伯温看，刘伯温说：“他说得有道理，但这个时候不适合严刑峻法，此时大业未成，严刑峻法会失民心。”
朱元璋动了杀机，说：“张昶这厮到底想要做什么？如果他的智慧仅限于此，我要他何用；如果他是故意的，我怎么敢用他！”
几天后，有人从张昶的枕下搜到了一封他写给元朝皇帝的信，信中回忆了他为元政府服务的那些年，又回忆了给朱元璋政府工作的这几年。信的最后说：“在元政府的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在朱元璋政府的这几年，简直如在地狱，度日如年。”
朱元璋得到这封不是写给自己的信后，暴跳如雷，下令逮捕张昶，张昶在狱中写了八个字：身在江南，心怀塞北。朱元璋说：“这小子心意已决，得到他的人却得不到他的心，留也无用。”
张昶于是殉国。张昶的殉国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人关注这件事，就如没有任何人关注小明王的死一样。
小明王之死
小明王韩林儿死于1366年阴历十二月，正是朱元璋对张士诚战争的第二阶段完成、正准备第三阶段时。
朱元璋发出那篇朦胧恍惚的讨张士诚檄文后，就开始进行灭张战争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攻击张士诚的湖州和杭州，剪除张士诚的羽翼。
1366年阴历八月，当刘伯温在寻找应天城新城基时，徐达兵团二十万人从应天出发奔赴太湖。为了迷惑张士诚，朱元璋宣称要进攻苏州，张士诚还未来得及分析朱元璋这句话的真假，徐达兵团已进入太湖，疯扫张士诚的据点和阻击军。当徐达兵团来到湖州城最后一个外围据点三里桥时，张士诚才发现朱元璋撒谎，急忙向湖州派出援军。
湖州守将张天骐是张士诚兵团中一员出色的战将，他始终相信一个观点：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所以当徐达在拔除了湖州城外最后一个据点三里桥时，张天骐大开城门，分三路迎击徐达兵团。徐达针锋相对，也分三路进攻。不过徐达动了点脑子，他在张天骐的三路军中发现南路军的阵形不稳，士气不高。
于是，他把主力放到了南线，攻击张天骐的南路军。
徐达蒙对了。那路军是湖州城里最差劲的部队，和徐达兵团一接触，即行溃败。张天骐兵团的另外两路一见友军这副德行，也就不准备打了，掉头就往城里跑。
张天骐是个不受观念和规则束缚的人，当他发现进攻不是最好的防御后，就马上认为，防御才是最好的防御，紧闭城门，严防死守。
张士诚派到湖州的援军是李伯升兵团，李伯升是张士诚的亲密战友，张士诚的“十八条扁担起义”中就有他的一条扁担。不过，李伯升并非是出色的军人，他的战绩乏善可陈，特别是张士诚与朱元璋交战以来，他在各种战役中都被打上了失败的烙印。虽然如此，张士诚依然很信任李伯升，因为他是元老，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
李伯升兵团进抵湖州后，发现徐达兵团并未把湖州围得水泄不通，于是，他的兵团就趁着夜色由城东的获港偷偷地进了城。他来，是解围的，可进入城后，他和张天骐一样一筹莫展，两人只能互相拍着肩膀困守湖州。
在张天骐眼中，李伯升是个扫把星，因为李伯升一来，徐达兵团就丧心病狂地对湖州四座城门发动猛攻。张士诚得知李伯升那支解救兵团成了守卫兵团后，又派出吕珍兵团率领六万精锐披星戴月援救湖州。
吕珍一直很有充沛的精力和卓越的才能，使人大跌眼镜的是，从前围攻顶级大佬刘福通的安丰城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销声匿迹。他的兵团到达离湖州城东四十里的旧馆时，突然停下，还筑起了五个寨堡。
有人说他可能是因为看到徐达兵团的二十万人而吓破胆了。但这不是真实的吕珍，吕珍不可能被吓破胆。他可能是想把徐达围困在湖州和他的寨堡之间，步步紧逼，最后要湖州城的守军出城，和他一起把徐达包成饺子。
吕珍的想法没有错，只要湖州城能一直坚持下去，当徐达兵团的锐气被消磨得差不多时，这个计划就能实现。问题是，朱元璋不可能给他这份战场上最宝贵的财富——时间。
吕珍兵团寨堡的湿泥味道还未消散，朱元璋增援徐达兵团的另一支兵团已赶到湖州城。徐达有了援军，喜出望外，于是将计就计，在湖州城东迁镇南的姑嫂桥连筑十座堡垒，把旧馆与湖州的通道阻截了。等于说，吕珍的增援部队和湖州城里的守军现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张士诚在苏州急得抓耳挠腮，气得暴跳如雷。多年以来，他一直就没有破解朱元璋“围城打援”这一低级计谋。朱元璋三番五次地使用，张士诚三番五次地认栽。如果用四个字来概括朱元璋与张士诚十多年的战争风云，那就是：围城打援。
每次朱元璋“围城打援”时，张士诚都会冒出这样一种想法：老天爷不会总让我倒霉的，这次运气应该轮到我了。可现实每次都狠狠地抽了他一耳光。
1366年阴历八月末，湖州被围时，张士诚那种想法再度袭来。他攥紧拳头，嘀咕道：“这次，运气该轮到我了吧。”
九月初，张士诚亲率精锐驰援湖州。老天爷又让他空想一场，当他的兵团行进到皂林时，他遇到了等他多时的徐达阻击部队。双方一接触，他的精锐就像是童子军，被徐达阻击部队打得七零八落，死亡人数不详，仅被活捉的就达三千人。
张士诚连发火的情绪都没有了，当天夜里，他派一支夜袭部队，试图偷袭姑嫂桥，结果这支夜袭部队意料之中地撞上了徐达兵团的埋伏，全军覆没。
张士诚琢磨了许久，想破解朱元璋的“围城打援”，可琢磨得头皮发胀，眼冒金星，也只有一个办法：继续派援军，被朱元璋打。
从徐达兵团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作战目标已不是湖州，而是吕珍兵团的旧馆。张士诚也发现了徐达兵团的作战用意，赶紧派人冒死进入旧馆，希望能带回点有价值的情报来。可这支军队一进入旧馆，就再也没有机会出来了，因为徐达兵团把他回来的路封死了。
张士诚又是一番抓耳挠腮地琢磨计策，可他的计策如沙漠中的水源，毫无踪影。他只好凭感觉行事，把他的海军全部投入战场，设想能冲开一条通往旧馆的活路。可朱元璋的海军在消化了陈友谅海军后，已天下无敌。张士诚的海军毫无悬念地被击败逃跑，徐达兵团围追不舍，最终全部被徐达海军歼灭。
张士诚倒霉到极点，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愤愤不平。他的愤愤不平没有任何改变物质的能力，此时，吕珍旧馆兵团的外援已全被扫除，吕珍的士兵因为缺少粮食而面黄肌瘦，六万人成批成批地出门投降。在这些投降的人中，自然有吕珍。他投降时，心情极为沉重。面对苏州方向，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臣子对国王的仪式后，吕珍草草包扎了下因磕头而出血的额头，出门投降了徐达。
徐达对吕珍说：“还要辛苦您一下。”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