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i,ii,iii-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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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悬案，学术界已有公论。1935年年末夜半，鲁迅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曾提到过此案，鲁迅道：“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1936年鲁迅去世不久，一个叫苏雪林的妖艳加自恋的女人跳将出来，高举“倒鲁”大旗，于这年11月公然“鞭尸”，该妖女在致蔡元培、胡适的信中，以一种近似变态的心理，对鲁迅进行了激烈攻击、谩骂。苏氏谓“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苏氏促使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并在信中骂鲁迅为“假左派”、“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等等。（《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下同）
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接读书信后对苏氏回答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这里，胡适显然没有把鲁迅当做盟友而是当做对立面看待的，但仍抱了极大的同情与尊重。如果说胡对鲁有何不恭之处，也只是“狺狺”一词。但接下来，胡适对苏氏粗暴卑劣的“鞭尸”恶行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胡说：“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份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一生与鲁迅见过两次面，并对鲁迅的作品极端崇拜爱恋的女人苏雪林（苏原籍安徽太平县人，曾任武汉大学教授，1952年赴台）。为什么后来对鲁迅如此愤恨，居然做出了“鞭尸”的疯狂之举？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苏氏掺杂进了“爱而不可得的”怨恨。（房向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据说，大陆鲁迅研究者陈漱渝到台湾访问时，曾专门和苏雪林有过一场对话，并问苏为何对鲁迅如此激烈地攻击。苏答曰：“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陈并未提问苏是否爱过鲁迅，是否因爱而不得而转怨恨，苏氏突然神经质地说出此话，是在表白什么，还是在透露什么信息？陈漱渝没弄明白，其他人似乎也不甚清楚。当年落到鲁迅头上的“盐谷一案”总算洗刷明白了，苏雪林之对鲁迅的爱恨情仇，仍有待研究者深入狭窄的历史隧道探一个水落石出——这是题外话。
那么，到底鲁迅为何对顾颉刚如此痛恨呢？
按照研究者孙玉祥的最新发现，认为在“盐谷一案”中，此前普遍流传的“顾颉刚误认陈源之说”是一种误导，从陈、顾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按孙的说法：陈源乃留英博士，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因而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而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陈内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更厉害，可事实并不如此。于是，孙玉祥认为：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是因为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即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按孙氏的推理，这一结论除了逻辑的合理性外，还有一个直接证据，这便是顾颉刚之女顾潮撰写的传记文学《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书中写道：“其实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为什么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阴谋家、不共戴天的仇敌？”顾潮的解释是：由于法日派与英美派“海龟”们的相互撕咬纠缠，使并未出国放洋的本土学者顾颉刚夹在中间颇有“两姑之间难为妇”之感。随着两派激烈交锋斗法，顾最终倒向了胡适阵营，成为鲁迅笔下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鲁迅与陈源因“女师大风潮”结怨后，顾又以“盐谷一案”卷了进来。顾潮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结了怨。”
正是根据顾潮这段记载，孙玉祥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子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唧唧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孙氏之推理可谓独辟蹊径，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但细加琢磨，似仍有不能服人之处。其一，孙氏引用的唯一直接证据是顾潮所言，而从顾潮所写的这段文字中，看不出引用诸如顾颉刚《自传》、日记，或其它相关的证据材料，只是她自己的一说。显然，作为1946年出生的顾潮是不会比当时人对“盐谷一案”知道得更多、更准确的。这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1936年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明确有“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小人张凤举之言……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之语，这就是说，此事与顾颉刚无涉，事情坏在“小人张凤举”之手。面对这份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深感绕不过去的孙玉祥作了如此辩解：“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顾颉刚的后人“不领情”固然是自己的失误或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非要说胡氏列举了“小人张凤举”就是为了掩护顾颉刚，在逻辑上可以讲得通，在证据上仍难令人信服。如果说他为掩护顾颉刚而不弄别人，却偏凭空造出一个“小人张凤举”做靶子，恐怕胡适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啼笑皆非”的吧。
＇33＇
1911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始相识。这一年傅17岁，顾20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罗家伦《元气淋淳的傅孟真》）的傅斯年成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作为放洋七年，又是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就有些不同了。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年长的、国学深厚的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被截去了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是怎样编的》，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引文同）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投降，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走。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暴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
正在激烈学生分子要闹事倒胡的关键时刻，顾颉刚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并劝虽不是哲学系的傅“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据说傅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问难，最后把胡适弄得汗都下来了，绝顶聪明的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算是渡过了难关。自此之后，傅斯年同顾颉刚一样，对胡适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从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傅斯年不惜背叛他的指导老师黄侃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毅然决然地转向胡适，正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作为年轻的胡适而言，他在北大讲坛上站稳脚跟并长吁一口气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许多年后，胡适曾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作品集》，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又，原《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说：“论到五四时代的人物，陈独秀、胡适之与傅孟真，见解智慧，陈、傅都超过了胡，可是胡对他们有相当的化导作用，这因在当时，胡的基本西洋学识比他们两人深入，孟真对胡，生平执礼甚恭。但他们不是师弟，世间所说傅是胡的大弟子，这是错误的，如果论思想见解，若说傅是弟子，那是青出于蓝了。”（程沧波《记孟真》载《谔谔之士》，王富仁
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或许，正是有了这诸多的风云际会和“同”与“不同”，才聚成了胡适与傅斯年、顾颉刚等师生的交往与友谊。
＇33、37＇《顾颉刚日记》，第二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分见1927年3月1日、1931年6月12日条。
＇35＇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第三章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四巨头聚会
此时清华研究院五位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作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的聘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的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名日隆，为全国学界所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