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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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二十三年（1424年），朱棣以65岁高龄第五次北征蒙古，7月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死前召见英国公张辅嘱咐后事，命传位于太子朱高炽。
1425年，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升太师，并监修《成祖实录》。仁宗在位期间，任用贤良，轻刑薄役，核查冤狱。“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但是仁宗仅做了一年皇帝就病死，由皇太子朱瞻基继位，为明宣宗。宣德元年，宣宗的叔父汉王朱高煦谋反，他想引诱朝中大臣武将为内应，于是派遣其属下枚青到英国公张辅家里游说。张辅把枚青绑起来送入宫内，并向宣宗请求率兵平叛。宣德元年（1426年）秋八月，宣宗亲自出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天下安定。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宣德四年，进阶光禄大夫左柱国。
宣宗朝，文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可谓人才济济。宣宗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这也是明朝二百七十余年间的极盛时期。
但可惜的是，宣宗也只做了10年皇帝就死了。1436年，英宗朱祁镇即位，当时吏部尚书蹇义已经死去，宣宗旧臣除“三杨”外，资格最老、地位最尊的就是英国公张辅了。因此，他倍受重用，凡是军国大事，重要政务，很多时候都由他来裁决。英宗为太子时，身边有个宦官王振朝夕侍侧，王振狡黠多智，由于英宗年幼无知，王振投其所好，得到信任，英宗即位后，王振被任命为司礼太监，并且称呼他为先生。王振逐渐大权在握，专擅朝政，飞扬跋扈，朝中大臣对他唯唯诺诺，不敢得罪。只有张辅不把他放在眼里，敢与他据理以争。这使王振对他恨之入骨，后来找了个机会弹劾张辅回奏稽延，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命杖其二十。太皇太后闻知，急忙命令停杖，但是已经来不及。张辅被杖后，太皇太后十分恼怒，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入见。英宗东首上立，五大臣西首下立。太皇太后对英宗道：“此五大臣系先帝简任，留以辅汝，一切国政，应与五大臣共议，非得他赞成，不准妄行！”英宗表面答应，但是内心并不愿听从，反而更加宠信王振，致使政治腐败，军备废弛。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兵南下，侵犯明朝。英宗在王振的劝诱下御驾亲征，率明军50万北抗瓦剌。由于王振专权，张辅虽然跟随出征，但是不能干预军事，不能指挥作战。结果在土木堡明军大败，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张辅战死，时年75岁。后追封定兴王，谥号忠烈。
四平安南的四朝重臣张辅（2）
张辅“雄毅方严，治军整肃，屹如山岳”。四次率兵征服安南，开疆扩土，战功为诸武将中第一。并“历事四朝，连姻帝室”，地位非常显赫。虽然如此，张辅为人却从不刚愎自用，而是小心谨慎，与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夏原吉同心辅政。仁宣时期二十余年，海内晏然，张辅功不可没。
“不带江南一寸绵”的况钟（1）
明代运河戎克船
一肩行李，试问封建官场有几？
两袖清风，且看苏州太守如何？
这是江西靖安县况钟墓后清风亭里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用朴实无华的语句，高度概括、赞扬了一代清官——况钟清正廉洁的高贵品德。
况钟（1383～1443），字伯律，明江西靖安人。二十四岁时被靖安县知县俞益选拔为县书吏。后来被慧眼识人的吏部尚书吕震举荐为礼部仪制司主事，任职期间，先后受到明成祖朱棣31次嘉奖。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被破格提拔为仪制司郎中。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被荐举出任全国税粮中心地区的苏州府知府，因政绩卓著留任达13年之久，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卒于任所。
况钟在礼部任职十五年，口碑很好，因而得到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的器重。宣德五年（1430年），苏州等九个府空缺知府，明宣宗命大臣推选廉洁而有才能的官员去任职。尚书蹇义推荐况钟，杨士奇也赞成，于是宣宗任命况钟为苏州知府。他到任后，针对苏州吏治腐败的状况，首先大力整饬吏治。认真清查、审理较大贪污案件，经过多日调查，当众处死了六个贪赃枉法的胥吏，接着对苏州府辖下的官吏进行考核，“出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余人。郡中不寒而栗”，罢免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官员，选拔培养廉洁公正之士分任各级官吏。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减削田赋，废除苛捐杂税。苏州官田的租非常重，一亩田“科米不等，少者一斗三升至四升止，多者自五斗至三石”。明宣宗虽下诏减免，但没有得到贯彻。况钟多次上奏请减官租，宣德七年（1432年），宣宗批准减去官田租七十二万一千六百石，荒田租十五万石，使苏州百姓负担大大减轻。他还率领苏州民众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兴修太湖一带水利，促进了苏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设济农仓，防备饥荒，赈济灾民。并修建学校，为国家和地方培养人才。
明代运河戎克船况钟的前任知府惰怠公务，致使讼案“累年莫决，囚多死于淹禁”。况钟心系百姓，到任后仔细处理这些案件。苏州府下辖七个县：吴县、吴口、长洲、常熟、嘉定、昆山、崇明，况钟逐县审问案件，不到一年，“勘部过轻重囚一千一百二十余名，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咸颂包龙图复生”。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一篇《况太守断死孩儿》，赞扬“况青天折狱似神”，即为佐证。况钟还大力清理军籍，释放受冤百姓。明朝军人是世袭的，都立有军籍。军士死了或逃亡了，要由他子弟或孙子补充。宣德三年，御史李立、同知张徽奉命到苏州清理军籍，为邀功请赏，他们借“清军”之名，动用酷刑，强迫民户抵充军户，百姓被冤死者不计其数。况钟到任后，这些受尽冤屈的百姓，“扶老携幼，填塞道路，号哭呼天”，况钟经过调查，向朝廷揭发了李立、张徽等的罪行。在苏州府范围内，免除了160人的军籍，明确了1240人的军籍仅限于本人，不得株连追捕。同时下令缉捕抢劫百姓的官军。明代设在苏州府范围内的苏州卫、太仓卫及浙江等地卫所的官兵，经常四出行凶抢劫，敲诈勒索。况钟鼓励被害人检举揭发，对本府卫所的违法官军逮捕严惩，属于外府卫所的则押解进京法办，遏制了这股邪气。
况钟虽在富庶之地为官，却能廉洁无私。《况太守集》记述了况钟的日常生活：“其内署萧然，无铺设华靡之物。每食一肉一蔬，非公燕别兼味。家人及亲旧相对，尊酒数行，青灯夜话而已。”他写过一首《勉子侄诗》：“存心立品贵无差，子孝臣忠两尽嘉，惟有一经堪裕后，任贻多宝总虚花。”他在《示诸子诗》中说他自己“虽无经济才，沿守清白节。”告诫他的儿子“非财不可取，勤俭用无竭。”虽然苏州是丝绸之乡，但况钟的儿子每次从老家到苏州探望父亲，回去时下属们都不敢以当地的寸丝相送。他生前俭省，死后薄葬。文革中，他的坟墓被挖掘，结果发现墓内除随身几件衣服和一根发簪外，一无所有，足以证明况钟的清廉俭朴。
正是由于他的政绩和品格，况钟深得苏州人民的爱戴。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况钟母亲去世，按照礼制，他必须回原籍守丧三年，叫“丁忧”，三年孝满才能出来做官。但是苏州百姓四万余人上书称道其贤能，请求起复，他们还编了首歌谣：“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这首歌谣传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民望所归，朝廷决定让他“夺情”复任，缩短“守孝”期，早回苏州继续任职。
宣德十年（1435年），况钟进京述职，苏州百姓怕他因政绩优异升官离去，况钟起程时，“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舍不得他走。第二年（1436年）正统皇帝即位，下诏全国推举优秀府县官员上报。苏州官民八万多人联名奏况钟贤政，政绩评为全国之冠。正统四年（1439年），况钟任苏州知府满九年，进京考绩，朝见皇帝，并赴吏部候升。启程时送行者“数百里不绝”。在明朝，地方官进京朝见，一般都要带上搜刮来的金银珍宝、土特产等，以巴结京城里的势宦权贵。所以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驻袋口，都将去京里抖。”况钟赴京时，下属们念他一贯清廉，替他筹备了些礼物，以供到京城上下打点。况钟闻知后赋诗相拒：“检点行囊一担轻，京华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并写下著名的《进京诗》：
“不带江南一寸绵”的况钟（2）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
况钟到北京后，因任期满且政绩突出而升官。苏州百姓不愿意他到别处作官，张瀚等二万余人请愿于巡按御史张文昌，要求况钟再回苏州，明英宗接受人民的请求，升了况钟的官，赐况钟墓正三品，但仍回苏州做知府。况钟返任时“民欢迎者不远数百里之遥”。正统七年（1442年）12月，况钟因积劳成疾，病逝任所，享年60岁。朝廷对他的品行备加赏慰，特赠正义大夫资治卿。
第二年春天，装载况钟遗体的灵舟启程去江西时，苏州城“郡民罢市，如泣私亲，其奔程路祭者，络不断绝。”况钟灵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苏州数十万百姓身穿孝服为其送行，“民多垂泣送其柩归”两千多里水路“夹岸哭奠不绝于途”。数百名苏州人一直送灵柩至江西靖安老家！苏州府所属七县都为他立了祠堂，全郡近50万户，几乎家家挂有他的“喜神”（画像），百姓由衷爱戴这位廉政清官。
“要留青白在人间”的于谦（1）
于谦像“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这首诗的作者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也是他人格的自我写照。
于谦（1398～1457），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明朝大臣、军事家。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宣德初年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宣德三年（1428年）巡按江西，严惩污吏，审理冤狱，颂声满道。五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在各州县设平准仓，调节粮价，赈济贫苦，兴修水利，加固黄河堤岸，深得民心。后来升为兵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在两省百姓官吏以及藩王的力请下免死，并官复原职。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反对南迁，指挥北京保卫战，升为兵部尚书。代宗即位后，他整饬兵备，严格督战，亲自率师二十二万，在北京九门外大败瓦剌军队，加少保头衔，总管军务。后来也先以英宗为人质逼明朝议和，于谦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和谈。使也先无计可施，只得放回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于谦以“谋逆罪”被杀。成化初年平反昭雪，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年间，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
明永乐十年（1412年），十五岁的于谦考中生员（秀才），永乐十八年（1420年）参加杭州“乡试”，考中第六名，次年会试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他随宣宗御驾亲征。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巡按江西，他公正廉明，执法不阿，即使是藩王官属，犯了罪也不宽恕，还审理平反冤狱数百件。宣德五年，升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同年，明朝开始设立“巡抚”，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之上，三十三岁的于谦被任命为首批巡抚，巡抚河南、山西长达十九年。在任期间，他深入民间，察访疾苦，惩治贪官；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立平籴法以备荒，并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设“惠民药局”，救治百姓疾病；命地方官员修治河堤以防水患，招抚山东、陕西难民，予以安置；屡次上疏请求蠲发生灾害地方的钱粮赋税。始终保持为政清廉，不受私谒，为民请命，不避权贵的耿直作风，被两省百姓呼为“于青天”、誉为“于龙图”，甚至有百姓在家给他立像供奉，有的州县还为他建立了“生祠”。
正统元年（1436年），朱祁镇即位，为明英宗。英宗年少贪玩，于是宦官近侍投其所好，得到恩宠。正统七年以后，军国大权渐渐被宦官王振把持。王振“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形成宦官专权的黑暗局面。朝中上下，贪污成风，地方官员进京办事，必须先贿赂上司，但是于谦从不送礼。有人就劝他：“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甩甩他的两只袖子笑着说：“只有清风。”并写了一首诗，表明自己的品行：“手帕蘑菇和线香，本资民甲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闾阎就是里巷，“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正统六年（1441年），于谦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山西、河南两省百姓上书求情，加上几位藩王说情，王振只好放了于谦，复任旧职。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师也先率军分四路大举南下，很快占领明朝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在王振挟持下亲征，由郕王朱祁钰（英宗之弟）监国，于谦以兵部事辅助。8月15日明军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五十万大军全部覆没，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举国震动。为了安定人心，皇太后宣布由郕王朱祁钰监国。同时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大臣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徐有贞等主张南迁避难，于谦坚决反对，并对皇太后和郕王说：“谁主张逃跑，应该砍头。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就完了。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他的意见得到许多大臣的支持，于是太后决定立郕王为景帝，明英宗改称太上皇。于谦升为兵部尚书，统帅全军，负责指挥军民守城。于谦针对瓦刺利用英宗作为人质以要挟明朝的阴谋，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使也先的阴谋不能得逞。
十月，瓦剌军打到北京城下，在西直门外扎下营寨。于谦召集将领商量对策。大将石亨主张闭门坚守，等到敌人粮草接济困难，自会退兵。于谦则主张主动出击。他分派将领带兵出城，在京城九门外摆开阵势，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还命令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决心。并且下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于是全军上下士气振奋，斗志昂扬，同仇敌忾，决心跟瓦剌军决战到底，保卫京城。这时，各地勤王的明军也陆续到达北京，城外的明军增加到二十二万人。
于谦手札在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也先战败被迫退兵。于谦以功加少保，总督军务，于是增兵守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并派大将镇守山西关隘，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