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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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明朝屯田数量很大，有军屯、民屯、商屯等区分，均属国有，而以与卫所制度结合的军屯最为重要。明初屯田管理较好，基本解决了军队供给。中期以下，卫所制趋于瓦解，军士大量逃亡，屯田或是荒废，或是为军官侵占盗卖，十去五六。对一些濒于荒废的屯田，各地往往召百姓佃种、顶种，有的地方还允许耕种者“永远管业”，屯田已是名存实亡。崇祯时规定屯田无论军种、民种，一律按民田标准征税，等于完全将屯田废除。后来到了清朝，除在边疆和漕运沿岸保留少量屯田外，绝大部分明朝的屯田都随着卫所并入州县而转化成了民田。
庄田——明朝的一种大土地所有制形式，兼具国有、私有双重特点。其中包括皇庄（皇帝庄田）、王府（宗室）庄田、勋贵庄田、寺观庄田等种类，主要分布在北方。其来源大部分为皇帝拨赐的官田，可以世袭占有，但不得买卖，有时还由朝廷设立机构代为经营，因此具有国有性质。但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是从民间侵占、购买或接受投献所得，仍可转卖。明朝后期，贵族卷入土地买卖的趋势日益严重，往往违制卖掉钦赐的官田。
有明一代，租佃制普遍存在于民间土地和官田、庄田等一部分国有性质土地之上，是社会上最常见的依附关系。就法律地位而言，佃户与“凡人”同，地主对其实施人身奴役和虐待，在制度上属于非法。但事实上，佃户与地主之间总是程度不等地存有契约以外的依附关系。明初规定“佃见田主，不论齿序，并如少事长之礼”，仅亲戚之间例外（见《明太祖实录》卷73洪武五年五月戊辰）。耕种贵族庄田和官、绅地主土地的佃户，更是往往受到后者挟政治权势而实施的超经济强制，如额外加派，遇灾不免，代人包赔，承当差役等等。即使是一般的地主，也时常对佃户进行额外勒索。如出租土地时要求佃户先缴纳一笔抵押金，停租时退还，称“押租钱”。有的作为租种礼钱缴纳，停租不退，称“批田银”。于地租外勒索鸡鸭、蔬菜、柴草等物，称“冬牲”。另外还有预收地租、大斗大秤、送租上门、过期加息等多种剥削手段。明朝后期，在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大背景下，各地佃户、奴仆等纷纷掀起“佃变”、“奴变”，采取“抗租”、“霸田”等方式与地主斗争，推动人身依附关系逐步走向松解。
明人绘《人物山水图》佃户之外，明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人身依附程度更重的社会阶层，反映出生产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均衡性。
奴婢——是法律上规定的贱民阶层，主要从事家内服役，也有用于生产劳动者，不易区分。明初规定，只有贵族、官员方可蓄养奴婢，庶民之家不得蓄奴。实际上民间蓄奴者仍然很多，仅讳其名，称“家人”或“义男”。
佃仆——是佃户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奴婢化的佃户。既与佃户一样佃田纳租，经济相对独立，又与奴婢一样与地主结成“主仆”关系，不得迁徙、脱业，要向地主提供繁重的劳役，甚至可以被随田或单独典卖，犯罪亦比照奴婢论处。主要出现在一些经济较落后、交通较闭塞、宗法势力较强的地区，尤以皖南山区最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宋、元世代传袭而来。
雇工人——是明朝时期具有特定法律身份的雇佣劳动者，高于奴婢而低于凡人。明制庶民不得蓄奴，但可蓄养雇工人。雇工人经济地位低下，多因“无资充佃”才受人雇佣，社会观念往往将他们视同奴婢。明万历时，将雇佣劳动者按长工、短工加以区分，受雇时间较长、“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仍以雇工人论，“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则同于凡人。总的来说，明朝“雇工人”概念的适用范围在逐渐缩小，属于凡人的自由雇工则处于不断增加之中。
乡绅阶层与宗族制（1）
明朝的社会结构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就是乡绅阶层的形成与宗族制的发达。
乡绅一词的本义，为居乡的有功名仕宦之人，它是明期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大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上层皆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官员，主要为通过科举考试得官者，也包含了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人。下层则是有“功名”而尚未获取官员身份者，包括已中举而未仕的举人，国子监监生，以及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这些人的举人、监生、生员“功名”都是终身的，非犯罪不会革去，虽未做官，但被认为已接近仕途，具有一种“准官僚”的地位。通常乡绅的上层又称为缙绅、乡官，下层又称为绅衿，但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严格，也常与乡绅的总概念混用。乡绅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待遇上都与普通百姓有显著区别，即以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的生员而言，也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见礼于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举人以上更是身份大变，一旦中举，“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上》，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条）。之所以能够“以为长城”，主要是因为乡绅在赋役方面享有特权，包括合法的徭役优免和非法的欠缴、少缴赋税，因此很多人都会设法将土地诡寄、投献到乡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顾炎武以生员为例评论说：“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
明人绘《观榜图》
明代县学图明朝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徭役改征役银，征收标准又逐渐转向地亩，致使乡绅徭役优免权的实际意义下降，已隐含衰颓之势。明清之际，乡绅在战乱中大受打击。
明代乡绅在社会基层管理方面也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不仅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还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士”的身份，因此在民间享有很大的权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以致“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包括公共工程建设、慈善活动、灾荒赈济、地方志修纂，乃至社会治安的维持，民间纠纷的调解，神祗祭祀的举行，都是在乡绅的主持或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乡绅一方面代表官方在基层社区内部发挥统治职能，另一方面也时常代表基层社区的利益与贪污不法官吏进行抗争，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区的要求和愿望。不过，在明朝，乡绅在地方上的恣纵违法行径较其积极贡献更为引人注目。
明代社会的宗族制十分发达。这是一种新的宗族制，始出现于宋朝，不同于魏文征明行书诗扇面晋到隋唐的士族宗族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区别门第，而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基层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独立、自治色彩的农业社会群体。它继承了周朝宗法制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但实际上又多有差异。如宗法制仅行于士大夫以上，不行于庶人，宗族制不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侧重于普通百姓。宗法制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宗统，大小宗区分严格不得逾越，宗族制则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统，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严。宗法制与国家政治形态密切结合，宗族制则与政治关系不大，而更具经济、社会意义。
就具体内容而言，明代宗族制包含着一些特定的构成要素。一为祠堂，是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场所。传统上庶民之家不得建祠，其祭祖也有世代限制。自明朝中叶起，这方面的禁忌被打破，朝廷允许一般百姓建立祠堂，追祭远祖，有至十几、几十代者，因而大大推动了宗族制的发展。一所祠堂可以聚集大批族众，通过祭祖强化其认同感，同时它还是族众议事之所。二为族长，即宗族首领，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可以号令全族，惩罚族众，族众害怕他们往往甚于官府。一般推举年长属尊有德行者担任，或考虑政治因素，选择“贤而贵者”。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乡绅都会是族长的首选，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三为族谱，记载始祖以下本族人口的繁衍状况。与门阀士族时代的族谱相比，此时的族谱不强调门第，而是注重“睦族收族”，“明一本而浚其源”，“究万脉而清其流”，加强宗族凝聚力。四为族规，用以约束族众的思想言行，相当于族中的法律。内容多宣扬传统伦理道德，提倡穷人“安分”，富人“恤族”，要求族众遵守国家法令，承担赋役义务。族规制定后往往定期在族中宣讲，或刊载于族谱。违背族规者由族长在祠堂主持惩罚，轻者罚站罚跪“思过”或罚款，重者拷打，开除族籍，甚至处死（处死后报官）。五为族田，是宗族公产和宗族制长期延续的经济保证，其收入用于祭祖、办学、赡养鳏寡贫困的族人，以及资助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多由族中富人捐置。
乡绅阶层与宗族制（2）
明代宗族制的发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基层管理组织的作用，与保甲制互为经纬，共同为国家服务。族权与绅权的合一十分常见，乡绅往往又是宗族首领，上文所述乡绅在地方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多是通过宗族进行的。族权也与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南方宗族观念强大的地区，不同宗族间的个人纠纷，有时会演化为大规模的宗族械斗，破坏统治秩序，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不过就总体而言，宗族制对国家政权仍是以积极的维护作用为主。
F0 12 思想文化
心学祖师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号阳明，曾隐居绍兴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28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佥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卒于嘉靖七年（1528年），谥文成。
王守仁在学术上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程颢、程颐）朱（熹）学派并立，其学说比程朱理学空谈“天理性命”更简单易行，被统治者誉为“学达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
王守仁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确立了心学理论体系，王阳明讲学处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他倡导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强调“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心学的最终完成是“致良知”说。
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形象地体现在与朋友的一番对话中。一次，王守仁和他的朋友出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也有关连吗？”王守仁回答说：“你没有看到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到花时，则花的颜色也鲜亮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守仁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典型地说明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在政治思想方面，王守仁以“存天理，灭人欲”原则为指导，要求“行法以振威”。他强调刑罚是“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同时强调要以体现为封建礼义的“良知”治心，德刑并用，宽猛兼施，做到既“破山中贼”，又“破心中贼”。他主张明“赏罚”以提高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以预防“犯罪”。
王守仁因反对朝廷宦官，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在此任上，他捕获一个强盗头目。在审讯时，强盗头目说：“我犯的是死罪，要杀要剐，随你！我知道你是大学问家，别和我谈道德良知。我们这种人从来不信这个。”王守仁说：“好。今天我们不谈道德良知。不过，天这么热，在审案前还是把外衣脱了吧！”强盗头目说：“好！”脱去外衣后，王守仁又说：“还是热，把内衣也脱了吧！”强盗头目便又脱了内衣。王守仁更进一步说道：“干脆我们把裤头也脱了吧！”一听说要脱裤头，强盗头目赶紧说：“这可使不得！”王守仁当即诱导：“为什么‘使不得’？这是因为在你心中最后还剩有那么一点羞耻感。像你这样十恶不赦的家伙，我照样可以和你谈‘道德良知’！”强盗头目心诚口服，便将自己的罪行如实供出。
王守仁不是军事家，但其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又非一般将帅所及。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起兵，争夺皇位，发生叛乱。宁王反叛后，朝野震惊，许多将帅都束手无策。这时，王守仁挺身而出。王守仁所率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然而王守仁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胜，四十天竟大功告成，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一介儒生，指挥千军万马若提笔研墨，令人叹为观止。
“王学左派”与王艮
王艮纪念馆嘉靖、万历年间，明代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相应地引发了思想界的变革，市民阶层要求冲破封建桎梏、争取人格独立，以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应运而生，成为一批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这一学派的门徒多来自劳动阶层，如樵夫、陶匠、农民，他们的活动接近劳动群众，反映他们的思想愿望。“王学左派”代表人物就是王艮。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从日常生活中贯彻封建伦理道德，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己”，“正己”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着天渊之别。
在“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的思想里已经出现了唯物主义的因素，李贽在当时被人称为“异端”之士，他猛烈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