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家雍正-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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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愎僭钡街魏酉殖∈档匮埃耘嘌嗡瞬拧＞菁窃兀河赫荒辏�1733年），雍正帝就下令：“拣派部院官员，赴南河学习，期以三年。”反映了雍正帝对培养水利事业人才的重视。
其次，雍正帝重视水利事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对于重大水利工程他能果断地从国库中拨出巨款，只要工程需要，他不惜花费巨资。雍正十一年（1733 年），他命内大臣海望、直隶总督李卫赴浙江查勘海塘。雍正帝指示李卫：“如果工程永固，可保民生，即废帑千万，不必惜。”自雍正三年（1725年），淮河水患不断，为治理淮河，雍正帝一次从国库中拨纹银百万两用于治水，这反映了雍正帝对治河的重视。百万两在当时的财政开支中，虽然仅占3％，但与明代万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用于水利事业的费用总数也不过652万两相比，应该说还是很多的。
另外，雍正帝抓水利事业，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水利事业管理制度。比如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提出：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曾提出“每岁派夫加高堤身五寸的建议，前勒辅亦以为言，计岁费不过三四万”，这一办法很好。他令两河总督讨论此事，两河总督认为“酌情缓急，分年轮流加倍，约岁需二万余金”，雍正帝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再比如，为了保证人民的安全，自雍正八年（1730年）起，“始设黄、运两岸守堤堡夫，每二里一堡，堡设夫二，住堤巡守，远近互为声援。”
康熙帝在位多年，平吴三桂，收复台湾，击退沙俄，武功显赫，却始终未能治理好河堤，而雍正帝在短短几年中，通过任用重臣，不惜花费巨资，就基本根除了直隶等地区的百年水患，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和想造福于民的决心已为百姓所知，同时也必将受到后人的敬仰。
照顾粮作， 限制经作
自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棉麻种植以后，全国范围内经济作物的种植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盲目发展的趋势。至清朝，这种情形得以相继。雍正帝即位后，也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争田地夺劳力的矛盾，也就是说农业结构面临着较严重的失衡。譬如在雍正五年（1727年），广西巡抚韩良辅报告说：广东人多种龙眼、甘蔗、烟草、青靛，收入多，富有，但产米少，不够食用，只得转向广西购买，而广西产粮有限，无法满足广东需求，结果造成了两广粮荒。这就是典型的农业结构失衡的例子。
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争田地的矛盾呢？雍正帝认为“民以食为天”，而土地“止有此数”，农业作物产量不能骤增。因此他下令各州县官必须“率天下诸民竭为耕耘”，生产粮食，少种那些对国计民生无益的农作物。为此雍正帝采取了两种措施：一是凡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劝令农民生产粮食，不要种植经济作物，尤其不要栽种烟草。在《大清会典事例》中，就记述了雍正帝在雍正五年（1727年）关于禁止种植烟草的谕旨。雍正帝认为：烟叶这东西对众人的日常生活毫无裨益，而且要种植它，还必须选择肥饶的良田，这样对农业就更为不利，对百姓就更加有害，然而有的人却只顾眼前的蝇头小利，不从民众要吃饭这个长远之计去考虑。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给他们讲道理，令其弃重就轻，必非情之所愿，是很难办到的。即使让地方官对种烟者绳之以法，强行制止，恐怕也会滋生出一些事端来。因此，他主张要做好百姓的工作，讲只有种植粮食才是事关身家性命的大事，而其他包括烟草则皆不足恃。二是在不适宜生产粮食作物的土地上，鼓励种植各种物产。雍正二年，他要求在“舍旁田畔、荒山旷野，度量土宜，栽桑、枣粟、桕桐以及树木荆棘，以便饲蚕、食，做材术和薪炭”。五年（1727年）三月，他还说“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则不妨种他物取利”，意思是说，在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地方可以种一些经济作物来增加一些收入。
从雍正帝采取的上述措施可以看出，雍正帝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受到了农为邦本意识的影响，没有从全国范围内协调这种经济结构，而是希望将问题于当地解决，这固然是局限于封建时代人们对经济流通认识的落后，同时也是局限于当时的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民总体消费水平较低而做出的决定。
可以说雍正帝当时首先照顾粮食生产是无法之法。在清朝，较低的生活水平和一部分地区不畅的交通状况，使得国内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要取得全国范围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协调是无法办到的，因而只能力求先确保百姓果腹，在当地解决当地问题，孤立地协调种植结构。显然这种方法虽然不利于后世，但在雍正朝，却是当时条件下的惟一出路。当然，这样可能会使一部分地区粮食生产过剩，而另一部分地区又失去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优势，对清代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不良影响。
实行社仓，节约粮食
提倡实行社仓，这是封建统治者实现救荒的办法。早在隋唐时期，封建统治者便出台了较成熟的救荒措施———义仓。隋文帝杨坚首倡义仓，唐太宗李世民将之推广，方法是政府代储百姓丰年余粮，以备荒年之用。当时吏治清明，贪贿现象较轻较少，李世民的一些大臣都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如魏征家无正堂，岑文本家无尺素，这种自上而下的良好世风为义仓的实行提供了现实基础，义仓中的粮食，官员不敢分毫动用。但事实上这种丰年积粮备荒年的仓储办法，早在宋代就由于吏治颓败而难于实行，所以著名的老夫子朱熹虽大力提倡，却一直难于实现。康熙帝执政时期但有官员建议推行义仓，康熙帝一概不准。有个姓张的户部侍郎呼声最为激烈，康熙帝就请他去实际体验一下，让他至山西身体力行，结果处处碰壁，张侍郎满面羞愧，主动奏请作罢。
雍正帝同其父康熙帝对此事的态度大不一样，他即位后不久，就谕令湖广督抚杨宗仁等设立社仓。地方官员为了迎合他，强令百姓缴纳仓粮，规定凡交正赋银一两的，外纳社仓谷一石，并以存储多少作为州县官的考成，这等于是新的加派，而且很重。雍正帝于二年（1724年）提出明确的社仓办理办法：由民间承办，不用官办；官员只宜劝导举行，不可强迫命令仓中存粮数目、出入办法。同时确定管理奖惩办法：仓粮由百姓捐输，捐至十石给花红，三十石以上挂匾，三百石以上的给八品顶戴；每社设正副社长，选择人品端方家道殷实者充任，表现优秀者十年以上亦给八品顶戴；侵蚀仓粮的依法严办；借谷收息，一石加息二斗，若遇荒歉年头，小歉减半，大歉全免，只收本谷。
办理社仓难于进行，雍正帝并非没意识到。他知道富饶之家自有储蓄，即使遇上荒年，也不会依赖仓谷，所以不愿输纳；贫穷人家希望社仓办好，然而却无力纳粟。百姓们为避免吃亏，也都不想缴纳仓粮。官吏对有关考成的平仓尚有侵蚀挪用之弊，对不计考成的社仓更难望其用心办好了。雍正帝并非不知道这个道理，只不过他个人富有挑战精神，即使知道此事难以成功，还是要放手一试。这也说明他救荒心切，想造福于民。而且，社仓对于灾年赈饥的确发挥着意想不到的效果。西北战事骤起的时候，陕西总督岳钟琪奉命设立社仓，采买谷麦近四十万石，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提倡实行社仓是雍正帝实现救荒的一个好办法，那么提倡节约粮食则是雍正帝另一项防患于未然的措施。雍正帝不仅深知“民以食为天”、“农为天下之本务”的道理，而且看到了人口日益增加而粮食产量有限、“所入不足以供所出”的问题。为此，他在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慎重仓储的同时，还特别强调爱惜和节约粮食。
雍正二年（1724年），他谕令膳房：“凡粥饭及肴馔等类食毕，有余者切不可抛弃沟渠。或与服役下人食之，人不可食者则哺猫犬，再不可用者则晒干以饲禽鸟，断不可抛弃。朕派人稽查，如仍不悛改，必治以罪。”数年之后，他得知膳房沟水内仍有倒掉的饭食，又训诫膳房太监说：“膳房沟水内魁弃饭粒甚多。从前不时晓谕，尔等并不严饬所管人役。如朕再行查出，必不轻恕尔等，不单罚尔等之俸、革膳房人等钱粮而已。慎之！慎之！”
在这里，雍正帝为节约粮食可谓费尽心思，从人食、猫食到鸟食，交代得清清楚楚。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专门为剩粥剩饭的处理下一道特谕，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大概也绝无仅有。
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他颁布长篇特谕，说：“夫米谷为养命之宝，既赖之以生，则当加以爱惜，而不可存轻弃之心。且资之者众，尤当随时撙节，而不可纵口腹之欲。每人能省一勺，在我不觉其少，而积少成多，便可多养数人。若人人如此，则所积岂不更多，所养岂不更众乎？”为了打消人们“少食伤身”的顾虑，他说：“养生家以食少为要诀，固所以颐神养和，亦所以节用惜福也。况脾主于信，习惯便成自然。每见食少之人其精神气体未尝不壮，此显而可见者。”他还用“天人感应”说训诫缙绅百姓：“米谷乃上天所赐以生养万民者，朕为天下主，惟有敬谨宝重，仰冀天心默佑，雨畸时若，岁获有秋，俾小民家有盖藏，人歌乐土。朕既为万民计，不敢轻忽天贶，尔等绅衿百姓，独不为一身一家之计乎？朝夕生养需用，既受上天之赐，若果加以爱惜，随时撙节，则上天必频频赐赉，长享盈宁之福；若恣情纵欲，暴殄天物，则必上干天怒，不蒙赐赉，而水旱灾棂之事不免。其理岂或爽哉！”
雍正帝的近臣和宠臣张廷玉在《澄怀园语》中有如下记载：“世宗宪皇帝时，廷玉值内廷。上进膳，常承命侍食。见上于饭颗饼屑，未尝费置纤毫。每燕见臣工，并以珍惜五谷，暴殄天物为戒。”雍正帝曾这样说过：“朕生平爱惜米谷，每食之时，虽颗粒不肯抛弃。以朕玉食万方，岂虑天下无庚之不给？而所以如此撙节爱惜者，实出于天性自然之敬慎。”他要求各地妥善保管粮食，特意给京师管理粮食的衙门书写了一块“慎储九谷”的匾额，并题注曰：“三农生九谷，是惟民之天，生活之本。必高廪神仓储积充裕，斯可以足国而阜民，其慎之。赐仓场衙门。”
综上所述，雍正帝在要求官绅百姓爱惜、节约粮食的同时，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可见一斑。从雍正帝这一作为看，我们就不会惊讶清朝曾拥有的康雍乾盛世。雍正帝的“崇俭而不奢”无疑值得后世之人效仿。
第六章 摊丁入亩，士民当差
摊丁入亩，士民当差
雍正帝是一位奋发有为的改革家，他的改革措施深入人心。同是为农民着想，积极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等新法，限制大地主、豪商、大官僚的特权，以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改变宋朝“积贫”、“积弱”局面的王安石最终郁然病逝，然而，雍正帝却成功了。雍正帝实行的“摊丁入亩”制度，将千百年来人们直接交纳的人头税改为从土地税中征收，使贫穷农民不再有缴纳人头税的义务，使有田有地的地主需要交纳更多的土地税，这是一个大胆的改革措施，改革的矛头直指有田有地的地主阶级，缓和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紧张关系，同时还发展了生产。在他的改革治理下，清朝的农业生产发展日新月异，国力也不断强盛。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摊丁入亩，又叫摊丁入地、地丁合一、丁随地起。它是把差徭（俗称人头税）归入田赋（俗称土地税）中，实行两税统一征收，这种统一征收的赋税称为地丁钱粮。
差徭和田赋是封建臣民对封建政府应尽的义务，历朝以来都是分别征收。由于差徭很重，无田的平民无力承担，加之绅衿逃避差徭，造成了差徭不均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平民只能以隐匿人口来逃避差徭，封建政府的差徭征收也无法得到保障。面对这样一种不合理的差徭制度，雍正帝进行了全面改革，实行了摊丁入亩制度。
摊丁入亩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是在雍正年间，但作为一项赋役改革，必然有它的社会要求和一系列的前驱活动。摊丁入亩制度是在明代的一条鞭法和康熙帝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差徭和田赋，对农民来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在未实行一条鞭法以前，差徭之中虽然有一部分摊派于田亩，但所占比重很小。一条鞭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差徭改革，也涉及田赋，其主要内容是“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它把原来的多种赋役合在一起征收，简化了税收手续；把人头税摊入到土地税中征收；它规定可以以银代丁，即交了银钱就可以不出丁役，由国家将收到的丁银雇丁服役。实行一条鞭法后，丁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征收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亩的性质。但它与摊丁入亩有着本质的区别，即田赋和丁银仍然同时存在，丁银并没有被废除，一个拥有千万亩土地的大地主家里有四口人，要交四个人的丁银，而一亩地也没有的平民家里有四口人，也要交四个人的丁银。因此，地少或无地的平民就会选择逃亡或隐瞒人口来逃避差徭，一条鞭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清初，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使得各地人丁税大减。清政府为了保证差徭的供应，就“以亡丁之差加入孑遗之民”中征收，这样贫苦农民更加无力承担，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既保证清政府对差徭的征用，又不过重地加重贫民的负担，有些地区开始实行“丁随粮行”、“以田载丁”等规定，即把丁银摊入田赋中一起征收。例如福建的龙溪、漳浦、海澄、诏安等县，它们把缺额丁银不是加在现有人丁身上，而是均摊于田土之上。山东济宁直隶州也实行“以田载丁”的办法，“必家有地亩，始编其丁，使丁系于地，地出丁银，无逃亡代赔之累，亦免小民偏累之苦”，这样，“有地有丁，无地无丁，地多丁多，地少丁少，尽一均平”，避免了“派分里甲之弊”和“开报不实之弊”、“别籍影射之弊”和“滥冒优免之弊”。这些办法的试行，为雍正帝实行摊丁入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康熙年间，农民以小规模的运动表达了反对丁税的强烈愿望。浙江宁波农民提出了“随地派丁”的主张，遭到富豪的反对，双方相持不下，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斗争。浙江钱塘的农民，分为三种，有产业的称为“乡丁”，无产业的称为“市丁”，外来流寓的称为“光丁”，他们各自都要承担丁徭。光丁无产应徭，承受不起，要求“从田起丁，人不纳丁”，即计算赋税时不要把人丁考虑在内。浙江地方官不同意，双方僵持不下，贫民的斗争持续不断。
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一些地方官员的注意，他们主张改变徭法。学官盛枫明确提出丁银均入田税的意见。他说：把一县的丁银平均分摊到全县田亩中，每一亩所增加的有限，不是大毛病，而贫民则免除供输，会使国课有保障，官员考成无问题，这是“穷变通久之道”。反对丁随粮办的官员也十分多，归善知县邱家穗讲出两条理由：一是丁随于粮，将使游手之人无所管羁；二是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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