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家雍正-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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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项措施就是允许部分旗人出旗为民，这项措施并非始于雍正帝，如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特准镶红旗护军厄尔库家奴李殿机及其妻肖氏出旗为民。不过，在雍正朝之前，实际出旗者并不多。到雍正时期，实行这样的措施是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问题，于是较多的旗人都出旗为民了。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雍正帝允许内务府中的“分档汉人”出旗为民，八旗内部的奴仆，通过正当手段赎身，自立民户，雍正帝也予以承认；旗人的养子、养子的后代，也可以开户为民；初开户人及奴仆之外，汉军闲散人丁也准许出旗为民。雍正后期，由于西北用兵，大量奴仆、养子、开户人和汉军闲散被调往前线参战，或挑选额外兵，另设营制，教习训练，准备参战，所以出旗为民的步伐大为放缓。
总的来说，雍正帝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虽然对部分旗人有所帮助，但是由于旗人养尊处优已经形成一种习惯，斗靡奢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再加上一些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八旗子弟的生计问题，也不可能改变旗人的状况。但是，正是有了雍正帝的这些改革措施作为铺垫，乾隆帝才可以在此基础上大刀阔斧地深入开展改革。
协调关系，防满汉化
自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起全国性政权后，满汉矛盾便成为纠缠清朝近三百年历史的解不开的死结。以边地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本就容易遭遇儒家久已深入人心的“华夷之辩”思想的顽强抵抗；加之满族权贵汲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从强迫汉人改变服制剃发留辫开始，刻意维护满人的民族特征与特权地位，更加深了民族对立情绪。清人入关后，如何协调满汉文化关系，成为执政者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雍正帝也不例外，他在执政期间一直都在寻找解决满汉矛盾的办法。
雍正帝处理满汉关系的原则，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适当调节满汉矛盾，打击恣意压迫汉人的不法旗人，重用汉人中有才能的人士。二是以八旗满洲为立国之本，保护它，维持八旗子弟生计和特权地位，防止满人汉化。
直隶旗地多，人也多，旗人依恃特权，欺压汉民，造成严重的旗汉冲突。雍正元年（1723年），直隶巡抚李维钧密奏房山县庄头李信与宛平县庄头索保住勾结作恶的罪行，他说李信等独霸房山县石行，把附近居民的牲口抢去，为其拉石料出售；放高利贷，拿百姓房产作抵押，不能偿还的，勒逼人妻、子、女为奴；强占房山、宛平县民间妇女多人为妾；打死人命。他们的不法行为“以致宣化府士民罢市”。雍正帝痛恨庄头作恶，见奏即指示李维钧将李信等严审究拟，“以示惩创，以舒畅小民怨抑之气”。李维钧是汉人，若对旗人依法惩治，势必引起王公的反对，会被安上汉人反对旗人的罪名。雍正帝给李维钧做主，警告贵族不得对他陷害，以便他顺利处置不法旗人。李维钧得到雍正帝的支持，严打直隶旗人的不法行为，先后镇压了房山庄头李信、宛平县庄头索保住、宝坻县庄头焦国栋、静海县庄头李大权等旗人恶霸。
除了庄头，雍正帝对庄头以外的凶横旗人，也从严惩办。康熙朝后期，许二倚仗自己的旗人身份，率众打死民人刘国玉，但他最后获得了赦免恩诏。即位后，雍正帝欲立许二杀人之罪。雍正帝说许二倚仗旗人身份犯罪，实属可恶，不可赦免，仍应按原罪拟绞监候，秋后处决。雍正四年（1726年），直隶总督李绂奏报，镶黄旗满人王三格，以内务府仓官为名，在满城县殴打佃农，占据民田，受害人上告，他以反民聚众闹事为理由，反告汉民，造成冤狱。雍正帝看完奏折后，非常愤怒，令立即革除王三格仓官一职，诏令直隶总督逮捕严审。雍正五年（1727年），直隶顺义县旗人方冬魁，在酒馆中见到张四，因张四没给他让座，于是动手打人，激怒张四，张四将他打死。民人打死旗人，这算是重案了。直隶总督宜兆熊承审，拟将张四定为绞监候罪，雍正帝得知后，认为事情先出在旗人方冬魁欺压平民之上，因此不同意批张四死罪，仅执行了枷号轻刑。雍正帝做出这样的处理，虽然和法律不相符合，但这是惩办不法旗人、平服汉人愤怒的一项很好的措施。
雍正王朝以前，旗人与汉人在处刑上有所不同，汉人如果犯流徙罪，要照律充发，旗人则可改为枷号、杖责结案，这实际上是对旗人的特殊照顾。四年（1726年），雍正帝认为这项准则对汉民不公平，于是命大学士、八旗都统及满洲、汉军中的九卿共同商议旗人汉民是否应该实行统一的刑律。经过商议，大学士等认为这项准则虽然不好，但又不能改变。因为满人缺乏谋求生活的经验，发遣难于图存。雍正帝认为大学士的提议有道理，因此在法令上维持了旧例，但他对不法旗人的严厉打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缓和了满、汉矛盾。
在旗民欺压汉民的同时，旗人官员对汉人官员也持傲视的态度，这是由清朝的职官制度造成的。对此，雍正帝宣称：“朕即位以来，视满汉臣工均为一体。”又声言：“朕待臣下至公至平，从无一毫偏向，惟视其人如何耳。”
清朝用人，原有资格、出身的规定，旗、汉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所以满人一定要居首行走。雍正帝在执政期间，任用官员从实际出发，注重操守才识与实际需要，而不拘泥于已有成例。五年（1727年），雍正帝规定，大学士主事者以满人中居首的充任，其余大学士的行走秩序不必分别满汉，要依补授时间排列名次，由皇帝临时决定。雍正帝不拘满汉界限，谕命将兼管吏部、户部事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的班位，排在另一位兼管部务的满人公爵傅尔丹之上。张廷玉与满员孙柱同为大学士，雍正帝也让张廷玉走在前面。张廷玉心有悸忖，提出让满员前行，雍正帝不同意，让他“安心居前”。汉员励廷仪任刑部尚书多年，其属满员侍郎海寿升任尚书，按规定超居其上，雍正帝为表示对励廷仪的重视，命他行走在前。
雍正年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也是一个汉人，但他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嘉奖。雍正四年（1726年），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出缺，在陕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官员，所以不敢越例提请。雍正帝指示他，“不必拘例”，并说如“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给予岳钟琪很大的自主权。另外，汉人杨文乾为广东巡抚，广东省的满洲高级官员联合起来排挤他，陷害他。雍正帝知道后，站在杨文乾一边，严厉训斥满员，说满汉官员，只要能竭忠尽力，即是国家良材。那些包藏私心，陷害别人之徒，无论他是满洲、汉军、汉人，都不能让他们的奸谋得逞。
雍正帝重用汉人，一方面是为了协调满汉矛盾，一方面是为了选拔有真实才干的人才。他曾对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大员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果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即行越格提拔，不要按资历升转。对宠臣田文镜也谈到：朕从来用人，不是全看资格，有时即使官阶级别悬殊，也是无妨的。更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雍正帝为了调解满汉矛盾，不仅严厉打击了不法旗人，还重用了汉人，这似乎是采取了有利于汉人的措施，但从巩固其统治地位出发，雍正帝最终还是执行了清朝统治者既有的依靠满洲、团结汉人的方针，他还是把满洲旗人作为清朝政权的最核心人物。雍正帝即位不久，在召见八旗大臣时宣称：“八旗满洲为我朝根本，根本一定要牢固，为此要根据满洲现存问题，逐一解决，限诸臣于三年之内，将一切废弛陋习，悉行整饬，其各实心任事，训练骑射，整齐器械，教以生理，有顽劣者，即惩之以法。”为了不动摇国之根本，雍正帝还注意防止满人汉化，他从多方面深入抓起。
首先，雍正帝为了防止满人汉化，保持满洲骑射的习俗，经常在关外举行围猎。围场内射兽兵丁因射兽而伤民人致死的情况很多，“刑律于此事向无专条”，围场依照兵部“畋猎例”的规定，“伤人者分别鞭责，追银给付被射之家”。其次，雍正帝致力于防止满人的汉化，在语言上倍加注意。他说“满洲旧习最重学习清语”，“八旗兵丁学习清语最为紧要”。六年（1728年），雍正帝发现侍卫护军废弃满语不讲，用汉话互相调笑，于是指示他们专心学习满语。十一年（1733年）又下令，凡是侍卫护军，只许说满语，不许讲汉话。再次，雍正帝禁止满汉通婚。清朝的“满汉不通婚”流传甚广，而且执行严格，有时候甚至为此而将违者杀头。由于满人散居各地，经常和汉人杂居，满汉通婚是不可避免的，对此，雍正帝采取了禁止的政策。蔡良赴任福州将军之前，雍正帝要求他严行禁绝满汉通婚。蔡良至闽，查明有二百一十四名旗人娶汉人为妻，有两名旗人嫁于汉人。雍正帝下令：“既往者不究，将来者当加严禁。”雍正帝为防止满人汉化，采取了严厉措施，直到清朝中后期，满人才被汉化。
雍正帝为协调满汉关系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应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去看待。首先，他严厉打击不法旗人、重用汉人，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满汉矛盾，同时也有利于他选拔优秀人才。其次，当时汉族文明程度高于满族，满人虽居统治地位，然而汉化却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雍正帝不允许满人使用汉族语言，不允许满汉通婚，防止满人汉化，这不利于民族大融合，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文化，使满族文化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中不被淹没，从这一点上说，雍正帝的做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九章 改土归流，平定西南
改土归流，平定西南
雍正帝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改革家，从登上帝位的那一天起，他的所有作为都是在刷新政治，整纲饬纪。在雍正帝执政期间，强横的土司是西南边陲稳定的最大隐患，废除造成西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土司制度成了执政的当务之急，对此，雍正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对横行西南的少数民族中的利益集团土司土舍予以沉重打击，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克服了西南地区自元明以来因推行土司制带来的政令不一的弊病。历史上，只是在雍正帝手中，改土归流才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改革。雍正帝的改革决心、改革力度由此可见一斑。
羁縻政策，土司形成
云南、贵州、广西以及同它们临近的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都居住着许多的少数民族，仅就贵州苗族而言，就有红苗、黑苗、青苗、白苗、花苗之多，它们的服饰腰带不同，生活习俗各异，各据一方，各自为政。这些地区经济上非常落后，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很疏远。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对它们的管理实行的是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原有地区和人民的一种政治制度。土司管辖该地民人，他们的承继行世袭法，然需中央政府批准；土司在内部自行征纳赋役，仅向中央进贡少许银物；土司自定成文的或（和）不成文的法令，对属民生杀予夺，中央政府概不过问，在这里实现的是土司的意志，而不是中央的政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连中央政府承认的土司也没有，只受该族头人的统治（即土舍制），但它们往往受邻近的土司控制。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渊源很早。远在汉武帝时，当时汉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郡县，但限于各少数民族内部的具体情况，委派前往的汉族太守、县令对各少数民族无法进行直接的统治，于是就不能不对这些地区中原来的少数民族首领加以利用。汉代曾先后封了滇王、夜郎王、哀牢王、邛毂王、句町侯等等，使其仍按原来自己民族内部的方式，管理自己原来管理的地方和人民，隶属于汉王朝。这些接受汉王朝封号的少数民族首领，就成了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土官土吏”。所以，土司制度实质上也就是羁縻（“羁縻”是我国古代历代中央王朝对周边民族所采取的传统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实行间接管辖的一种政策，即只要首领称藩，不改变其原有的制度及统治者的权威）之治，这自两汉至明代的文献记录中，也都无不称利用“土官土吏”对西南各少数民族进行统治为“羁縻”，这种政策被称为“羁縻政策”。
自汉以后，很多朝代都沿用这一政策。南北朝时全国趋于分裂，西南地区也不例外，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有左郡左县、僚郡俚郡等。唐宋时期，南诏和大理国的统治者在云南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相对割据，但有“羁縻”州县和土州土县以及峒等设置，多任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土吏，只是没有统一西南加以全面推广而成为完备的土司制度而已。
元朝统一西南后，终于给土司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全面推行创造了条件。当时，由于元统治者需要通过土司统治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因而给予土司很多特权。土司实行世袭制，自行征纳赋税，对属民有生杀予夺之权，因而土司在相当程度上是一批割据者。在这些统治地区，往往只有形式上的中原王朝，而实质体现的却是土司的意志，具有十分强烈的奴隶制色彩。土司们权力本来就很大，由于天高皇帝远，他们更可以恣意横行，对土民任意使役，任意杀戮。不仅如此，土司之间还经常发生征战，起因也往往只是为了争夺土地、属民或者牲畜。在这些半开化地区，朝廷驻兵很少，有时也只能任他们自相残杀。
明代在元代土司制度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已形成为完整的土司制度。在西南各少数民族首领归附的前提下，王朝先后就少数民族首领原来所辖的地区建政，他们的子孙一般也不调离其辖地，并授予他们各种官职，给以符印。他们通常都世袭职位。让原来的土司继续统治原有的辖区和属民，不改变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及一切文化习俗。但也规定他们应遵守王朝为管理他们而制订的法规条例，如他们承袭九品官阶以上的必须由行省勘合，然后要亲自进京朝贡，最后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朝廷有权力直接或通过行省对他们进行考核、升降、迁调和罢免；他们必须按规定定期或不定期向行省或朝廷承担各种经济义务，其武装力量也须听从朝廷的调动，若有犯法或彼此之间发生争执，也须听从朝廷的判决或仲裁。
土司、土舍都是割据者，只是实力大小有所不同，而中央要加强对他们辖区的统治，这就形成了土司、土舍与中央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明朝时，土司还发动过对中央的战争，清朝虽无这种事，但是土司、土舍到邻近州县抢劫、屠杀汉民的事却屡有发生，于是出现了双重矛盾：一是土司属民与汉民对立，土司属民往往成群结伙骚扰汉民，有的在夜间乘人不备，焚屋屠戮；二则他们又害怕汉民，一离开村寨，就怕被汉人追杀。土民、汉民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土司制度造成的。到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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