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家雍正-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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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胤禛还与僧徒往来，还捐资建设寺宇。他自称“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常常在圆明园举行法会，大做佛事，邀请各地高僧探讨佛学，还写了《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圆明百问》等佛学书籍。由于这些经历，他对佛经教义多有心得，做了皇帝以后，仍与佛教极为亲近，以野僧自命。
胤禛的表现，有人说这是他在行韬晦之计，在仿效刘备防备曹操时在菜园里种菜一样，深藏不露，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胤禛谋求太子之位之心，是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第一次废太子事件后开始有的，到胤礽的第二次被废后才开始积极经营，但当时的形势对胤禛并不利。论人气、声望，八阿哥胤高居其上；论与父皇关系的亲近，三阿哥胤祉也在他之上；论才干和受康熙帝的宠信，十四阿哥胤亦占优势。不过胤禛做事审慎，注重方针、策略，在兄弟们的嗣位角逐中，异军突起，后发制人。
交流感情，奠定胜局
戴铎曾经给胤禛出主意，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博得康熙帝的宠爱，那么，在人才济济的皇子中，胤禛到底是利用什么手段来博得康熙帝的宠爱的呢？
首先，就是上节提到的与众兄弟间圆融的关系。在康熙朝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权力角逐中，就有不少皇子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胤礽见弟弟病重便幸灾乐祸，以致康熙帝恼他不孝不悌；胤禔则对胤礽暗藏杀机。在他们身上，胤禛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与众兄弟和睦相处，时常在康熙帝面前说他们的好话，从而一步步取得了康熙帝的宠信。
其次，在胤禛身上，体现了雷厉风行、法纪严明的治政作风，这一点不但一团和气的三阿哥胤祉欠缺，即使别的皇子也有所不及。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在康熙帝出巡归途中，康熙帝责备同行的鄂伦岱结党，鄂伦岱则以国戚自居，浑然不惧。胤禛在一旁道：“此等悖逆的人，何必留他屡次惹父皇懊恼。乱臣贼子，自有国法惩治，若交与儿臣，定将他即时杀了。”康熙年间，不法贿赂的事情也很常见，太监曹之璜曾向官员索要银两，而且追打抬夫，致使一位宫女的棺材掉落在地上。当时，胤禛奉命审理此案，他针对太监们较为普遍的依仗权势索贿和为非作歹的情况，主张严惩示众。他以大不敬罪将曹之璜定为斩刑，监候待决。通过这两件事，胤禛给康熙帝留下了威猛的印象。康熙帝是个英武和仁慈兼有的皇帝，因此他既不满意过于仁弱的胤祉，也不满过于狠辣的胤，胤禛在这一点上恰恰取得了康熙帝的宠爱。
再次，康熙帝与胤禛的父子感情，也时有交流，日益融洽。康熙帝年迈时发生了胤礽的两废和诸皇子立党争位，不顾骨肉手足之情等一连串事件，他心力交瘁，得了重病。而当时争夺储位的严酷性，使得大臣们不敢去探视、问安和延医治疗；而诸皇子争夺储位遭到康熙帝的斥责和惩处，使得父子关系甚为紧张。只有胤禛和胤祉不断问安，并劝父皇延医治病。康熙帝在当时因种种原因成了被众人“敬而远之”的“孤家寡人”，得到胤禛和胤祉二子的关怀感到格外宽慰，于是听了他们的劝说，延医治疗，使病情好转了很多。
康熙帝晚年因诸皇子争夺储位天伦之乐大减，胤禛和胤祉经常请父亲到花园散心，康熙帝先后共驾临胤祉的花园十八次，到胤禛的圆明园十一次。这种恩荣是别的皇子所享受不到的。事实上，胤禛的举措相当成功。康熙帝在这前后多次表扬了他，如说他“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情恳切，可谓诚孝”。还说，皇子间势成水火者有之，不顾君臣之义者有之，而惟四阿哥知大体，为兄弟们说好话，“为诸阿哥陈奏之事甚多”。并传旨表彰他：“前拘禁胤礽时，并无一人为之陈奏，惟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似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康熙帝对儿子的褒奖有此语言和程度者并不多见。
胤禛还为康熙帝引见了他的四儿子弘历，也即后来的乾隆皇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 他从小勤于学习，聪敏过人，自幼便不同于一般孩童。他第一次见康熙帝时，就自觉地跪下来说：“孙儿弘历给爷爷磕头，恭请万福金安。”康熙帝很喜欢他，命送至宫中养育，给以皇子的待遇和教育。不久又随从康熙帝至热河，住在避暑山庄内。康熙帝临幸狮子园，弘历侍从回家，康熙帝传见他的生母钮祜（音hu户）禄氏，连连称她是“有福之人”。一时祖孙三代、公公儿媳之间，关系融洽，尚有点天伦之乐。康熙帝还给胤禛亲书“五福堂”匾额，胤禛把它高悬在雍亲王府后室。
康熙帝对孙子弘历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有一次，康熙帝带弘历去打猎，康熙帝当场射杀了一头狗熊。当时，康熙帝要弘历再补一枪，枪响之后，倒地的黑熊却突然跃起，向弘历扑来，在这种危急时刻，少年弘历却不慌不惧，灵活地躲开了狗熊的致命一击。随后，由爷爷康熙帝补了一枪，弘历才得以脱险。这件事发生后，康熙帝更喜爱这个孙子了。他据此认为弘历小小年纪能临危不惧，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有种说法认为康熙帝之所以传位给胤禛，就是因为看中了弘历，想让他日后管理大清江山。这个观点，有一些材料可以充分说明。《清高宗实录》卷一说，乾隆继位是“圣祖深爱神知，默定于前；世宗垂裕谷诒，周注于后”。这也说明康熙帝生前已预定将位传给雍正帝，而最终要由弘历继承皇位。其实，乾隆帝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在一首诗的自注中写道：“康熙六十一年，皇考敬奉皇祖临幸观花，慈颜有怿，因于燕喜之次，以予名奏闻，爱抚备至，是为承恩之始。仰惟付托之重，默契圣心，投艰遗大，似即肇基于此。”这种说法，在当时统治阶级上层中间流传较广。这很明确地说明，康熙帝是有意让弘历当皇帝的。但孙承祖位，前无先例，所以康熙帝欲传皇位于弘历，必先传位于其父胤禛。
康熙晚年，胤禛年富力强，才能得到了显示，兄弟间的关系处理得也比较妥当，并拥有了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势力集团。特别是在康熙帝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好感，这就为胤禛成为皇储候选人并成功地登上皇位奠定了基础。
胤登基，改元雍正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畅春园传出噩耗：康熙帝驾崩！在一片哀悼声中，雍亲王胤禛被宣布为新君，至此，喧闹十余年的储位之争，终于有了结果。但众位皇子、王宫大臣的怀疑也相继而出，康熙帝之死成了一桩宫廷疑案。
康熙帝是寿终正寝的吗？官书没有说明其死前的详细病情和病因，只是说他十月二十一日往北京南郊的南苑打猎，十一月初七日身体欠安，到西部畅春园养病，初九日身体不爽，命胤禛代他到南郊行冬至祀天大礼。以后的四天里，还自称“朕体稍愈”，但到十三日，康熙帝病情加重，当夜驾崩。提督步军统领隆科多立即向胤禛传达康熙帝的遗言，要胤禛继承皇位。当天夜里，用銮舆载运着康熙帝的遗体，回到大内乾清宫，胤禛先回到宫内准备迎接先皇遗体。
十九日，新皇帝遣官告祭天坛、太庙和社稷坛。同日京城九门开禁。二十日，新皇帝正式登基，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颁布即位诏书，宣布新皇帝的施政纲领。同时改年号为“雍正”，“雍正”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按照惯例，自第二年开始实行，时下仍沿用康熙年号。
雍正元年（1723年）四月初二，雍正帝亲自将停放在景山的康熙帝灵柩送到遵化（今河北遵化）山陵，安放在享堂内，一切按礼仪进行。到九月，雍正帝再次前往遵化，将康熙帝梓宫（中国古代帝王、皇后所用以梓木制作的棺材）安置到地宫内，确定康熙帝陵墓名为“景陵”。至此康熙帝的葬礼全部完成。古人有入土为安的说法，康熙帝葬礼的成功完结，标志着康熙旧王朝的结束，雍正新王朝开始了。
雍正帝虽然成功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由于康熙朝太子几立几废，更由于康熙帝的几个皇子骨肉相争由来已久，自胤禛登极之日起直到今天，对他继位的合法性一直议论丛生，一共有三种说法：遗诏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胤禛改诏篡位之说，说康熙帝的遗诏是“皇位传十四子胤祯”（胤原名胤祯），胤禛把遗诏中的“十”字改为“于”字，“祯”字易作“禛”，使遗诏变成“皇位传于四子胤禛”。但事实上，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按照清代文书制度，书写皇子，一定要在前面冠以“皇”字，违错不得。说“皇位传十四子”，“十四子”之前没有“皇”字，不合清制；如前面加个皇字，则原文应为“皇位传皇十四子”，在这种情况下将“十”字改为“于”，遗诏就变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这就不可理解了。另外，传位给谁应用“於”字，而在清代，“於”和“于”并不通用，事关国本的诏书，在关键字上写别字，容易暴露作伪者的马脚，胤禛应该考虑得到，不至于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可以看出，篡改遗诏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胤禛正常即位有康熙帝的遗旨为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重，召皇三子诚亲王胤祉、皇七子淳郡王胤祐、皇八子贝勒胤、皇九子贝子胤、皇十二子贝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在康熙帝死后不久，社会上还流传着雍正帝“谋父夺位”的风言。说康熙帝病重时，雍正帝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胤禛就登了位”。这是说，康熙帝是胤禛进参汤下毒药死的。
另据目睹当时情况的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国贤记载：康熙帝死前夕，有号呼痛苦之声———有人据此认为，康熙帝很可能为雍正帝谋害而死的。如果联想到远在西北的胤即将班师回京一节，雍正帝趁父皇患病而施毒，进而抢先登位，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到后来，人们发现雍正帝“谋父”的传言是不成立的。像康熙帝那样坐了60年天下的皇帝，一饭一菜、一汤一茶入口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查验，何况在满朝官员注意力集中的时刻，为康熙帝进汤，能下药谋害，根本是不可思议的。
更何况康熙帝是不喝参汤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江南织造曹寅病重，苏州织造李煦上折请求御赐药剂，其中有人参，康熙帝谕：“南方庸医，每每用补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原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说：“南人最好服参，北人于参不合，朕从前不轻用药，恐与病不投，无益有损。”康熙帝首先认为用参“伤人”，再认为北方人尤其“于参不合”，所以他根本就不食人参，如何肯服参汤？即使要药死他，熟悉他生活习惯的儿子，也不会愚蠢到在他不肯吃的东西中下毒。皇帝的习惯在宫中就是制度，谁又敢违反皇帝至关生死的习惯与制度而能为皇帝进参汤呢？
事实上，康熙帝是久病缠身，患了重感冒，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高龄体虚，还可能引起并发症，因而导致死亡。
一些推理还可补充雍正帝是合法继位的。在康熙帝弥留之日，《清圣祖实录》说胤禛奉召至畅春园，三次面见父皇，康熙帝告诉他病势转重。他在斋戒期间，负有祭天重任，如果不是特地召唤，是不能离开斋所的，否则，他到畅春园就违背了皇帝旨意，就会遭到谴责和驱逐。可见，他多次见到康熙帝，说明他的到来必为康熙帝所召。而这时的非常召见，当有特殊使命。
总而言之，根据可考的史料分析，雍正帝是于父皇寿终正寝后正常而合法地即位的。对此，清代官书众口一词，都是一个口径。后世有人依据雍正帝的气质、才干、品格、年龄以及他多年隐蔽性经营的特点；康熙帝对雍正帝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以及康熙帝临终前遗命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认为雍正帝根据康熙帝“仓促之间二言而定大计”是合法继位的，是可信的。
第二章 成立新政，立志革新
成立新政，立志革新
做英明睿智皇帝的接班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儿子继位后，在改革父皇的成法上就会有顾虑，以免一不小心出了岔子，落下千古骂名。清世宗雍正帝却没有因父皇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丧失进取之心，他要以独立的思考和锐意进取的改革行为证明他的不同凡响。雍正帝即位之初，就抒发了“雍正改革，政治一新”的抱负，勇敢地向各种各样的官僚集团发起了进攻。雍正帝决心刷新吏治，剔除康熙朝既成的贪墨之风，变宽为严，于是，一个清明的吏治环境出现了。
继位之初，矛盾尖锐
雍正帝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发展出现停滞的形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当时的社会矛盾异常激烈，这种状况为雍正帝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在他当政的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康熙帝以聪慧的才智和卓越的政治品格，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创建了从衰败到鼎盛的伟业，他一生除鳌拜、平三蕃、视察黄河、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北定疆界，等于把江山重新打造了一遍，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但到晚年，康熙帝的思想渐趋保守，与早年积极进取的精神相比，相当程度地失去了变革现实的锐气。再加上身体虚弱，皇子们的储位之争耗费了他的大量精力，康熙帝逐渐失去了蓬勃的朝气。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康熙帝对大臣们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此意也。” 康熙帝于五十六年（1717年）进一步说：做君主的准则，就是要安静不生事，不要标新立异以为能出奇绩，也不要夸夸其谈，博取虚名。由此可见，康熙帝在晚年受了功成名就意识的左右，开始自满于以往的业绩，变得安于现状、庸俗倦怠，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康熙帝开始逃避现实，反对改革，对社会现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清楚，表面上装作什么也看不见。但弊端和矛盾却是客观存在的，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了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封建政治固有的积弊显现出来，社会矛盾有所上升。
首先是朋党斗争。帝皇之家从来都免不了朋党之争，兄弟倾轧。康熙晚年，皇子之间储位争夺，以及索额图、大学士明珠等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互相交织。此外，朝臣中有满人和汉人的矛盾，满人歧视汉人，大学士一定要以满人做“首辅”（首领）；各部尚书虽然满人、汉人都有，但满人“行走”在前，汉官在后；官缺分出旗缺、汉缺，满人少，得缺容易；同时皇帝经常表彰满人淳朴，指责汉人奸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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