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革家雍正-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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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帝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广东巡抚年羹尧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不要一味地遵旨。
雍正帝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
主张务实的政治，反对沽名钓誉。
雍正帝在继位一周年的时候，告诫臣下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做实事，而不是耍花招，讲空洞的好听的话，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朕自从登基以来，时刻想的是吏治澄清、兵民乐业的事，不是为图好名声。雍正帝对官场中流行的追求名实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满，一针见血地指明官员讲的“实”是个人的“货财”，而不是国计民生的“实”；官员讲的“名”，是官爵，是钓誉，而不是由于实心从政而应得的美名。他反对不顾民生吏治的“名实兼收”和官员的沽名钓誉。这对当今的社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
报喜更要报忧。
封建官场一般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想法和做法，雍正帝认识到这种现象不利于了解真实的情况。因此，雍正帝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并且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
雍正执政期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夸奖。雍正三年（1725年），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发现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雍正帝称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雍正帝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随后，雍正帝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坦然承认“朕不知”。
雍正帝作为一国之君，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轻下结论草率颁谕。一次，雍正帝收到一件有关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帝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不掩饰“朕之过”。
雍正帝曾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帝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代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帝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也不好。雍正帝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帝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错误，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纵观雍正帝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的确确是一个务实的君主。雍正帝的务实，不仅在清朝十二帝中，就是在古代中国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当突出的。清史学者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雍正帝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康熙帝后期遗留下来的弊端，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清王朝的发展。
第三章 政治智慧，助其成功
政治智慧，助其成功
雍正帝的即位是激烈皇权之争的结果。为了社会的稳定以及改革的顺利进行，雍正帝必须将阻碍改革的其他各种力量除掉，必须将威胁、动摇自己地位的人员除掉。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将目光瞄准了怀有二心的八阿哥党，接着重点打击了与他势不两立的十四阿哥胤的党团。在巩固好战斗成果后，雍正帝又将打击重点放在了科甲朋党上。“要削弱强劲的对手，必须发展壮大自己；发展壮大自己，等于削弱对手。”雍正帝
拉拢允，离间朋党
雍正帝登上皇帝的宝座后，有很多人不服气，尤其是和他争夺帝位的兄弟们。雍正帝对这些人及其党羽进行了严厉打击，这是他巩固政权地位、树立君权绝对统治威力的措施。
雍正帝的第一个目标是允（在康熙时代，皇子们的名字第一个字都是“胤”字，雍正帝即位后，为了避讳，那些皇兄皇弟们就都改“胤”为“允”了），雍正帝明白：允有心机、有才识，善于笼络人才和收买人心，是允、允禔集团的核心人物，在众位兄弟和满朝文武大臣中有很高的声望。他是威胁雍正帝皇位的最主要人物。
按常理推算，雍正帝即位后，应该立即处置允，但出人意料的是，雍正帝非但没有处置他，反而任用了允以及他的追随者马齐。康熙帝驾崩后的第二天，他就任命贝勒允、十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总理大臣位尊权重，毫无疑问应当是雍正王朝的核心人物。
雍正帝不但优待允，优待他的跟随者，同时也优待他的亲属。允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和荣誉为最高，是除允礽之子弘皙外所仅有的一个。允的母舅噶达浑原为贱籍，康熙朝时噶达浑被流放，雍正帝将他贱籍削去，将他放为一般旗民，并赏世袭佐领衔。允一党的人也得以加官晋爵，如佛格被任命为刑部尚书，阿灵阿之子阿尔松阿也被任用为刑部尚书，佟吉图被提升为山东按察使，苏努晋爵为贝勒，等等。
雍正帝这样做，真的想重用允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他深谋远虑的一种斗争手段。从即位那天起，雍正帝就感到以允为首的异己兄弟不会善罢甘休，这些人会互相勾结，与自己唱对台戏，不可须臾小视。雍正帝的办法是拉打结合，离散其中的骨干分子。
雍正帝之所以对允采取拉拢的策略，首先是因为允的能量最大，在诸兄弟中最有才能和号召力，是反对派的首领，不可能轻易被扳倒。作为一位新君，他还没有树立威信，在这时贸然发动对自家兄弟的打击，一不小心就可能断送自己的锦绣前程，雍正帝自然不会涉此风险。相反，在政权还不稳固的时候，抓住允，给他和他的一部分同伙加官晋爵，就可以把他们紧紧地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上，使其不能脱缨。他真正的目的是对反对派分化瓦解，使他们不可能集合在允的门下来反对自己。其次，雍正帝考虑到允有谋反的心理，可以先给予其思宠，然后再逐步控制他。试想，允是总理事务四大臣中之第一大臣，处于代表皇帝发表诏旨，处理政事的地位。如果允继续进行非法活动，雍正帝有亲信年羹尧、隆科多等执掌内外军政大权，可以随时对其施以打击。雍正帝还想利用允当总理事务大臣工作中的失误以及非分的活动，给他罗织罪名，到时候置他于死地。对这一点，允心里也是有数的，身为兄弟，他很了解雍正帝的政治主张和治政作风，明白雍正帝迟早要整治他。不过，允确实是个富有机权的人，有时他对雍正帝交办的事，善则归己，恶则归君，从而博得宽大美名，故意让雍正帝承受苛刻恶名。有时，他故意把事情办错，甚至写奏折时字迹潦草，以激雍正帝之怒，怒必杀人，杀戮显著，则众心离散，“伊便可希图侥幸成事”。可以说，雍正帝对允是做到了先礼后兵的，笼络一手不见成果，接着就会采取重惩手段。他对不肯服己的人，反击起来不会手软。
即位初期，雍正帝把兄弟中的允抬得很高，这或是他先抬后打的斗争策略，或是他登基不久不好施行强硬手段而采取的措施，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从中都可以看出雍正帝高明的政治韬略。
重点打击，同胞允
康熙晚年，十四阿哥胤是与四阿哥胤禛竞争皇位最主要的对手，他不但得到了康熙帝的宠信，而且得到了诸多皇兄皇弟以及大臣们的支持。雍正帝即位之际，允正在西北用兵，掌握着兵权，即位后雍正帝即把允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在处理允的问题上，雍正帝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智谋。
胤与胤禛是同胞兄弟，但为了争夺储位，这对亲兄弟势不两立，成为对头冤家。胤倚靠父皇晚年对他的信任，自命不凡。惟恐自己离京师太远，信息不畅，便和胤、胤等人密切勾结。他对胤说：“父皇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儿。”表面上是在关心父皇，真正的用意是为他通风报信。在胤出征西北出任抚远大将军时，胤、胤就支持他出面来夺位，当面祝他“早成大功，得立为皇太子。”胤在西北招贤纳士，网罗党羽，随时准备登基当皇帝。
康熙帝崩逝后，雍正帝下令说：父皇的丧事，若允不能亲临，恐怕内心不安。因此，还是让他急速回京吧。从表面上看，雍正帝这段话是为允着想，实际上是在削夺其兵权。在调回允的同时，雍正帝随即命辅国公延信赶赴甘州军营，接管了允的帅印，并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协助延信处理西北军务。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二月十七日，胤回到京城，他赴康熙帝灵柩前哭拜，当时，雍正帝也在那里。看见哥哥当了皇帝，胤万分愤慨，本来自己大有希望坐江山，想不到今日却屈为臣下。但毕竟君臣有礼，允勉强地远远地给自己的对头哥哥叩了头，但不向新皇帝表示祝贺。雍正帝为了表示自己气度宽宏，大度能忍，于是便向前去迁就他，但他还是不动弹。蒙古侍卫拉锡眼见如此下去兄弟势将反目，连忙上前拉住允，想让允拜见雍正帝，然而允并不领情，还在雍正帝面前告状：我是皇上亲弟，拉锡是掳获来的下贱之人，如果我有什么不是之处，求皇上处分；我如果没有不是之处，请皇上速将无礼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从表面上看，允是在攻击拉锡，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雍正帝。雍正帝看到允恼羞成怒，无理取闹，当面指责他心高气傲，决心打击他的气焰，削去了他的王爵，只保留贝子身份。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送康熙帝灵枢至遵化县景陵享殿，并于此时传旨训诫允，允仍不服气。允生怕把事情闹大了，使允的处境更加为难，就命他跪着接受，允这才接受了。遵化的事情完毕后，雍正帝返驾回京，而留下允看守景陵，并谕令副将李如柏，若允要去陵寝，除有重大的事情外，都不准他去，这实际上就是把他软禁起来了。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允和允彻底地分开，不再让他们有任何联系，更不许他们商议对策，从而使他们处于被动地位。
雍正帝即位后，其母德妃晋升为皇太后，拟为“仁寿皇太后”。皇太后去世后，雍正帝看在母亲面上，封允为郡王，但仍将他软禁在景陵。至此，允的势力被彻底粉碎了。不久，允的福晋故去，雍正帝指定葬地，允以风水不好表示不满，又是经过允的劝说，他才勉强接受这块葬地。
总的来说，雍正帝对待允，采取的是一种柔中见刚、刚中见狠的手段，并因此控制了局势，逐渐占据了主动地位。雍正帝封允为郡王，一方面是看母后的面子，另一方面是以此来掩盖他打击同胞兄弟的事实，他要让满朝文武官员觉得，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为维护国家法度才对允进行打击的。再说允，雍正帝曾经屡次给他台阶下，但允仍居功自傲，不思悔改。雍正帝作为一国之君，皇权是不容亵渎的，因此，他不顾手足之情，决意要拘禁允。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允被撤回京城，雍正帝以“不能悔悟，又造大逆之言，遥惑众听”等罪名，将允禁锢于景山寿皇殿，直到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登基之后，允获释，并于乾隆二年（1737年）封为辅国公，乾隆十二年（1747年）元月晋封贝勒，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复封恂郡王，乾隆二十年（1755年），允病逝，加“勤”，称恂勤郡王。
对待允和允，雍正帝持不同的态度。雍正帝重用允，是把他套在自己驾驭的马车上，让其不可脱缰。他是集团的首领，影响大，抓住他，就易稳固他的集团，使他们不至于起来造反。允也是首领，因他在康熙晚年呼声远远高于允，雍正帝即位之初，他的影响力也比允大，号召力强，雍正帝对他不能优待，否则人们可以乘机向他靠拢，会使他发展势力，不好收拾，故应以打击为妙。
惩治允，孤立允
雍正帝对允采取重点打击的手段，对允也是不讲情面的。雍正帝觉得允 “文才武略，一无可取”，是乃父“不足数计之子”，但允是允最忠实的追随者，因此，雍正帝决定用打击允的方式来孤立允。
允虽然“文才武略，一无可取”，但他过去曾经得到康熙帝的批准，没收了权臣明珠家庭的数百万家产，他的太监何玉柱被派去关东私挖人参贩卖，又在天津开办木行。所以，在诸皇子中，允最富有。同时，允是个“好酒色，图受用”的人，他两次派心腹太监到苏州、扬州购买“良家儿女”，供自己享用。这样一个花花太岁，康熙帝从来都看不上他，长时间不予其晋封爵位。在康熙朝后期，允心里很明白皇位与自己无缘，便采取了讲求实际的做法，支持八阿哥允，以便在将来得到更多的权力，用来维持自己淫逸的生活。允和允的府邸只有一墙之隔，他的家财是允集团进行活动的重要经济来源。
雍正帝登基后，允大失所望，其不满情绪和对雍正帝的抗拒不礼态度甚至比允更为突出。据《清世宗录》记载：康熙帝仙逝时，雍正帝在哀痛哭泣，允却突然跑到雍正帝面前，傲慢无礼地在康熙帝的尸体前对坐着，没有一点做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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