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心理透视:心颤-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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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引导我们上升的永恒的女性。”
米兰·昆德拉说：“女人是男人的未来。”
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为了女人而疯狂，而改变和断送事业，而死，他们的疯狂成为他们以非理性而暴露人性的某种闪光。林语堂说：“使这些伟大人物都成为可爱者，使他们有人性者，实是他们的缺‘理性’，而不是缺‘合理性’。”
但我们毫无理由因此而认为，如今中国“成功者”的包二奶行为，具有闪烁人性光泽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包二奶是一种工于心计的精心策划的行为，体现着经营者的“理性”，与那些伟大人物的看似荒诞有着天壤之别。“女人是男人的未来”，但女人在成为二奶的时候没什么明亮的未来，也不永恒。
一位笔者了解较多的私企老板，身价千万时，背后站着结发妻子，也就是他结婚35年却早已人老珠黄的老婆。老板大约10年前开始包二奶，全包的和半包的先后不下5位。其事业因女儿对父亲行为的坚决反对而受到巨大损害——以老板和二奶为首的一方与以老婆、女儿等为首的另一方实行彻底决裂。互相拆台，明争暗斗，对簿公堂。老板宣称：“我不能没有爱情！”
该老板和历史上伟大人物相比，有点为了女人而疯狂的意思。但他的轶事很难被载入史册，不是因为他不是名人，而是因为为了女人的心态完全不同。当老婆和女儿要以重婚罪而起诉他时，他千方百计办理了离婚手续；当因为公司名称注册权纠纷无法解决时，他又和老婆复婚。二奶在他事业圈子之外，其实始终是威胁他的名誉和事业的一个阴影，因而被安排在郊区，不许轻易露面，基本上成为地下工作者。麻烦并不仅此而已，二奶与三奶之间的矛盾很令人头疼，三奶在公司里以锋芒毕露的优越感而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老板对其娇宠严重影响了公司经营。
另一位笔者了解的年轻官员，则是用灰色收入包养了一位高挑、靓丽的歌厅女孩，只是因为女方怀孕已经半年了才匆匆买了公寓，来不及装修就住进去，孩子生下来刚刚三个月就开始谈判。这位年轻官员最大的软肋就是生怕女孩闹到单位，所以将房产记到女方名下，算是青春补偿费和孩子抚养费。此后，男方消失，女孩搬到农村住平房，公寓出租，自己成为收取房租的房主。而那孩子及孩子的未来，完全被排除在协议书内容之外。
除了上述两则故事之外，还有一些观察使我有理由认为，包二奶是一种低劣的男女游戏，是一些收入高档、精神低档的人由于缺乏创意又缺乏勇气，而在现代社会对历史上蓄妾制的拙劣模仿。既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既缺乏戏剧的幽默，也没有悲剧的深沉，既缺少红色的浪漫，也匮乏绿色的深情，只是一种灰色的经营式闹剧。
多数被包养者，那些在豪华公寓或别墅中、或者在宾馆某个房间里栖居的二奶、三奶，那些颇有风姿和年龄优势的女人，只能是消费品，或者是在一定范围内凭以炫耀的装饰品。炫耀是局限在一定范围或一定场合的，尤其是官员们的二奶，何时公开露面，何时隐蔽地下，须听凭安排。即她们何时可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何时安分守己于物质享受，是一种“计划经济”。在这两者之间左右逢源，是当好一个二奶必备的基本素质要求。
包养二奶的款爷或官爷，对于自己一步步拼打或一步步上爬所获成就的精心，远远超过对于女人的精心。他们不会具备恺撒的勇敢和诗人的潇洒，他们可以疯狂地和女人搞，但却理性地将女人安排在一个用金钱铺开、再用金钱封锁的“自由范围”内，那是环绕在“越轨”边缘的一个狭小的缝隙。可以不客气地说，包养二奶的动机，既有欲望，也有帝王达官贵人招妃纳妾的专制遗风，也就是在满足欲望的同时，满足一种主子欲、权势欲、宰制欲。二奶在人格和权利上绝对没有超出嫔妃和贱妾，除了物质上更“现代”以外，在“合法性”上和男女比较地位上，还不如后宫和偏房。比起古代青楼女子，无须“红粉知己”的才华和技艺，也无法享有才子的风流和鉴赏，以及相伴随的浓情蜜意。比起当代妓女，也显得更加被动和单调。尽管她们可以享用一定的奢华，可以住豪宅开奥迪打手机套项链扣镯子，但她们仰仗着恩赐，依附着交换，屈从着淫威，在一手牵着宠物时，脖子上也有一根被牵的绳子。在包养者养宠物的心态和养二奶的心态之间没有实质区别，二奶是物质受宠和人格塌陷相统一的标准宠物。
二奶地下一层，二爷地下二层（2）
卓文君随司马相如私奔时以诗言志：“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而老公要娶小老婆，即公开包养古代二奶，连“大奶”地位也决然放弃的卓文君拟《白头吟》相赠：“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充分体现了古代铿锵玫瑰的风采，要知道当时所处的是什么时代？人格不可辱，尊严不可欺，对照一下方可明白如今二奶所处的相对境地。
包二奶，一个“包”字耐人寻味。不是承包的包，不是包件、包间的包，不是领养，不是监护。甚至与情妇不同，如果不是足够的金钱，情感在“契约”中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与重婚罪几乎相等，却由金钱抹淡或摆平了其中要件。本人绝不反对积极意义上的性解放，但包二奶现象在“包”下青春、美色、性权的同时，女权、性解放、个性自由、人格尊严、情感浪漫等等本无法“承包”、无法交换的要素也成为无形依附，成为无法取酬、只能泯灭的代价。因此，虽然此现象借助了改革开放打开的社会空间而滋长，但不应当赢得肯定性评价。此现象从人性底蕴、生命取向、精神人格上，都不能取得价值依据和道义支撑。
在包养者眼里，有些二奶还不如宠物“可爱”，她们骚动性总是冲破驯服性而造成某些麻烦，比如二奶反包“二爷”。这也难怪，先用青春换钱，算计着有富余再用钱换点青春。但包二爷做法不可能普及，因为绝大多数二奶缺乏经营的精明和魄力。而且“二爷”绝对不能被“大爷”知道，所以比二奶更地下，二奶在地下一层；二爷在地下二层。由于男权社会总体格局未发生变化，所以二爷比二奶更缺乏驯服性和忠诚度。因而因养二爷而出现凶杀、拐骗现象就不足为怪。
包二奶行为，从经济角度来看不完全是坏事。包养者投资高科技意识普遍薄弱，如果是灰色收入更不愿冒投资风险，这种现象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而二奶的消费除了住房属于泡沫经济部分的消费，其他消费有利于使富翁的资金向社会回流，并刺激消费疲软，比抽逃到国外要好。让中国人的资金在中国流动，在这一点上，美丽的二奶们是有贡献的，该承认就得承认。当然，包二奶包到国外的，另当别论。
∩是这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的，如果从社会角度分析，包二奶之风扩大社会差别，使本来男女性别失调的状况又雪上加霜。有人穷得娶媳妇都困难，有人富得养好几个；有人眼睁睁看着靓妞由于囊中羞涩而却步，有人见了美女轻易搞定左揽右抱，肯定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二奶地下状态的保密工作一旦有疏漏，包养者的原配或子女必将打上门，或采取种种方式予以“制裁”，因此而酿出的纠纷不在少数。时下包养二奶，与过去几房妻妾在一起不同，很难称姐道妹、和平共处。安全保卫工作也需要加强，凶杀、盗窃、欺诈等等犯罪以二奶为侵害对象的事也屡有发生。更重要的是，二奶阵容虽然还不算太强大，但有扩展趋势。包二奶成了一种“成功者的标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继的“成功者”纷纷产生效仿此等潇洒模式的强烈愿望。而且，后来的美少女们也有不少馋涎欲滴地艳羡着美大姐美阿姨，暗自将她们的优尊与享受纳入自己的人生设计。这有点不大妙。中国在2003年男女比例已经是117∶100，在不久或较久的将来，男女比例失调会加重到何种程度，还很难预料。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1）
以前叫“耍流氓”，没听说过“性骚扰”。后来，“性骚扰”一词出现。而且成为媒体上使用率很高的一个词，是和国际接轨的一个成果，也是和法治社会接轨的一种体现。所以，从“耍流氓”，到“性骚扰”，体现了社会进步。别写名词概念方面的变化，这关系到一种行为造成纠纷要不要涉及法律，关系到一个侧面的社会关系要不要受到法律规范的调整，要不要以法律为准绳去进行必要的判断，依照法律去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或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比如，你要是说克林顿和保拉·琼斯之间的那点事儿是“耍流氓”，法院就没法受理。
当然，这里指的是名词概念的变化，而不是指人的行为本身有什么变化，因为，从“耍流氓”的行为到“性骚扰”的行为，没有什么发展或接轨的问题，性骚扰并不比耍流氓更具有现代性或更加文明。
但是，“性骚扰”一词的出现，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中国有“流氓罪”，“耍流氓”的说法比较宽泛，连强奸罪也是一种耍流氓，只不过耍得狠、耍得到位，甚至可能耍出人命。而性骚扰，只涉及比较轻微的耍流氓，一般属于批评教育或行政处罚的范围，当然，舆论谴责也是一种有效惩罚。第二，什么是性骚扰一定要有界定，不像“耍流氓”那么模糊。有人已经流氓得很充分了，也没法定他是性骚扰，有人还没怎么着，就已经骚扰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一定要有证据，证明骚扰的确发生了，并且造成一定的精神伤害。因此，随着法制的健全，究竟是给性骚扰在一定程度上开了绿灯，还是给它造成更大的制约，还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无论如何，就词汇本身来说，“性骚扰”比“耍流氓”更先进，更现代。这个词儿引进得好。有人不知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说性骚扰是引进的，以前哪有那么多性骚扰，都是改革开放惹的祸，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性骚扰。这种看法实在低估了中国人的里必多及其变态发泄渠道的多元性，早在性压抑最严重的“文革”时期，就有种种耍流氓，只不过当时没引起法律意义上的纠纷，媒体也没关注报道而已。所以持上述看法的人，只是自己脑子引进了液体。
“这简直是王八钻灶坑，憋气又窝火！实在不可理喻，实在无法辩解。这既不是法庭，又不是答辩，既找不到王法，又找不到裁判！”
我的朋友陶教授，在讲上述话的时候痛苦之状难以形容。脸上本来比较均衡的五官布局已被气愤和无奈完全打破。一边紧凑得丘峦密布，一边拉长成了旷野平原，眼泪和鼻涕瀑布般地奔涌出来，进而绵长地流淌。“你说，这样的委屈如何申诉？这样的冤案如何平反？……”
估计，就是真的到了法庭，陶教授也需要有一个优秀律师，否则光是法庭陈述就耽误不起功夫。因为他至少向我“陈述”了三遍之后，透过大量因气得哆哆嗦嗦而震颤的感叹词，才使我大致摸清了事情的原委。
陶教授在朋友的公司兼职，暑假期间为了项目合作的需要住在公司安排的“宾馆”，那其实是一家星级开外的、中档偏下的招待所。女服务员态度恶劣，出言不逊，陶教授与之理论，并向负责人反映。女服务员受到批评或处罚，总之尝到了“王八钻灶坑”的滋味。不久，公司老总接到“举报”，说陶教授“性骚扰”，于晚上时分向女服务员要“小姐”。那家公司租用的是招待所一半的楼房，如果“性骚扰”事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公司将因此等极不光彩的事件而被拒绝继续租用办公地点。对于公司来说，因此而搬家将会在有形和无形资产上均造成严重损失。
公司老总并不相信陶教授“性骚扰”的劣迹，对方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女负责人信誓旦旦地亮出杀手锏：“还用怀疑吗？难道一个女孩子，会将这样的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言外之意，女服务员即使无中生有，也会蒙受巨大的耻辱，哪有女孩子会这样做？所以根本不可能是无中生有。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这不光是您自己的事，为了公司的利益，您就服个软，道个歉，把这件事摆平。就算给公司做贡献。”总经理这样哀求陶教授。
仅仅是陶教授的服软，也不一定能摆平。于是，公司了解到女服务员上级的上级，与女服务员是亲属关系。于是，公司与上级的上级接触，开展公关。上级的上级说：“这种事是真是假，谁能说得准？双方妥协，总得让你们那位陶教授配合一下吧？”
于是，轮到陶教授“王八钻灶坑”。
极重视名誉和尊严的陶教授，坚持在不承认“性骚扰”的前提下，就以前自己“态度不好”而向女负责人弯腰赔笑，并在公司中因自己造成巨大的“麻烦”而深表歉疚。加上公司的公关工作，事情总算“和平解决”。但可怜的陶教授，辞去了这份兼职，临走真像做过贼似的嘱托：“我招谁惹谁了我？我怎么了我？可这事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心灵世界长期窝在“灶坑”里爬不出来。
陶教授的遭遇其实是个“悬案”。严格说，根本不是什么案。也正因为没有定案，所以无所谓“平反昭雪”；正因为没有结论，所以无所谓“重新审查”。——可是伤害却就在不明不白当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2）
前面提到的名人“性丑闻”事件，也是一种不明不白。女人状告名人曾长期与之同居，还竟然欠钱不还。此事沸沸扬扬，可一直无法定论。从大量报道中，除了当事人之外，谁也无法说自己对此事是清楚的。但是不仅报道量很大，而且伴随着言辞激烈的抨击或评论，站在哪一边的都有。这也是一种猜想状态。
∩怕之处就在于这种“猜想状态”！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总有一方是受伤害的。或者是哪个女人雪上加霜；或者是哪个名人无故蒙冤。当然，同时也包含了另外的可能：其中一人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是，无论哪一方在遭受“应得”的舆论惩罚的同时，另一方则付出本不应付出的惨重代价。同时，这种混沌状态、猜想状态，无形中鼓励和培育着一种不求真相、不重依据的幸灾乐祸，一种无论谁无辜都无所谓的麻木。在没有硬性依据——证据情况下的激烈评论和抨击，虽然完全可能是出于正义感，但毕竟缺乏一种对于实事的必要的追问和关注，对于人格尊严的必要的敬重和责任。
中国源远流长的一些说法，已经内化为人们面对事端的评价心态。这些仅仅因为悠久和普及就取得“天经地义”资格的说法，实际上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假“警句”、伪“格言”，与和谐社会、公民姿态格格不入。比如：
“无风不起浪”——如果只是关照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句话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很有哲理。但是，它往往只是一句日常生活中的著名“格言”，只是在面对任何事端或纠纷时、甚至是面对一种信息时的“猜想依据”。不是听说谁谁“犯事儿”了吗？有依据吗？什么依据不依据的，“无风不起浪”！在如此的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下，形成了一种引导舆论和人心向背的“有罪推定”，也给任何制造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