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康文集-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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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发现这样的证据，而我也知道，为了能找到它们，我现在正顶着各种学术观点的水流，逆流而上。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触角伸向了学术界，想看看自己是否漏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一篇寄来的论文，其作者是法国人雅克琳·比伦尼，由斯特拉斯堡人文大学在1989年发表。这篇论文是英国一个著名大学的埃及学教授寄给我的。他介绍这篇论文时写道：
我想对这个复印件略作说明：它是一篇论文，作者是雅克琳·比伦尼，曾在斯特拉斯堡最近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宣读。
坦率地说，从学术角度看，我觉得她的见解有些过头；她无疑很有能力，非常了解她所研究的阿拉伯文文献，但她对古阿拉伯年代和经卷的来源的见解却不切实际（我们当中，这样的学者并不在少数）。这篇文章虽然很有意思，但其中恐怕是虚构多于历史。（我记得，在最近的一次阿拉伯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彼斯顿曾猛烈批评过这篇文章。他是个出类拔萃的学者，头脑非常清醒，尽管也和我们一样可能犯错误。）
我自然想知道，这位教授为什么会认为这篇论文可能与我目前的考察有关，它的作者精通〃古代阿拉伯文献〃。然而，我请人把这篇论文译成了英文之后，便明白了教授的用意，也理解了正统学者反对雅克琳·比伦尼的观点的原因。
归纳这篇内容复杂的论文的基本观点，它的最主要观点就是：那些研究埃塞俄比亚与南阿拉伯的历史关系的学者完全错了。文章指出，南阿拉伯的影响绝不是（像他们以前认为的那样）从也门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实际上，这种影响的方向恰恰相反。换句话说，种种影响是从埃塞俄比亚传入南阿拉伯的：
塞巴人……先到了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地区，然后沿着红海沿岸进入了也门……这个结论虽然与所有已被公认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它是对史实的惟一解释，也是惟一正确的解释。
接着，比伦尼继续论证：塞巴人的原始故乡在阿拉伯西北部，但他们后来大量移民埃塞俄比亚（〃通过哈玛特河床及沿着尼罗河〃）。历史上曾出现过两次移民潮：第一次在公元前690年前后；第二次在公元前590年前后。他们为什么要迁移呢？第一次是为了不臣服于侵略他们的亚述国王西拿基立，第二次是为了不臣服于占领他们国土的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
这篇论文其实并不像听上去那样牵强：西拿基立和尼布甲尼撒分别发动的侵略战争，并不仅仅限于对耶路撒冷的那些著名进攻，实际上他们还向阿拉伯西北部进军，并且在那里确实遇到了塞巴人的部族并赶走了他们。对这段历史我已经大部分了解。不过，对比伦尼其余的观点，我却无法进行减否，那就是：那些逃亡的塞巴人沿着尼罗河谷抵达埃塞俄比亚，然后渡过红海，继续向也门迁移。
这种看法尽管很有趣，但它还不是这篇论文与我的考察相关的核心重点。有一点引起了我的关注，并最终使我相信自己的思路是正确的：比伦尼分析了在埃塞俄比亚发现的塞巴人的一段铭文，其年代属于公元前6世纪。语言学家R·施奈德尔在一篇不太引人注意的论著里翻译了这段铭文，那部论著的题目是《埃塞俄比亚的语言学文献》。这段铭文是一位塞巴君主的话，他自称〃高贵的国王兼战士〃，并说他建立的帝国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和西部，统治着〃达马塔人、塞巴人及BR人，既有黑人，亦有白人〃。比伦尼问道：〃BR人〃究竟是谁？
R·施奈德尔没敢做出任何阐释……但在亚述人的那些铭文里，〃Abirus〃这个字却可能来自希伯来语……在塞巴人的第二次移民潮当中，自然也有希伯来人，那次移民潮开始于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攻陷耶路撒冷、然后将当地人放逐到巴比伦的时候，即在公元前5％年。也是这个尼布甲尼撒，同时还在公元前599…598年间进攻了阿拉伯人……〃BR人〃就是随着塞巴人第二次移民潮进入埃塞俄比亚的〃希伯来人'。这就解释了埃塞俄比亚何以存在着法拉沙人，他们虽是黑种人，却又是犹太人。……他们是公元前6世纪到达埃塞俄比亚的〃希伯来人〃的后裔。
比伦尼根本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BR人〃这个字，是〃希伯来人〃（即ABIRUS）这个字的早期标准写法，那时埃塞俄比亚文字里还没有元音。这些希伯来人可能在塞巴人之前就移民到埃塞俄比亚了。她只做出了简单的推断：由于提到〃BR人〃的那段铭文的年代是公元前6世纪，所以他们必定是在那个世纪移民埃塞俄比亚的。
然而，根据我的考察，我现在已经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认为：塞巴人当年移民时侵占了〃BR人〃的土地并统治了他们，而在那个日期之前很久，这些〃BR人〃就已经定居在埃塞俄比亚了。不仅如此，当时（和以后）〃BR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因为更多的小批希伯来移民一直在经过尼罗河谷地进入埃塞俄比亚。
以上的观点仍然属于理论范围；不过，雅克琳·比伦尼给我的这份礼物的意义却在于：她使我注意到了在埃塞俄比亚存在着考古及文字证据，它们都属于公元前6世纪，都证明了当时那里存在一个名叫〃BR人〃的民族。学术界也许会对究竟谁是〃BR人〃争论个没完没了，但我已经对以下的史实毫不怀疑了：
——他们就是希伯来人，他们在移民埃塞俄比亚的早期阶段尚未与当地的阿皋人融为一体，没有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
——他们所崇拜的神名叫〃YHWH〃。
——后来到了公元前5世纪，耶和华的约柜从埃勒法坦岛被带到了埃塞俄比亚，这的确可以说：约柜被送到了一个完全能被接纳的、恰当的安放地。
厄运礼拜堂
我已经没有多少剩下的事情要做了。我做了这番长期的、迂回曲折的历史考察，其目的就是想让自己相信一点：埃塞俄比亚人说失踪的约柜就在他们国家，这可能确实是真的。
我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考察。我也很清楚，学者们或许会对我的这些发现提出质疑，会对我从中引出的结论提出质疑。不过，我在1989…1990年间所做的考察，其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获得〃专家〃和〃权威〃们的赞同。相反，我当时想达到的是一种内在的目标，而对其中发现的所有证据和所有论点进行审查，我就是惟一的裁判和最后仲裁者。
核心的问题已经十分清楚：我必须到提格雷省的古城阿克苏姆去一趟，到据说安放着约柜的那个礼拜堂去一趟。我将不得不准备去做一次实际的冒险，准备去克服自己深深的精神不安，因为我想到这将把自己交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手里。他们是反政府的武装叛军，并且很有理由憎恨我，因为我迄今仍然和政府保持着良好关系，而他们则要用鲜血来推翻的也正是这个政府。
我一直不准备接受这样的冒险，一直没有奋力去战胜自己的恐惧，除非我事先确信：这种冒险使我踏上的险途既不愚蠢，且不是出于堂·吉诃德式的狂想，而是可以被我信赖并为之全力投入的追踪考察。
我现在真的相信，约柜在阿克苏姆城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我准备全力投入考察的这个最后阶段，即冒着由此引来的全部风险、危险和困难，到〃埃塞俄比亚的这座圣城〃去。
我并不是轻松地做出这个决定的。相反，在以前的几个月里，我曾经决定竭力寻找各种借口，为放弃我这个完全是赌运气的计划开脱。但是，我不仅没有找到这种借口，反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线索，它们都似乎无一例外地指向了阿克苏姆。
我曾经寻找过约柜的其他安放地，但那些传说中所说的地点，却没有一处存在半点可能性c我曾经想证明约柜已经被毁掉了，但不存在任何有关证据。我曾经想证明《国王的光荣》关于所罗门、示巴女王及门涅利克的记载是假的，却反倒发现这些说法可能是对史实的一种复杂隐喻。约柜当然可能不是在所罗门时代被带进埃塞俄比亚的，但也完全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约柜在后来被带进了埃塞俄比亚，即在尼罗河上游埃勒法坦岛的那座犹太神庙被毁之后。
所以说，无论学术界的看法如何，我毕竟已经知道我已经沿着自己的这条思路，走到了终点，我已经无法再转向其他结论，无法再回避那个最终的清算了：如果我想保持自己目标的前后统一，如果我不想日后感到羞耻和愧悔，那么，我现在就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到阿克苏姆城去一趟——无论我将冒什么样的风险，无论我心中自私与怯懦的魔鬼如何作祟。
这虽然是一句老生常谈，也许是人类所知道的一句最古老的老生常谈，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我到阿克苏姆圣城去，而在于我如何设法到那里去；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我应当在那里找到约柜，而是我应当在自己心中找到足够的勇气，去做这次尝试。
在我眼里，我远远不是披挂着闪亮铠甲的亚瑟王传奇故事里的骑士。尽管如此，在我生命的这个瞬间，我却毫不困难地理解了这个传奇故事里的高文爵士。在即将踏上去格林圣堂的路，即将面对途中等待他的那些危险时，高文爵士决定不听那个扈从诱人的劝告。那扈从想说服他放弃追寻圣杯，并警告他说：
〃你若到那里去就会被杀死……因此，高贵的高文爵士
啊……还是去走另一条路，到更遥远的地区去吧！以上帝的
名义到那里去，基督保佑你走好运！我将再回到家里，信守
庄严的誓言，以上帝和他的圣徒的名义，始终保守你这个秘
密，绝不向任何人提起你曾转变了方向。〃（《高文与绿衣骑
士传奇》，英国企鹅书局，1974年伦敦英译版，第100页）
高文权衡了自己的处境之后，回答道：
〃老兄，你希望我一切顺利，我也相信你会忠实地为我
把这个秘密锁在你心里。但无论你如何保持沉默，我若像你
说的那样，不去这个地方而逃走，那我便成了一个胆小的骑
士，没有别的借口……我一定要去格林圣堂，去面对命运的
安排。〃
现在我也下了这样的决心，尽管不像高文那样富于骑士气概。我一定要到我自己的那座〃厄运礼拜堂〃去，去看看命运将带给我什么。也像高文爵士一样，我知道自己必须在新年期间完成那次旅行，因为那个庄严的主显节很快就要到了。
第六部 荒野
'许多人都认得我。所以，你若想找我，就努力来找好了，你不会找不到我的。那么，你就来吧！否则你就活该被称为懦夫……不过，我可以给你一年的缓期，允许你在今后一年零一天之内找到我。'
——《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传奇》
第十七章 与魔鬼共餐
结束了以色列和埃及之旅，我在1990年10月回到了英国。当时我下了决心：我必须去阿克苏姆，而最佳时机就是1991年1月。如果能在那个月的18日以前到达那里，我便可以去参加主显节仪式了。我希望那期间群众游行时能把约柜抬出来。
我在耶路撒冷采访过的那位法拉沙祭司拉斐尔·哈达尼曾怀疑届时是否会使用真的约柜。〃我不相信那些基督徒会抬出真约柜来，〃他对我说，〃他们不会那么做。他们绝不会把它给任何人看。他们会使用一个复制品。〃这个警告出自一个曾怀着目睹那件圣物的希望、亲自去过阿克苏姆城的人之口，因此很让我感到心绪不宁。尽管如此，我还是找不出别的办法，只能按原计划行事，而这就意味着要战胜我自己的恐惧。
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局势一直对政府不利，所以，我如果真的打算去阿克苏姆城，那就不得不把自己交到〃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手里，这一点已经勿庸置疑了。我知道，几年来，他们曾允许十几名外国人到他们的控制区内活动，并且没有伤害过那些人。不过，我却非常担心他们会伤害我。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是：因为在1983年到1989年期间，我曾和埃塞俄比亚政府有过密切的联系。1982年底，我放弃了自己新闻记者的本行，成立了一家出版公司，为广大的客户（其中包括非洲的一些政府）出版书籍和其他文件。我最早的一笔生意是和埃塞俄比亚旅游委员会达成的。实际上，正如本书第一章介绍的那样，正是那笔生意使我第一次去了阿克苏姆城，那是在1982年。
那次旅行的成果是一本装帧精美的画册（葛瑞姆·汉卡克、理查德·潘克赫斯特、邓肯·维莱茨合著：《在埃塞俄比亚的天空下》，1983年伦敦与内罗毕版，1987年、1989年再版——作者注）。埃塞俄比亚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很喜欢这本书，因此他们便委托我去完成另外一些类似的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掌权人物，例如工人党的意识形态首脑施麦利斯·马赞加，还有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活动家，包括伯哈努·巴伊、卡萨·科比德，此外还有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物，他被称为埃塞俄比亚的〃红色皇帝〃，那就是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总统本人。这个军事强人在70年代中期夺取了国家权力，在全非洲，他对异己的无情镇压恐怕是无与伦比的。
我有一种感觉：当你和人们一起密切工作的时候，你会逐渐开始用他们的方式去看待事情。我在80年代中期就碰到了这种情况。1985年以后，我已经成了埃塞俄比亚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我从不赞成那个政府采取的国内高压政策，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说服了自己，使自己相信他们采取的一些积极措施还是合理的和有益的。
这些措施里值得二提的是：1984年到1985年期间，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新政策，旨在把100多万农民从闹饥荒的提格雷省（当时还在政府控制之下）迁移到该国南部和西部的处女地上去。当时我认为那是〃必要的〃，因为北方大片地区已经变成了〃不适于居住的荒地，并且已经濒于全面的、不可逆转的经济崩溃边缘〃（葛瑞姆·汉卡克：《埃塞俄比亚：饥饿的挑战》，1985年伦敦版，第110页）。然而，TPLF的政治领袖们却对这次移民另有看法，把它视为对反政府军的严重威胁，他们当时正在全力扩充反政府军的力量。他们坚信，这项〃罪恶〃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使他们失去自己家乡地区民众的支持（因为很显然，从提格雷省每迁走一个农民，就意味着解放阵线少了一名后备军士兵）。所以，为了支持政府的移民政策，我曾在不少场合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因此，我便公开地直接侵犯了TPLF的利益。何况，我还曾经以另外一些方式表明了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密切关系。
最后，在1988年和1989年上半年，我和亚的斯亚贝巴政权的牵连转到了一个新领域。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做了一系列奇特的旅行，往返于埃塞俄比亚和它的邻国索马里之间。
在索马里，非洲的另一个独裁者和我的关系也很好，他就是穆罕默德·西亚德·巴尔总统，当时还在掌权。这些旅行的目的，是促进两国间的一项进展缓慢的和平进程外交谈判。
当时，我认为自己担负的是一项美好事业中的一个光荣使命，很有价值，光明正大。何况这个使命还使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担任了两名敌手之间的〃忠实调停人〃，而门格斯图和巴尔这两个敌手都大权在握，十分危险。但是，这样的心理动机却使我完全忽视了我的活动对我的不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