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港版无删节全本)作者:傅高义-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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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刺激了各地企业提高效率。而且，无论私营企业、国营企业还是合资企业都可以采用这个新的制度。不过，因为新制
度运行之初工厂管理者缺乏经验，中央财政收入在最初的七年里并没有增加。＇1636＇
1984 年底公布的数据让陈云深感担忧。1985 年 2 月 18 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值邓小平南下广州，陈云批
评了严重的预算赤字、超额使用外汇储备和严格控制开支的失败。他作出结论说，计划优先于市场的政策并没有过时。
＇1637＇陈云利用年底的数据，想把大胆向前闯的邓小平拉回来。各省领导人被召集起来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结果是大规
模削减基建、银行信贷紧缩、严控涨工资和外汇使用。＇1638＇按照中国标准而言的严重通胀，甚至使赵紫阳也转向了加强
控制和限制投资。面对这种大气候，邓小平最后也加入了努力给过热的经济降温的行列中去。＇1639＇
就像 1980 年代初期一样，陈云再次利用他的中纪委书记一职，限制广东和福建的改革试验。他和他的支持者公
开了与走私、倒卖外汇、投机倒把和色情有关的案件。陈云也很清楚，北京的各部委都在向经济特区进行非法投资，这
使执行党的纪律变得更加困难。＇1640＇
作为限制经济过热的努力之一，胡乔木去了福建，批评该省干部让 19 世纪不平等条约下的通商口岸死灰复燃。
姚依林去深圳时说，用国家的钱给深圳「输血」已经太多，现在是「拔掉针头」的时候了。＇1641＇ 此外，1985 年夏天中
纪委通报了海南干部为促进当地发展滥用特权，将进口汽车卖给内地牟取暴利的走私案。＇1642＇谷牧宣布，国家只会优先
发展 14 个沿海开发区中的 4 个——上海周边、天津、大连和广州。＇1643＇在对特区不断升温的批评气氛中，甚至邓小平
也不得不改为守势。他对自己 1984 年初提出的经济特区政策加以限定说，如果特区被证明并不成功，那就只当是一次
试验好了。＇1644＇
在 1985 年 9 月 18 日至 25 日为制定「七五」计划（19861990）的基本政策而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
陈云宣布经济增长目标应当定为不超过 6％或 7％（大约是 1984 或 1985 年增长率的一半），尽管实际增长率可能要
高一些。他又说，应当限制乡镇企业夺走国营企业所需要的资源，他还警告说，如果不加以限制，将会造成能源的严重
短缺和交通运输的瓶颈。＇1645＇
这种新气氛中邓小平采取了守势。为了巩固自己的阵地，他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教育」，让干部
更好地抵抗抗腐败和违法乱纪。邓小平说，他完全支持把「七五」期间的增长率定为 7％，这得到了政治局常委的一致
同意。其实他对这个数字没什么不满，因为他心里清楚，由于过去两年的高增长率，只要一直保持 7％的年增长，还是
可以轻松实现让国民生产总值到 2000 年翻两番的目标。＇1646＇
情况可能会更好；也许可以避免伴随着中国经济过热而产生的通胀和腐败问题。
但是批评邓的人仍然认为，如果邓在 1984 年不那么急躁，
通货膨胀的恐慌与反击：1988
正如陈云在 1980 年至 1981 年的经济调整政策为邓小平加快发展和改革铺平了道路那样，陈云在 1985 年至
1986 年的紧缩政策再次为邓小平继续向前闯提供了条件。1987 年 2 月，在为即将于秋天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制定指导
路线时，邓小平直接跟陈云的主张唱起了反调：「﹝过去惨约苹梦鳎衷诓灰俳舱飧隽恕！梗�1647＇ 在 1987
年同一些外国领导人会谈时，邓也表示要在自己退休前留下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
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 1987 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这又是一个
巧妙的概念，使邓小平和赵紫阳可以对保守派说，他们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但他们补充
说，高级阶段可以拖到一百年之后。「不再以计划为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新提法为继续向市场经济前进提
供了框架。赵紫阳宣布，「商品交换」要遵循「价值规律」，价格由价值决定；商品供应不足，价格就会更高。赵的讲
话还明确允许私营企业雇用七人以上。赵紫阳又说，将来股东可以分红。陈云在赵紫阳讲话的过程中离开了会场。改革
派认为他的离去是为了避免公开冲突，也是在表明他对赵紫阳的讲话有看法。＇1648＇
1988 年初，邓小平决定要大胆推进改革，取消对更多商品的价格管制。正如他在 5 月中对北韩人民武装力量部
部长吴振宇所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改善，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1649＇ 在邓小平的强大压力下，5
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5 月 30 日至 6 月 1 日）批准了全面改革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邓小平多年来一直在了解物价改
革的重要性，他知道市场价格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他对同事说，「长痛不如短痛」。长期以来不断有人告诉他，即
使物价上涨也只会是暂时的，市场的力量可以让更多的供应者进入市场，价格自然会回落。
邓小平此举的另一个考虑是有增无减的腐败，而价格双轨制正是腐败的制度性原因之一。正是双轨制使一些干部
能够以国家规定的低价获得物资，再按市场上的高价转手卖出。因此，结束国家计划价格将可以消除腐败的这个根源。
＇1650＇于是邓小平像一位无畏的战士一样决定义无反顾地取消物价管制，宣布要在三到五年内完成物价改革。7 月份烟酒
价格放开，导致价格猛涨了 200％以上。＇1651＇但这并没有挡住邓小平闯关。
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胀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1652＇在放
开物价之前必须在供应上有所准备，以防物价暴涨。邓小平没有被这个警告吓住。在北戴河的一次政治局会议（1988
年 8 月 15 日至 17 日）上，对是否取消物价管制进行了激烈辩论。邓小平最终占了上风，政治局同意了他的全面放开
物价的计划。这次会议刚结束，《人民日报》就在 8 月 19 日公布了这一决定。社论一发表，已经疲于应付通货膨胀的
城市居民立刻陷入慌恐。人们纷纷取出银行存款疯狂购物，以防未来价格上涨。商店的东西一售而空，群众也开始上街
示威。
邓小平深知改变党的决策会削弱党的权威，因而他自担任头号领导人以来一直坚决反对公开宣布任何决策变化。
可是这一次他别无选择。民众的情绪太强烈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 8 月 30 日作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
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 1978 年 12 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
邓小平宣布进行全面物价改革计划这一决定，后来被证明大概是他一生中代价最高昂的错误。他对于从长期来看
此项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在某个时候放开物价。后来朱熔基选择在 1990
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熔基设法避
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邓小平的错误出在对民众情绪的短期评估上。他错误地以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使民众接受放开物价。83 岁的他
已经远离了群众，触及不到普通中国人的感受。邓的家人在使他了解百姓感情方面起着一定作用，但他们的交往对象大
多是其他高干家庭，通货膨胀的压力对他们要比对普通受薪阶层的影响小得多。
邓小平的错误不但使他失去了民众支持，也导致他在党内高层的权威受损。他的闯劲和使人服从的能力大为下降。
但是作为军人的邓小平多年练就的本领是：他知道如何重整旗鼓。1988 年 9 月 12 日，邓小平把赵紫阳、李鹏、胡启
立、姚依林、万里、薄一波和乔石——改革者和谨慎的计划者兼而有之——叫到家中商量物价改革问题。他承认：「现
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
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1653＇邓小平虽然只能选择
在放开物价管制上作出让步，但是他清楚地表态，他对整个改革方案仍然深信不疑。
民众对放开物价的反应也削弱了赵紫阳的地位。虽然这一次赵并不赞成取消物价管制，但他曾有过放开物价的先
例，也曾允许通货膨胀的压力超出陈云认为明智的程度。通过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他认为一定的通货膨胀有助于加快
经济增长。然而，当时中国通货膨胀的速度已经大大高于 1949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1988 年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比 1987
年高出 18。5％，1988 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去年上涨了 26％。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其他数据显示的通货膨胀
率甚至更高。＇1654＇
谨慎的计划派完全不同意赵紫阳在 1987 年和 1988 年初所作的允许通货膨胀加速的决定。在 1988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赵紫阳因为年初导致通胀失控的政策而受到了批评。他同意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承认年初时用来指导决策的一些假设是错误的，而通货膨胀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经济过热和需求总量过大。＇1655＇有人认
为应当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赵设法保住了总书记的位子，但陈云给了他一些有关经济政策的训导。1988 年 10 月 8
日陈云尖锐地批评赵紫阳说：绝对不能搞财政赤字，货币流通量已经太大；此外，应当一直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不然
就会引起混乱。＇1656＇ 这些警告听上去十分严厉，但与 1983 年陈云批评胡耀邦不同，它不是在公开的大会上作出的。此
后经济决策权转交给了李鹏，他在 1987 年 11 月被任命为代总理，1988 年 3 月成为总理。赵紫阳是个主张搞市场化
的坚定的改革派，李鹏却要贯彻陈云的紧缩政策，不消说，两人的关系不会顺畅。
赵紫阳虽然承认了错误，但他还没有作好彻底丢卒保帅（邓小平）的准备。他没有明确公开地宣布放开物价的决
定是由他作出的。据知情的中共官员说，尽管邓小平此后继续支持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但两人的关系有所紧张，因为高
层官员和群众都认为邓小平要对物价失控负责。
在 8 月份的民众恐慌及邓和赵的权力被削弱后，谨慎的计划派很快重新掌握了对经济政策的控制权。国务院于
1988 年 9 月 24 日颁布文件，宣布今后两年的工作重点是「改善经济环境」。熟悉陈云在 1979 至 1981 年的经济调
整政策的人，都不会对 1988 年谨慎的平衡派掌权后采取的经济政策感到奇怪。1988 年不再进行任何价格调整，企业
和工作单位被告知不得涨价。一直以远低于通货膨胀率的水平支付利息的中国人民银行作出保证，在必要时将存款利率
与通胀挂鈎。各地被要求缩小基建规模。＇1657＇投资受到压缩，物价也被严加管制。银行信贷受到严格控制，暂停向乡镇
企业贷款。朱熔基 1990 年代控制通货膨胀时力求实现软着陆，但陈云在 1988 年底终止通货膨胀的胆略，却并不亚于
邓小平取消物价管制的气魄。不出所料，1988 年底出现了硬着陆。这从随后几年的增长率骤降中即可看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转引自 Jinglian Wu；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Mason； Ohio：
ThomsonSouthWestern； 2005）； p。 369。
1988 年至 1990 年期间在经济管制和政治决策的双重作用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 1988 年的 11％骤降
至 1989 年的 4％，工业增长率从 15％下跌到 5％。1990 年最后一个季度零售价格指数的增幅降至 0。6％。＇1658＇消费
支出停滞不前，失业人数上升，很多城市出现了骚动迹象。计划派仍然致力于减少财政赤字，然而由于税基太窄，预算
赤字实际上不降反升。但是，尽管有这些令人不安的经济指标，在因放开物价而引起强烈反对之后的三年里，邓小平一
直未能在党内争取到足够支持，向陈云的紧缩政策发起挑战。
中苏改革的比较
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最先是由苏联采用的，之后又进入中国，旨在帮助后发展国家追赶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它
使中国能够积累资本，并将资源用于最优先的领域。就像早期苏联的情况一样，这种计划体制使中国得以在 1950 年代
推动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到 1970 年代时，中苏两国的经济都远远落后于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体制。然而，当 1991
年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制度崩溃时，中国却能自豪地宣称，它在 1978 年以后取得了平均 10％的年增长率。是什么因素
使中国在 1980 年代的表现远优于苏联和东欧？
中国与苏联相比具备很多优势。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可以利用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运输。过去 200
年来，移居香港、台湾、东南亚和西方的华人及其后代有 2；000 万之众，他们可以作为资本和知识的来源为中国所用。
此外，中国大陆潜在的巨大市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众多商人，他们愿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帮助，以便今后能够进入这个
有十亿消费者的市场。政治动机也发挥了部分作用：中国在 1978 年实行开放政策后，很多西方国家想使中国进一步疏
远苏联，愿意向中国慷慨提供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国的学生和游客。
地理和种族的同质性也对中国的成功起着重要作用。由于稻田耕作的性质，中国包产到户的政策使农民种地的热
情空前高涨，农业产出大幅提升，这在拥有广阔的旱地、更宜于采用大型拖拉机耕作的苏联是不可实现的。与各种少数
民族超过人口一半的苏联相比，人口中 93％为汉人的中国也更容易达成国家的团结。苏联由于在过去 100 年里不断扩
展到广阔的新区域，新纳入的少数民族一直在积极或消极地抵抗着苏联的统治。与此相比，中国对它目前的大部分疆域
都已经统治长达 2；000 多年，它也没有通过占领反抗其统治的国家来进行过度扩张。
中国的统治者从国家的悠久历史中形成了中国乃是文明中心的信念，而苏联的领导人长久以来一直觉得苏联大大
落后于西欧各国。再者，中国与其邻居——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而后者不久
前已成功转型为富裕的现代国家和地区，可以作为中国效仿的榜样。
然而，不论中国有哪些内在的固有优势，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作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邓的选
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被证明要成功得多。＇1659＇首先，他坚持共产党的权威。苏联的戈巴卓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
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
国唯一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