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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辏虾３乔丝�23万，已是全国第12大城市。
对于一个封闭的封建帝国版图而言，上海不过是个沿海的“边远”地区，封建王朝并不对它格外重视，甚至是“海禁”的防范重点。但把全球看成一盘棋的西方人却对这个地方惊叹、垂涎不已，早在175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毕谷就向英政府建议，要占领上海；1832年，东印度公司职员林赛和传教士郭士腊来到上海，发现7天内竟有400艘商船停泊上海，他们回国后立即大力宣扬上海是仅次于广州的最佳通商口岸。
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这场划时代的战争后，中国由古代进入了近代，上海也被强行纳入了西方强国的殖民体系，由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成为中国契入世界经济文化最领先、最充分的地方。
西方人深知这片土地的非凡潜力，给予它以格外的青睐。1845年11月，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产生了第一块外国人居留地。1845年，英租界开始设立；1848年，美租界开始设立（英美租界1893年合并为公共租界）；1849年，法租界开始设立。到1899年，公共租界已扩张到33500亩，基本相当于今天清华大学占地面积的6倍；1914年，法租界也扩张到15150亩，相当于3个多今天的北京大学。
背靠整个中国，面向浩瀚大洋，沐浴欧风美雨，上海迅速发挥出巨大能量。1880年，上海人口突破百万，不久超过北京，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民国四年，即1915年，上海人口突破200万，成为中国第一座人口突破200万的特大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1927年，上海人口264万；进入20世纪30年代，1930年，上海人口达到314万；到民国终结的1949年，上海人口为540多万，而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北方第一大港天津才190万人。
这座庞然大城，是帝国主义从经济、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渗透的桥头堡。在民国时代旧中国普遍闭塞、萧条、落后的背景下，繁华、先进的上海至今还是内地一些地方、甚至包括台湾人神往的神话。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占全国工业总资本的40％，工人数占全国工人数的43％，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0％。1936年，上海贸易总值占全国的75。2％！而且，上海的电影制片、图书出版、报刊发行、游艺娱乐等产业都占中国首位。
上海，是民国时代中国的工商金融中心、文化教育基地、海陆交通枢纽、社交消费聚点，也是远东经济贸易第一城。今天名声赫赫的东京、香港、首尔、新加坡、台北，那时都远远不能望上海项背。今天的“东方之珠”香港，在40年代和上海比，据说就象拿今天的银川和上海比！
这样一段繁华旧梦，留在一代人的记忆里，以致上世纪90年代开发浦东时，有人建议提一个“重振30年代上海雄风”的口号；这个建议当然被否定，但也足以看出民国时上海称雄远东的显赫。
旧上海经济发达，文化丰繁，洋气十足。除了这些，如果要问相比其他地区，还有什么突出特点，那就是：治安混乱。
清末以来，封建社会衰落，西方列强入侵，传统中国转轨。由于人口增长、耕地和生产率却未相应增加和西方工商业渗入、手工业者大批破产等原因，大量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奔往大都市上海谋活，中国各地乃至外国经商者也络绎来到上海寻找机会，这座城市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起来，无法消化这么多的人口，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个“游民阶层”。
所谓“游民阶层”，就是身处城市，却一无资金，二无技能，三无社会关系，无法在城市安身立命、只能漂泊着等待渺茫机遇的人群。这个人民的数量极为庞大，1930年到1936年间，长住上海的失业人口在60万到70万之间。
游民阶层一无长物，在温饱线甚至死亡线上挣扎，又天天受到这繁华之都纸醉金迷生活的强烈诱惑和刺激，十分容易产生仇恨和叛逆心理。不管是经济状况，还是环境和心理因素，都非常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旧上海让人闻之色变的黑社会组织，就是以这个游民阶层为土壤产生壮大的。
旧上海的治安高度混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市政不统一，无法对城市进行有效管理。
上海被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划分为三部分。这三块区域互不隶属，在60平方公里的市区内，有三个政府、三套立法机构、三种司法和警察队伍！大家都不能过界执法，比如你在华界抢了东西，被警察追得就要抓住，只要这时你跑到了界街，一头扎进租界，哪怕警察跨一步就能抓住你衣服，他也得乖乖束手停步，调头回他的警署，再由警署出面和租界警方联系，商谈合作抓捕。
说旧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从事商业贸易，这里有的是机遇，只要你能耐够大；二是说从事刑事犯罪活动，这里同样是宽松的天堂。盗匪丛生，又整治不力，于是，在繁华鲜亮的背后，盗窃、抢劫、诈骗、贩毒等犯罪活动一刻不停地在上海滩发生着。
在各种犯罪活动中，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风险较低又危害最剧的，就是曾经风行上海的绑票。
所谓绑票，就是以富裕人士为目标，以暴力或诱骗手段将其绑架囚禁，再以其生命安全为要挟，向其亲属或相关者勒索钱财的犯罪活动。在上海，被绑架的人叫“肉票”，绑架后与其亲属谈赎人条件叫“讲斤头”，谈判不成等情况下杀死被绑架者，就叫“撕票”。
上海到底有多少绑匪从事这项犯罪，当然没有确切数字，有记载的是，1909年到1928年，公共租界警方就逮捕绑匪1598人，这里面还缺了1922、1923和1927三个年份的数据！
绑架必须团伙作案，这就逐渐形成了一些专精此道的团伙。这些团伙又多以同乡地缘为纽带，最著名的有嵊县帮、浦东帮、绍兴帮、苏北帮和湖北帮。
绑票团伙组织严密，实行单线联系；帮众不管有无任务，每月都有工资；内部事务严禁打听，纪律严格；首领有合法甚至体面身份掩护，行踪诡秘。他们的等级一般是：老板、经理、协理、成员，基本组织单位是“小组”。
这些“帮”里都有自己的头目。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嵊县帮头目袁仲杼最为活跃，他到处作案，危害四方，人称“真魔王”；到了40年代日伪占据上海的时候，嵊县帮的骆文庆成为这行的大佬，连干8年而从不失手，他行动严密，心狠手辣，不达目的立即撕票。
仅靠民间犯罪团伙，即使其能量再大，也不能在上海滩翻江倒海。他们的背后，是令人如雷贯耳的青红帮的纵容包庇，同时，这些团伙又和军警及更高层次的官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绑票魔爪的背后，是一张繁密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
到底有多少人被绑架勒索过，这同样是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仅1928年到1930年间，上海被绑票者数以千计，单是《申报》、《大晚报》、《文汇报》等上海滩几大报的报道，就有每月不少于30起，平均每天一起，有时一天几起！
绑票的对象一般是富商巨室、下野官员和隐居的豪门。目前我们知道的被绑架过的有影响的名人，有这样一些：荣氏集团董事长荣德生，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方液仙，中法银行公司总经理魏荣廷，绸业银行董事长卢允之，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璋，棉铁集团光裕公司总经理严裕棠，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钻石大王”范回春；“五金大王”唐宝昌，北洋皖系前师长温宗尧，前清苏常太地区钱粮征稽官尹启忱，广东某前省长之8岁幼子……
这里我们重点来看看荣德生、张元济和方液仙被绑票的经过，这三起震惊上海乃至全国的绑票案手段不一，过程各异，结局不同，基本就覆盖了上海滩形形色色的绑票犯罪特点。
二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上海重回中国怀抱。进入民国后期，国民党已高度腐败，上海被国民党接受以后，社会乱象没有丝毫好转，国民政府、军警、犯罪团伙和黑社会组织这四大黑手互相勾结，治安混乱变本加厉，抗战胜利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接连发生“钻石大王”范回春被绑、“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广东巨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被绑等一连串绑架大案。在人们的惊恐和诅咒中，1946年4月25日，又一爆炸性新闻发生：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又被绑架！
这起绑架案被称为“上海滩绑票第一大案”，因为“肉票”名头最大，勒索的赎金最巨，最后实际付出的钱款也最多。
荣德生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企业荣氏集团当家人，这个企业集团拥有工厂23家，其中面粉厂14家，纱厂9家，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重庆、宝鸡等全国各地，总资产超过亿元。在20年代，荣氏企业的面粉、棉纱产量就占这两行业全部民族企业产值的三分之一；抗战胜利后短短一年，仅其下属的申新二纱厂和五纱厂就分红5次，红利高达5000两黄金，其中半数为荣家所得。
如此庞大的财富，令多少人眼红，荣德生早已是绑票团伙虎视眈眈的目标。做为上海商界的头号领袖人物，71岁的荣德生深知世道险恶，对自身安全防范不可谓不严密，只要出门，必有武装保镖护卫，所坐的也是防弹汽车。然而再森严的防范，也抵不住处心积虑的绑票黑手。
策划实施了这起绑票大案的就是嵊县帮。该帮骆文庆和袁崇杼这两个年已50多岁的“资深”绑匪密谈后敲定，把目标定在上海商界第一大亨荣德生。他们网罗了蓝衣社特务、曾在荣家面粉厂供职过的朱连生，在朱连生的指认下，骆、袁二人摸清了荣德生面相和出入习惯，看到荣德生警卫严密，感到寻常手段难以得手，再找当过惯匪、汉奸，现在国民党特务组织服务的黄阿宝磋商绑架方案。
将“肉票”劫持，是绑票勒索的第一步。劫持的手段一般是趁“肉票”单身一人时塞进汽车就跑，也有机巧的，比如在大街上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下车走到受害人身后，一把捂住他的眼睛说：“猜猜，我是谁？”受害人当然说不知，然后绑匪捂着他的眼睛边拽边说：“好久不见，走走，车上谈车上谈……”就这样把“肉票”塞进了汽车开走。
还有的把车停到受害人身边，绑匪一人打开车门向受害人热情打招呼，受害人就疑惑地转身走近车边看，另一先下车的绑匪这时便站到受害人身后；受害人靠近车门，车内绑匪向受害人腹部一拳，受害人疼得一弯腰，在路边人看来，这正是一个弯腰上车的动作，身后绑匪立即将其往车上搡，车内绑匪顺势将其往车里一拖，就大功告成……
看来这些常规方法都对荣德生无效，骆文庆和袁崇杼找到黄阿宝商量。黄阿宝眼珠一转，说：“这还不容易？我们逮捕他嘛！”也就是说，以警方逮捕的名义将荣德生弄上车。骆、袁茅塞顿开，连连称高。
黄阿宝拉上他的侄子、军统特务黄锦堂入伙，此人花天酒地又薪水有限，巴不得有发财机会，立即一拍即合。黄锦堂搞来了军统特务专用的柯尔托式手枪、陆军第三方面军的逮捕证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轿车这样一系列“道具”。几番谋划分工，准备就绪。
1946年4月25日，上海高恩路210号荣德生住宅，一辆黑色军用雪佛莱轿车停在了荣宅门前，车前窗上贴着盖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印章的特别通行证。就在荣德生的防弹玻璃铁甲车开出院门的时候，一个在院门前“溜达”的人向军车一挥手，黑色军车冲往前去，挡住去路。
骆文庆、袁崇杼及另一绑匪跳下车逼到铁甲车门边，拔出手枪，喝令司机下车。铁甲车内一共6人，司机一名，保镖两人，还有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和女婿唐熊源，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就是绑架目标荣德生。
两名保镖见状立即迎向前去，来人拿枪一指，厉声说：“别乱动，我们是在办公事！”接着把一张盖有“陆军第三方面军”大印的逮捕证递到荣德生面前，说：“荣老先生，司令部有事请你去一趟，请你下车，跟我们走。”
车上人莫名其妙。荣一心问：“到底什么事？非要我父亲到司令部？”来人说：“这就不清楚了，我们是奉命行事，到了司令部自然清楚。不用多说，快下车！”
荣德生在吃惊意外中打量着来人。他熟悉军警界情况，见他们所乘是有特别通行证的军用轿车，使用的是柯尔托式手枪，出示的也是陆军第三方面军的深红色逮捕证，觉得的确是来自军警方面；又想到自己的企业规模这么大，下属工厂那么多，牵涉面那么广，与军警方面发生了什么摩擦也很可能，需要去解释一下。于是，荣德生就下了车。
荣一心觉得此事还是太蹊跷，就一把拉住父亲，说：“那你们前面带路，我跟着一起去。”来人把逮捕证一晃，说：“我们只要荣老先生一人，难道你想妨碍公务？”
车上5人无可奈何，看着荣德生上了黑色军用轿车，一溜烟开走。
荣一心、唐熊源回头立即和陆军第三方面军联系，那边回答是既没看见荣老先生来，也没派人去请过他；二人大吃一惊，再火速派人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听，司令部方面莫名其妙，说：“逮捕荣老先生？谁有这么大胆子？”
荣一心、唐熊源顿时瘫倒在地：原来老爷子就这么在光天化日下，在儿子、女婿和保镖的跟前，被大模大样的绑匪堂而皇之地绑架走了！
绑架案在上海毫不新鲜。荣家在丧魂落魄之中，第一个决定就是拿钱赎人。一般来说，绑匪要钱不要命，满足其要求可保肉票平安；而如果吝惜钱财或报警的话，却八成会撕票。因此荣家没有报案，也不希望警方干预，只自己想法和绑匪方面联系赎人。
但是，经过荣德生被“逮捕”后荣家两次到军警方面问讯，消息立即流传开。连企业界头号巨子都逃不了绑匪的魔爪，社会上舆情沸腾，人们纷纷议论：如此胆大包天，必有军警界参与。
因为绑匪作案时使用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汽车和证件，淞沪警备司令部无法摆脱干系，为了洗刷清白，上海军警方面在案发后出动大量警力，在上海全面搜查，力图早日破案。但荣家生怕警方介入危害荣德生安全，不但不配合，还千方百计避开军警方面。此案变成了绑匪、荣家和军警三方面的角力，更加复杂。
载着荣德生的汽车开出高恩路，朝中山北路开去，在街上绕了几圈后，开到了闸北郊外一条长满芦苇的小河边。
荣德生这时终于明白，自己被绑架了，成了绑匪的刀殂之肉，叱咤商界的一身本领和一呼百应的社会威望在此时全失去了用场，只能任由摆布、听天由命了。
绑匪告诉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钱，只要不逃跑，不大叫，就不会危害他的人身安全。在上海城里展开大搜捕之时，荣德生被带上一条小船，在飘满垃圾的肮脏河道里荡悠了好几天。随着警方的搜捕范围向郊区扩大，骆文庆等人又把荣德生送进城，关进曹家渡五角场老公益里100号的一间很隐蔽的小屋里。
这里四面无窗，不许点灯，一片漆黑，另有一老头日夜守护。关在这间小黑屋的一个月里，绑匪的财神爷荣德生被禁止大声说话，咳嗽都不允许，有痰只能往肚里咽。
4月30日，绑架案发生后的第5天，心焦如焚的荣家终于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勒索的金额前所未闻：高达200万美元！荣家立即表示，愿意拿钱赎人，但金额实在太大，一下没法凑齐这么多现金，希望商量。绑匪再来电话，指定了谈判地点，荣家赶到接头地点，却不见人影。一连两次，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