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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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满苏区无论搞了多少左的东西，都给游击队提供了根据地。1军、3军、5军、6军、7军，也是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依托根据地发展壮大的。4军则是个另类。从补充团起就到处游击，仗没少打，战果也挺大，却像浮萍样没个根。更不用说直到这年夏天，在绥宁党的一些人眼里，搞“上层勾结”的李延禄的这支队伍，最多也不过是个“好胡子”了。

李延禄提议北上东进密山。那里偏远，敌人统治薄弱，有不少李杜的自卫军残部活动，而且杨太和的1团已在那里打下基础，能在那里建立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就有根有家了。

官兵大都是汪清、敦化、宁安一带的农民，恋家恋乡，在周边地区打游击行，穿越几县到密山去，就不干了。有个叫王凤山的，杀死连长，绑架营长，煽动80多人离队。李延禄连夜赶去，说明只要继续反日，可以留在宁安，这才释放了营长。

出师不利，到密山后也不顺。

密山县地广人稀，东南部与苏联接壤，日伪当局认为居民多有“亲苏倾向”。游击军6月到达这里时，境内有各种反日武装80余支，16000余人。游击军到达郝家屯当天，就有几支队伍的首领前来拜会。其中主动要求改编的“小白龙队”的苏衍仁，和他筹集粮款给养的办法，尤其引起李延禄的兴趣。自脱离救国军后，李延禄就为人吃马喂、弹药补给着急上火。他认为从敌人手中夺取是自然的，“小白龙队”的做法也是可取的。

但在收编问题上，几位主要领导意见分歧。临来密山前，吉东局将孟经清、张建东调离，由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张文偕、张奎代理政委、参谋长，他们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应该听取密山县委的意见。

据李延禄回忆，4月3日，他就在吉东局听童长荣传达“1·26”指示信。而密山县委是一年后才接到这封信的，这时也正为与山林队的关系挠头、闹心。受土龙山暴动影响，密山县农民，包括一些有钱大户，也在酝酿民变。一些山林队要和密山游击队合作，县委意欲支持，“但是在这个工作中恐怕犯勾结上层的错误”。李延禄曾向县委解说指示信精神，县委认为不是组织正式传达的，不算数。

张奎去请示县委，不光带回个“不”字，还说驻平阳镇伪军郭宝山旅有党的内线，县委要他们派人去联络。平阳是密山县第一大镇，比县城还发达、繁华。即决定联合几支山林队，里应外合，将其拿下。

副参谋长刘汉兴起草《告伪军士兵书》，其中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子”，有人认为没有阶级性，又发生争执。

准备打了，各路人马还未到齐，平阳镇敌人先出动了。内线情报刚到，枪声响了。仓促应战，军部保安连连长以下24人阵亡，伤百余人。战后追究责任，各持己见。后来为7军军长的陈荣久，这时是军部副官，把刘汉兴的手枪缴了，说是奉政委的命令。刘汉兴一气之下，带传令兵回了宁安。

之前，驻半截河日伪军曾来“讨伐”，王毓峰率2团接应军部，误入敌阵，牺牲15人。连吃败仗，一些官兵认为都是人生地不熟造成的，打日本子还非得在密山不可呀？！就又掀起一波回乡潮。

东大荒夏短，转眼就是秋风飒飒。还穿着单衣的官兵，寒号鸟般瑟瑟发抖，不断有人离队。谁都明白，这个样子是挺熬不过这个冬天的。不久，王毓峰的2团和冯守臣的骑兵营也回宁安了。呼啦啦一下子走了400多人，李延禄率领的这支又改称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的队伍，基本队伍只剩下军部和1团不足百人了。

吉东局和满洲省委都认为这支队伍“塌台了”，“塌台的根本原因便是勾结上层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所断送的”。

张文偕去吉东局汇报工作，就被吉东局派去饶河游击队了。刚调来的政治部主任李发，也被调回吉东局。当初派张文偕和张奎时，无疑是寄予厚望的。而密山县委对于由著名的“上层勾结”人物率领的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缺乏热情，这回就更无所谓了。

半年间改换三次名称的这支队伍，简直成了弃儿。

宁安可以收编“平南洋队”，这密山怎么就不行？李延禄不清楚于洪仁、李范五也在顶着强大的压力。他有太多的困惑，搞不懂打日本为什么会这么难，不是难在战场上的厮杀，而是场外因素、内部因素。

他咬牙挺着。他知道他现在只能自己救自己，只能把困惑、忧虑，乃至悲怆，都发泄到敌人头上，而且终于被他抓住机会。

9月下旬，得到情报，驻密山县城伪军陶团开赴饶河，城内兵力空虚。李延禄即派出一支队伍向半截河镇佯动，沿途大造声势，暗中调动主力和几支山林队，夜行军奔袭县城。10月6日半夜时分，枪声、口号声骤起，“是朋友交枪留命，是冤家比画比画”。驻守西门的保安队队长张保董，扯着嗓子喊愿开城门。前线总指挥杨太和，立即下令停止“比画”，放其出城。接着，其他方向攻城部队，也陆续突入城内。

打开密山县城，缴获甚丰，低落的士气为之一振，眼前的难题也得以解决，却丝毫改变不了弃儿的命运。

吴平来了

吴平是1934年9月到吉东的。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吴平同志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穿着件长袍，布底鞋，完全是一个小学教员的打扮。举止潇洒，神态文静，眉目却显得英俊，有种感人的豪气。”

这位来自莫斯科的“满洲省委巡视员”，进入东北后的第一个动作，是端午节前在密山县哈达河沟里，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重要内容之一，是传达、学习“1·26”指示信，当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实事求是，针对性极强的有所批判。

吴平说：指示信之前，东北党执行的是“北方会议”路线，满洲省委5月会议决议已经作了检查。这是我们党犯的错误，同志们不必背包袱。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检讨自己，过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过去认为义勇军上层领导都是反动的，和他们搞统一战线就是“上层勾结”，这是错误的。开展上层统一战线，正是为了便利下层统一战线，并不矛盾。我们必须明了东北的特殊性，明了反日不止是哪个党派、哪个队伍的事情，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情，要造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12月8日，《吴平致陈亚的信》中说：

目前反日游击战争哪怕是不在我们领导之下，甚至哪怕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只要在目前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和他做武装流血斗争，在客观上都是使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减弱，因此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这一点你们是未了解的。

被扩大进会议的李延禄，振奋中，感觉这回是解放了。

1934年3月20日，密山游击队正式成立，曾与附近几支山林队联合行动，县委拿游击队的标准要求他们。在一次联席会议上，分管军事的副书记朴凤南，严厉批评“亮山队”、“丘甲长队”侵犯群众利益，公开鼓动士兵造反、夺权，山林队的首领火了。8月，在联合攻打汉奸地主大院后，“亮山队”将游击队一个分队缴械，抢去步枪9支、匣子枪4支和一部望远镜。县委派人交涉，“亮山”带队跑了。县委要李延禄率队到哈达河，出面通令“亮山”送还枪支，否则就出兵围剿。李延禄到了，吴平也来了。

这事得听听吴平的意见呀。他的办法挺简单，建议给“亮山”写封信，枪在你那儿也是打日本子，就送给你了，今后咱们继续合作抗战。“亮山”见信后，连忙赶来道歉，其他山林队也都服了，与游击队的关系立即改观。

李延禄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他的眉目之间，发出一种聪慧过人的光辉”。

密山县委“左”得厉害，主要领导人不团结，凭主观意志办事，不把保密工作当回事。当地群众大都知道县委机关驻地和领导人姓名，一人叛变，全都完了。10月上旬，吴平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改组县委，将当地人都认识的干部，全部调到部队。早已寻到踪迹的敌人，半个多月后，就在哈达河一带进行了一次大搜捕。大家倒吸一口凉气：真悬哪！

李延禄是没想到来个吴平，手脚立刻就舒展开了。宁安那儿也被折腾得好难好苦的李范五，则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于洪仁的鲜血迟滞了反“右倾”的进程，也不过是拖过初一，拖不过十五罢了，而且明确要求，必须在高粱割倒之前完成任务。就是说，在此期间，既要把所有“勾结”入党的地主富农和“反动军官”开除出党，肃清县委的“右倾”毒素，同时还要做好秋冬季的反“讨伐”准备。只剩下半个多月时间了，硬着头皮正折腾得焦头烂额，团省委特派员张林从密山来了，把密山的情形一五一十一讲，李范五心中大喜，这回可有救星了。

吴平是12月上旬从穆棱来到宁安的。李范五病了，起不来炕了，在泡子沿邓家油坊邓甲长家。这天进来个人，戴眼镜，八字胡，穿件深灰色长袍，提个黄褐色的药包。迈进门槛，就冲坐在南炕上的邓大娘请个安，一口南方话，介绍自己是个“种花先生”（“花”即牛痘），兼看风水、采坟茔地。他说大娘气色挺好，身板也硬实，接着便唠起家有几口人，孩子都种过“花”没有。这时李范五一阵咳嗽，“种花先生”即转过身道：你是这家的老弟吧？你的气色不好，我给你摸摸脉，说对了用我的药，说错了算我歇歇脚，傍晌还得赶到东京城去。

李范五心头一阵猛跳，这是接头暗语。随即道：庄稼人头痛脑热不算个啥，干点儿活，出身透汗，啥病都好了。

吴平一把抓住李范五的手：你就是李大个子。

李范五在回忆录中说：“自从我担任穆棱、宁安县委书记以来，第一次听到上级领导如此明确地阐述有关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透彻精辟地分析东北抗日斗争形势。听了他的一席话，心里顿时感到十分亮堂。”

12月10日，吴平在宁安县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及目前工作任务》的报告。

吴平到吉东的使命，主要是纠正各地党组织“左”的错误，贯彻执行反日统一战线，建立吉东特委，收拾吉东局被破坏后的残局。

从密山、穆棱到宁安，这个文质彬彬的“南蛮子”，大刀阔斧，快刀斩乱麻。

前面　第18章　中写到的“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的提议”，要5军跳出宁安老区，到新区去发展，开辟根据地，也是吴平的意见。

对于纠正吉东党的“左倾”关门主义，吴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吉东的作为和贡献，是全方位的。

吴平到吉东，魏拯民去东满，固然有共产国际的背景、指示，他们个人的魅力却是绝不可低估的。

吴平，原名吴兆镒，1907年生于湖北省大悟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就读于武昌高师附小、武汉中学。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3年调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受中共代表团委托负责满洲省委工作，曾任吉东特委书记。1938年2月回到延安，改名杨松，作为中宣部第一副部长，还在中央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中国历史和联共党史。1941年3月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1942年11月13日因肺病去世，年仅三十五岁。

毛泽东说：“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该记住他，学习他。”

好马救主

离休前为宣化炮兵学院技术教研室主任的曹曙焰老人，1919年生于奉天省凤城县曹家堡子，不到1。60米的个头，挺敦实，快人快语。笔者采访20多次，进屋坐下，老人第一句话就是：“昨天讲到哪儿了？”

老人说，我有个舅姥爷在穆棱县莲花泡子，我十岁那年，一家人奔去的。在那儿租地种，不合算，又去了密山县柳毛河子五道沟。那地方走出几十里难见户人家，地肥，用句常说的话，抓把土都冒油。庄稼人希图个啥呀？搭个窝棚，就起早爬半夜地开荒种地，两年间刨了十来垧地。第三年，来个姓张的地主，说明年你们得交租子了。一听这话，心凉去半截。原以为这是没主的地，刨了就是自己的，谁知道叫人跑马占圈了呀？其实是不是他的，只有天知道。要在今天，你说是你的，拿出地契呀？那时哪敢问呀，人家带着炮手。那地界杀人没人管，也没人知道。

老人说，没等交租子就事变了，遍地起胡子。老百姓不懂“义勇军”，就叫胡子。大帮胡子没什么，“缕缕嘡嘡”（形容人多，络绎不绝）就过去了，最可恶的是棒子手。你一家人南北大炕上睡着，他进屋了，拿着棒子斧子什么的，一下一个，想拿什么拿什么。有点儿风声，人们就都上山了。我有个三大爷，说大冬天上山也冻死了，没走，让棒子手打死了。

到了1935年，常来常往的就是抗联了。有个关团长，特别喜欢曹曙焰，见面就说“小嘎豆子”（小不点、小孩），跟俺走吧，还给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亡国奴”一听就明白，“殖民地”怎么讲也不大懂。懂不懂，这日子也熬不下去了。当抗联，打日本，就算死了，也是个正儿八经的中国人，值。

曹曙焰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这年秋天打林口。黑灯瞎火，也不知道去哪里，就是跟着走、跑。冲进镇子，听到马叫，一家院子里拴匹日本大洋马。跑到近前绊了一跤，是个死鬼子，手里还有支王八盒子。

战后归来，谁也没有曹曙焰神气：骑着大洋马，腰间别着王八盒子——忘了摘枪套，不然斜挎着就更神气了。

班长告诉他，缴获东西要归公，然后由上级统一分配。

曹曙焰说：不行，这是俺得的，俺用它打日本子，又没骑回家去种地、“打围”（打猎）。

排长对他说，这是抗联的规矩、纪律。他理直气壮还是那套嗑，心里话：眼馋了？想糊弄俺，诓去自己用啊？想得美。

看到别人把缴获的马匹枪弹都交到连部了，曹曙焰傻眼了。

老人笑着说：抗联没“立功”一说。不然，我第一仗少说也能立个三等功。

1936年3月下旬，李延禄奉调去莫斯科汇报工作，准备再派回国到关内做统战工作，由李延平代理4军军长。4月1日，李延平率军部卫队连护送李延禄到密山县委，亲哥俩依依话别。之后，李延平率队去方正、通河，找2团和留守部队，途经勃利时发生战斗，损失惨重，同行的1团政委李守中和原3团政委邓化南都牺牲了。

准确时间不详，具体地点有人说是大四站地区，有人说是青山里西北楞。可能为新中国成立后此战仅存的亲历者曹曙焰，认为应该是后者。

从军长到士兵，一行38人都是骑兵。之前在小五站休息一天，连夜赶路，黎明时分到达那里。那是一片草甸子，前面一条进山的爬犁道。4月初的勃利，山野仍是一片洁白，山沟里积雪没膝。前面尖兵发现爬犁道旁山坡上，有堆像木柈子垛似的黄糊糊的东西，赶紧报告，军部陈副官就见那“木柈子垛”动了。是鬼子，约一个小队的样子。

李延平问：能不能打？

陈副官说：要是就这些日本子，能打。

曹曙焰老人说，这一仗是不该打的，理由很多，关键是敌情不明。一个小队日军轻易不会进山，附近肯定还有，最差也是伪军，实际上全是小鬼子。骑兵目标大，踏雪“咔咔”响，耳朵不管用。敌人可是能看还能听，它在山坡上，树很少，又是清汤林子。敌人首先发现我们，而且看准了我们就是那些人。看到“木柈子垛”动了时，距敌还有二里多远，掉转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