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3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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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在为有这么多的同道惊愕之时，心底也油然泛起一股自豪的情绪。
聚在这阁子里的都是大宋的精英，不论品阶高中低，都把踞着重要职位，而他们因为同样的信念聚集在这里，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奋志不息。毫无疑问，这个阁子里汇聚着朝廷头等势力，一个强大的、足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势力！
当阁门打开，名可秀和卫希颜一前一后进来时，正在寒暄的阁臣们同时静语，起身拱手揖礼，神色肃穆，心里都有些激动。
他们都知道，今日一定有大事，否则名主不会这么兴师动众地将他们召集在一起。
名可秀和卫希颜在会议长桌的一北一南相对落座。
众人随后落座。
名可秀穿了一袭白色的深衣，眼睛湛然有神，环视长桌左右两侧各十二位阁臣，缓声道：“身居要职的差不多都来齐了，还有一些位居远地，或身居军职者，不便赴京，阁议后将有专人传达纪要。各位职下都有一些属员，回去后当传达此次阁议旨要，但对今日赴会者身份须严守秘密，不得向外泄露。”
“诺。”众人齐声应道。
名可秀清音徐缓，却不失力度，“今年，是振道社立社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年前，先父先母痛心于时局腐朽，上有荒唐昏君，下有祸国权奸佞幸，朝廷处事外懦内严，让多少有志之士徒有热血而志不能伸，遂立振道堂，先后聚各方同人，以保国安民为志，结盟立誓，振道奋起。”
众人不由抬头望向名可秀身后横梁上高悬的黑字匾额，目光流露出怀念神色。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出身背景，也各有各的辛酸或落魄遭遇或颓唐，却都因缘聚会，汇集在名重生、花惜若夫妇建立的“振道社”下，便是为了心中的志向和不甘而重新奋起。于是，有的应科举，有的入太学，有的做流官，有的做幕职，有的开书院教学堂，有的著书立说，等等。直至建炎朝立，他们又响应名可秀之召，未入官的都通过各种路子入官入朝，时至今日，又重新回到“弘道致公”这块匾额下，想起旧时遭遇，想起当年誓约，心中都不由唏嘘潮起。
“十四年前，在兵凶国难之际，振道社的‘保国安民’社旨有了一个明确变化，准确地说，是更加具体，即那七句二十一字：‘逐昏君，去奸佞，清贪腐，振武事，御外辱，强国家，安黎庶’——经吾辈同人十三年奋志青云，发扬蹈厉，如今可以说，这一目标已实现九成。”
众人都扬起欣慰的笑意。
那七句二十一字是名可秀当初总结提出来的，振道社上下都很信服。
比起创社的名重生、花惜若夫妇，名可秀处事更奋进，而论智慧、能力、坚毅性格，以及行事手段，均让老辈子们逐渐服膺。更重要的是，她比她那对卓绝的父母更多了一份时运——这很重要，须知多少英才大略者却是折戟于时运不济。这种时运的认定，是起于名可秀在幽州被雷氏父子设陷伏击却大难不死后，振道社很多人开始相信这位将承继振道社的女少主是有上天眷顾的值此国家危难之际，他们需要一种时运的信心来振奋自己。而这种关于时运的信任为名可秀在靖康年间整合振道社，将它形成更为严密的团社打下了基础。
振道社里的多数成员都是读书人出身，还有进士、官员，不可能像名花流帮众一样号令，名可秀最终能在社里形成令行禁止、上下齐一的局面，除了她自身才智能力的因素外，靖康年的危亡时局，以及她的时运，都为她加了分。最终使她成为一面屹立的大纛，将所有掌控和牵涉到的势力都聚拢在她的旗下。而名可秀在这个时候将振道社的社旨细化为七句二十一字，便将“保国安民”这个相对空泛的大志落到了实处，等于明确了众人奋斗的方向，遂在提出之后，便为众人接受，成为建炎朝枫阁阁属们的奋进目标。
如今，他们可以自豪地说：“振道有功！”
“但是，”名可秀声音一顿，变得清峭，“大道千里，吾辈不过才积跬步，昔日成绩虽可欣慰傲然，却不可自满，止步。振道之途，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众人面色又都肃然起来，他们知道，名可秀下面的话，就是今日聚议的主题了。
“今日之会，聚议二事。”
名可秀点明话题，道：“其一，再议振道社的社旨。”她没有给大家多想的时间，接着道，“吾以为，当再加三句九字——”她的声音抑扬顿挫，“立宪章、昌文明、永华夏。”
众人细细咀嚼着这九个字。
在座的都是有学之士，即使出身名花流的谢有摧，论学问博识也比卫希颜强得多，对“宪章”二字的出处自然都是清楚的：《后汉书》说袁绍“触情放慝，不顾宪章”，《颜氏家训》曰“朝廷宪章，军旅誓誥，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贞观政要》论赦令曰“智者不肯为恶，愚人好犯宪章”，均指典章制度；又引申延意为法度，兼有至高效法之意，如《礼记·中庸》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可见，“宪章”是有至高规则之意，不是哪一朝哪一代遵守的典章制度，而是不管王朝变更，都必须遵守的法则，可谓之为“世道之则”。
众人都不由呼吸一窒，紧跟着心脏急促跳动起来。
儒家言“大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能立下宪章历朝历代都遵循的宪章，那可是堪比圣人立德的荣耀，比起建立一朝的功绩、著书立说都要光芒得多啊！
众人更加全神贯注地听下去。
“何谓昌文明，永华夏？”
作者有话要说：赶着在11。30出发前写完了此章，这是存稿箱君发文~~~
、抑制皇权
名可秀环视座中，目光清湛明亮；“文明者；文教礼乐治民，道德伦理秩序；它是华夷之分；故华夏为华夏；吾辈炎黄傲然诸夷之根本！”
她声音朗朗响于阁内；“纵观有家姓王朝起，夏历四百七十一年；商历五百五十五年，西、东二周统历七百九十八年；至秦又统天下十五年；西、东两汉共历四百零九年，曹魏结束三国纷争，统历四十五年，西、东二晋统共只历一百五十五年，隋大统三十七年，唐历二百九十年——这些都是统一中原的王朝，然最长之二周，其东周五百二十年均为春秋战国之割据乱世，自商后未有大治王朝历五百年者，更遑论千年、万年！”
阁中众人均微微点头。事实上无论皇帝还是臣子，心里都清楚，没有王朝是“万岁”的，不过是句吉祥话而已。
“但王朝更迭不断，华夏却仍为华夏，无论哪朝江山，国仍是中国，华夏仍为华夏，盖因文明如大江大河，或许有支流干涸，而主流不绝，终复滔滔。”
无论夏商周，还是秦汉魏，晋隋唐，乃至如今的南宋、北周，都是华夏王朝，这一点不变，盖因文明一脉相传。
名可秀声音一肃，“但是，华夏文明也曾经经历了几乎灭绝的危险。”
那是五胡乱华时期，胡人在北方大肆屠杀汉人，十室只余一二。而晋室南渡后顾不上河南以北，唯冉闵率汉人奋起，为乞活而战，颁布杀胡令，歼灭三十多万羯族、匈奴胡兵，最终将氐、羌、匈奴、鲜卑数百万胡人逐出中土——各自返还陇西、河套一副草原的原居地，甚至迁回万里之外的西域，在返迁路上各胡族互相进攻掠杀，抢夺粮食，甚至人肉相食，成功回去者十人中仅二三——冉闵以他的乞活军和冉魏王朝遏止了胡族在中原北方的繁衍，并拖住了诸胡南下的步伐，否则南渡未稳的东晋王朝很可能已经灭亡在诸胡的铁蹄之下，而汉族和华夏也很可能不复存在。
因冉闵的功绩，在建炎、建武初年，南北宋廷先后为冉闵上“大帝”庙号，敬谥“高武”——纵观历代王朝，被后世王朝尊奉为“高武大帝”者，唯冉闵一人也，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亦不得之。
“吾辈可以庆幸五胡乱华时期有一位高武大帝奋起，故炎黄、华夏得以存续。然，诸胡外患可灭绝乎？吾等是否可断言，五六百年后不会再有‘五胡乱华’，辽、金之侵，危我华夏？”
卫希颜心道，不用五六百年，就她所知的历史，一百年多后蒙古人不就入主了中原吗？按秦瑟琳的说法，虽然元朝最终被明朝灭亡，但华夏文明已经消失扭曲了不少，包括儒学的精髓和宋儒的创新精神；之后再历一次满人入主中原，华夏文明再经历一次消失扭曲，民族中的士性变成了麻木乃至奴性，华夏文明的创新精神变成固步自封，于是，一个曾经无比骄傲自豪的民族变得鄙薄自己、崇拜起曾经称为“蕃”“夷”的外洋了——历史真是令人可叹。
“吾辈引以为傲的华夏中国，何以几次危亡于胡族之下？”
名可秀道：“史家论五胡乱华之因，多言魏武、晋武二帝时期内迁胡族为罹难之因。此为只观其表，而未剖其里。国家致祸，如人之患疾，外因为端，内因为本。西晋倾于胡族其内因有三——罢州郡武备致地方无兵为一，分封八王允封国有兵为二，君臣尚清谈而不务庶政为三；大宋罹难靖康之祸其内因也有三——兵事废弛为其一，内政昏乱为其二，联辽攻金为其三。但综论两朝胡祸肇生之内因，归根于君不明、臣不贤。昔三皇五帝时，治域不过几百里，民不过万，政简事易；商汤、周文武时，民口不过十万、百万；而今之天下，幅员万里，黎庶以千万计，岂可以几人裁决天下？——国家就坏在君主j□j和二三大臣秉政上。”
众人听到她说“国家就坏在君主独。裁”时，没有面露异色的。
在座这些人，都是有弘道之志的士大夫精英，对于皇帝的看法，当然不会如普通百姓一般，提起天子、官家，就发自内心的肃然敬畏。
他们清楚，皇帝不是“天命择定”，只是因为王朝血统而居于至尊之位的人而已。但凡是人，就分贤愚，皇帝亦然。
而且，皇帝的见识往往不如大臣。做官的，天南地北都能去，但皇帝不可能。大宋的皇帝除非封禅、亲征，否则京城南郊的圜丘祭坛，就是皇帝能离开京城的最远距离。而封禅、亲征的可能性为零。即使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但皇帝能去的不过京城这片地，而且绝大多数时日只能蜷居深宫之中。从没有登临过巍巍高山，从没有眼见过稻黄桑绿，更不可能看得到天下黎民的生活，目睹苍生的艰辛。
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掌控了整个国家的前途，掌握了几千万人的命运。
所以，历朝贤明之君很少，昏庸之君多。除了道德不修外，很大原因就是当皇帝的见识不足，故易为奸臣所欺瞒，做不了明君。
而将国家治政寄望于皇帝的英明，就如撞大运般不可靠。运气不好，搁上个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或见事不明的皇帝，那就有乱政之患。对此，大宋的士大夫们认识尤为深刻。
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之志，还是为了维护士大夫的权利，他们会竭力向皇帝灌输“人主不可废天下之公议”、“人主不可以自用”、“崇儒纳谏，人主之大利”等意识，归总起来就是一句话：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可独。裁和妄自尊大。如，宰相赵普对太祖言：“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直接告诉皇帝不得以皇权乱法。又如，仁宗曾以手诏裁决近臣之罪，而不交付大理寺审判，谏官王贽直言指责：“一切出于圣断，有伤政体！”再如，枢密使富弼批评神宗：“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此致乱之道，何太平之敢望！”明白指出，即使皇帝陛下英明，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也是不对的，况且并不能事事正确，必将遗祸致乱。又如，赵佶诏令不经中书，便有御史上书责言：“事不出中书，是谓乱政！”……
大宋的士大夫敢以言论行动抑制皇权，与大宋两条祖制——“与士大夫治天下”、“不杀士大夫及言事者”密切相关，在空前提高文官的地位和权力，并保障生命安全的同时，让大宋的士大夫们自觉肩负着与皇权治天下的责任。这个“治天下”的具体表现，不是士大夫官员承担着朝廷中央各部衙和地方路州县的职权，而是朝廷政令的制定不能由皇帝一人独断，即：“凡废置予夺，人君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事中、舍人可以封驳，台、谏可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可易也。”
所以，名可秀批评君主独。裁是国家祸乱之源，座中没有认为她说得不对的——抑制皇权是真正为“士”者的共识。
“但是，何以抑制皇帝的权力？”名可秀接着问道。
“与君权相对者，为臣权。然而扩大臣权以制君权，也可能为祸江山——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朝更迭，朱温篡唐之后梁唐晋汉周五代更替，无不是臣权为大，以致篡朝改姓迭起，华夏战乱不休，民生凋敝，更使胡族坐大为患。”
众人不由心忖，他们现在走的路就是扩大臣权以制君权。甚至可以说，以他们掌控的军政权力，加上名可秀掌握的江湖武林势力和商盟财富，想要颠覆赵宋江山并不是很难的事——而这，恰印证了臣权过大为祸之论。
座中一些干臣，如丁起、宋藻、谢有摧、沈元、陆宸等人，都曾动过江山易姓的念头，但他们的委婉进言都被名可秀明确表态，她不会做皇帝，否则就是亲自践踏了“以天下为公”的弘道信仰。
座中其他成员不知这个情由，闻听她这番话都震了一下，有人失望，却也有半数人暗中松了口气——虽然名可秀比赵氏皇室任何人都更有德行和能力成为英明的帝王，但谋朝篡位终究是“篡”，不合他们遵守的道德理念，若非万不得已，他们并不愿意跨越这个道德藩篱。
名可秀说出这段话，便等于否决了“篡位改姓”的可能，让所有因期待而浮动或因疑虑而起伏的心思都定了下来。卫希颜能敏锐地感觉到，阁内的气场更凝聚了。
“若撇开臣权不论，制约君权可有其他之道？”名可秀接下来又问。
她跟着自答说：“苏文定公（苏辙）言，治世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但天之权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助天为治。然人君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犹惧其不能明，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又有史官之权，与天、君之权均。此即以天命和史官之权制约君权。
“一论天命。吕申公（吕公著）为相时，上书真宗道：‘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懿，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士大夫常道‘天于人君有告诫之道焉，示之以像’，谓之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异像，皆为上天对皇帝不端之行的警示，便是借助天命压皇权。神宗时，旧党以天灾攻击新党变法，王荆公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退居洛阳的富郑公（富弼）立即上书千言，以天命论驳斥王荆公之言。然则富郑公真信天命焉？非也！其叹言：‘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盖因宣扬天命论，让皇帝畏天，才能制约君权。
“二论史官之权。人君一言一动，史官必书，若身有失德，载之史册，将为万代讥笑，此为人君之惧。哲宗时，征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农商皆敝，苏文忠公（苏轼）上书谏言：‘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也。’哲宗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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