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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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经过考虑，我只有译注为“嘱寄”两字，既反映了昔日的实况，也顾及了傅雷当时的心情。另外譬如“outshine”一字，是个动同，原本并不难译，即“夺人光彩”之意。但是在《家书》第416页（旧版第376页）上，提到室乐的演奏，说合奏者“谁也不受谁的outshine”，此处受了原句的牵制，不能索兴改为“谁也不夺谁的光彩”，只好将就译为“谁也不受谁的掩盖而黯然无光”。除此之外，为《家书》译注，由于三联书店排版时，要把译成部分直接嵌印在原文之间，为了语气的衔接，不得不作出许多必要的调整，某些地方要补充，某些地方要重复，总之，凡是翻译时该用的种种技巧，几乎全都用上了。以上只是我在译注过程中的一些体会。
翻译不同于创作，本来就是一项极受原著规限的工作。不过，在一般情况之下，译者至少仍然有更改句型，调动词序的自由。我为《傅雷家书》译注，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却似乎连这种起码的目由也给剥夺了。翻译的困难也因此更显得变本加厉。幸而困难越大，逐一克服时的乐趣也就越多，翻译之所以既令人心力交瘁，又使人乐此不疲，大概原因就在于此吧！
编后记
爸爸一生工作严谨，就是来往书信也整理得有条不紊。每次给哥哥的信都编号，记下发信日期，同时由妈妈抄录留底；哥哥的来信，也都编号，按内容分门别类，由妈妈整理成册。可惜在十年浩劫期间，爸爸的手稿几乎全部失去，书信更是如此。今天，如果能把父亲和哥哥两人的通信一起编录，对照阅读，必定更有教益。
爸爸妈妈给我们写信，略有分工，妈妈侧重于生活琐事，爸爸侧重于启发教育。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爸爸给哥哥的中文信件共一百九十封，妈妈的信也有百余封。哥哥在外二十余年，几经搬迁，信件有所失散。这本家书集选自哥哥保存的一百二十五封中文信和我仅有的两封信。家书集虽然只收录了一封妈妈的信，但她永远值得怀念；妈妈是个默默无闻，却给爸爸做了大量工作的好助手。爸爸一生的业绩是同妈妈的辛劳分不开的。
今年九月三日是爸爸妈妈饮恨去世十五周年，为了纪念一生刚直不阿的爸爸和一生善良贤淑的妈妈，编录了这本家书集，寄托我们的哀思，并献给一切“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们。
傅敏
第三版后记
《傅雷家书》自一九八一年初版和一九八四年增补版发行以来，深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欢迎。并于一九八六年五月，荣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九八五年六月和一九八六年一月，先后于香港、北京和上海举办了“傅雷家书墨迹展”。在北京和上海的活动中，还展出了于一九八五年春新发现的家书墨迹和父母遗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鉴于各界读者的热烈要求，现在增补本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摘编，改正个别误植之处，并对家书中使用的外文增加了译注。
经过有关资料的核对，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爸爸的信件，至少应有中文信二百十三封，英法文信件九十五封。现存有中文信一百八十一封，英法文信件七十九封；此外，母亲的信有六十五封。新版摘编了父亲的中文信一百四十四封，英法文信二十二封；母亲的信十六封，包括一封英文信。加上幸存的父亲给我的三封信，全部摘编了中外文信件一百八十五封。
英法文信件以及中文信中夹用的外文，均由香港翻译协会副会长、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法国文学博士金圣华女士翻译，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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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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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世
傅雷的祖父傅炳清，拥有四五百亩土地、30多间房子，在当地算得上是一家大户了。这个家族，曾经兴旺阔气过，门前的张家湾边，设置着护院的岗亭，常有家了看守；宅后的河汉上，停靠着专用的舟揖；宅内使唤过多个仆佣。但从傅雷祖父辈开始，就有些衰落气象了。祖父生有二子，长子傅胜，结婚不久就离开了人间。次子博鹏，即傅雷之父。
傅鹏虽继承了家族的全部财产，自己也有职业，但他并不是一个理家生财之人，只能守成而不能发展。一场突来的灾祸，终使家产损失过半。在傅雷还不到4周岁的时候，在周浦镇扬洁女子中学任教的父亲，被人诬告入狱，在牢中受了三个多月的折磨。等到用巨款把他保释出来，已到了窃病后期，不久就去世了。他仅仅活了24岁。
傅雷的母亲李欲振，身材短小却端庄秀丽，又贤淑能干，极有主见，人们尊称她为鹏少奶奶。族中或邻里发生了纠葛磨擦，往往请她出来评理调解，只要有她说上几句劝说的话，双方就能心平气和下来。丈夫的先灾后病，花去了大量钱财，家道迅即衰退下来，一年中又连失4口，这种精神上的压力，对一个女子来说，是何等地巨大呵！但傅雷的母亲，并没有被接连而来的灾祸压倒冲垮，她顽强地要闯过这个难关。
傅雷妻子朱梅馥生于1931年2月30日。诞生之日，正是阴历正月十五，腊梅花盛开的季节，大人们以花祝愿，给她取名“梅福”。结婚时，傅雷嫌她名字中的“福”字俗他，将其改为“馥”字。朱梅馥父亲朱鸿，是位前清秀才，以教书为业；母亲杨秀金，操持家务，生有三子二女，朱梅馥最幼。傅、朱二人青梅竹马，及至年长，又相倾相爱。1927年，由朱梅馥叔父作媒，与傅雷定下了婚事。
傅雷，字怒安，号怒庵。1907年4月7日（阴历三月初七）生于上海市南汇县周浦镇渔潭乡酉傅家宅（现南汇县下沙乡王楼村五组）。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正直的作家和严谨的艺术家、教育家，从三十年代起，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毕生翻译作品三十余部。傅雷的声誉则流传于中国人的社会，他对中国近数十年来的文化贡献颇巨，尤其作为一个文化人，在修身处世的坚毅和工作态度的认真上，足为后辈取法者良多。
傅雷长子傅聪，今日己是国际闻名的青年钢琴家，其演技日在衍进中，前程似锦。
傅雷一家各时期照片
傅雷父亲傅鹏
傅雷母亲李欲振
1928年6月傅雷在法国西部波其安的住房前
1928年6月傅雷在法国西部波其安
1929年夏傅雷游历瑞士，住在法瑞交界的避暑圣地达蔼维扬。照片上的房屋叫“蜂屋”，屋临瑞士莱芒湖，背负阿尔卑斯山。“蜂屋”右面楼上有阳台的即傅雷的卧房。傅雷发表的第一篇译作《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即在此完成。
傅雷在法国（1930年）
傅雷在法国（1930年）
1930年春傅雷与刘海粟夫妇在巴黎阿尔培裴那画室
傅雷夫人朱梅馥（1931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1931年）
图为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在上海举行婚礼
傅雷夫妇在杭州，朱梅馥已怀有聪儿。（1933年）
傅雷夫妇（1934年春）
1934年2月傅雷在上海吕班路201弄53号宅邸卧房五斗柜前
傅聪（1934年9月，半岁）
傅聪（1935年11月，一岁八个月）
傅聪（1937年）
幼年傅敏（1938年）
1936年12月傅雷在洛阳
1936年12月傅雷在洛阳
图为母亲与聪儿（半岁）
傅雷夫人朱梅馥（1937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傅敏（1939年）
1940年傅雷与成氏三姐弟合影（后排：左一：成家和，右一：成家榴，前排：左一：成家复）
傅雷夫人朱梅馥（1940年）
傅聪在江西庐山（1947年）
1948年5月下旬傅雷夫妇和黄宾虹夫妇在北京
1948年夏，傅雷在江西庐山牯岭河南路50号养病图为养病期间在修改译作《欧也妮·葛朗台》
傅雷（1953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院内（1953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在上海中山公园（1953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敏（1953年）
图为父母与聪儿在书房
傅聪在上海中山公园（1953年）
傅敏在上海父母宅院内（1953年）
1954年8月，傅聪在波兰练琴，为参加1955年第五届国际萧邦钢琴比赛作准备。
图为傅聪获奖后，受到当时的波兰总统贝鲁特接见
1955年傅雷夫妇陪同来访的波兰文化代表团官员埃娃夫人
青年傅聪在波兰（195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上海中山公园（1956年）
傅雷与傅聪在杭州（1956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与傅聪在杭州（1956年）
青年傅聪（1956年）
青年傅聪在上海家里练琴（1956年）
图为1961年的傅雷
图为1961年的朱梅馥
傅雷在江苏路宅邸的书房内（1961年）
傅雷在江苏路284弄5号宅院内（1961年）
傅雷在江苏路宅院内（1961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傅雷书房内（1961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1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院内（1961年）
傅雷与傅敏在寓所小花园内（1961年）
傅敏在北京女一中宿舍内备课（1963年）
傅雷与周煦良（1964年）
傅雷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1964年）
傅雷（1965年）
傅雷在杭州（196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院内（1965年）
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之阳台上（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的阳台上（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院内（1965年）
傅雷夫妇在江苏路宅邸书房内（1965年8月）
1965年傅雷夫人朱梅馥在江苏路宅邸卧房前之阳台上。1966年9月3日凌晨含冤弃世于此。
1979年4月26日追悼会后，傅聪和傅敏送骨灰盒去骨灰堂
图为傅聪与傅敏（1981年）
傅聪与钱钟书和杨降夫妇在钱钟书宅邸（1981年）
1982年傅聪与中央音乐学院青年交响乐队在排练莫扎特钢琴协奏曲
1982年1月傅聪结束在京的演出和讲学后，李德伦和吴祖强在机场送行。（1982年）
傅聪在上海音乐学院讲学
1999年12月18日，三联书店在韬奋中心举办“艺术与爱的教育……《傅雷家书》座谈会”，傅聪和傅敏出席了座谈会。
图为傅敏在讲学（2000年）
图为傅聪在昆明演出（2001年）
傅雷摄影作品
黄山（云海）1956
黄山（散苑精舍前之日出）1956
黄山（始信峰古松）1956
黄山（狮林精舍的云海）1956
纪念傅雷…施蛰存
1966年9月3日。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周年纪念。这二十年过得好快，我还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纪念他们。俗话说；“秀才人情纸半张。”我连这半张纸也没有献在老朋友灵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过，真要纪念傅雷夫妇，半张纸毕竟不够，而洋洋大文却也写不出，于是拖延到今天。
现在，我书架上有15卷的《傅雷译文集》和两个版本的《傅雷家书》，都是傅敏寄赠的，还有几本旧版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给我的，有他的亲笔题字。我的照相册中有一张我的照片，是1979年4月16日在傅雷追悼会上，在赵超构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给我照的，衣襟上还有一朵黄花。这几年来，我就是默对这些东西，悼念傅雷。
1939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鹣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开始。可是我和他见面聊天的机会，只有两次，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傅雷的“怒”。后来知道他的别号就叫“怒庵”，也就不以为奇。从此，和他谈话时，不能不提高警惕。
1943年，我从福建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五个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巴黎新村去看过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岛，专心于翻译罗曼·罗兰。这一次认识了朱梅馥。也看见客堂里有一架钢琴，他的儿子傅聪坐在高凳上练琴。
我和傅雷的友谊，只能说开始于解放以后，那时他已迁居江苏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邻近，转一个弯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译巴尔扎克，我在译伐佐夫、显克微支和尼克索。这样，我们就成为翻译外国文学的同道，因此，在这几年中，我常去他家里聊天，有时也借用他的各种辞典查几个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谈翻译技术，因为我们两人的翻译方法不很相同。一则因为他译的是法文著作，从原文译，我译的都是英文转译本，使用的译法根本不同。二则我主张翻译只要达意，我从英文本译，只能做到达英译本的意。英译本对原文本负责，我对英译本负责。傅雷则主张非但要达意，还要求传神。他屡次举过一个例。他说：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一场有一句“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但纪德的法文译本，这一句却是“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他说“这不是译错。这是达意，这也就是传神。”我说，依照你的观念，中文译本就应该译作“鸦雀无声”。他说“对”。我说：“不行，因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话中不用猫或鸦雀来形容静。”
傅雷有一本《国语大辞典》，书中有许多北方的成语。傅雷译到法文成语或俗话的时候，常常向这本辞典中去找合适的中国成语俗话。有时我去看他，他也会举出一句法文成语，问我有没有相当的中国成语。他这个办法，他也不以为然。我主张照原文原意译，宁可加个注，说明这个成语的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某一句成语。当然，他也不以为然。
1958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1961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衷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的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地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