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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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个人方面的要求，也不是没有，但也无关乎爱情，而是其他功利因素。对于女方来说，嫁人的目的主要是“有口饭吃”，即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所以女方在择偶时，往往会更多地考虑对方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实力，比如现代女性往往要问清对方收入多少、有无住房等，其次才是社会地位如学历、职称、官衔，以及身材相貌等关乎面子的问题。至于男方，讨老婆的目的在古代主要是生儿子，在现代则主要是性满足，所以对女方的身材相貌往往十分挑剔，至少也得“不影响市容”或“对得起观众”。
显然，在这里，男女双方当事人也和父母、社会一样，几乎不约而同地共同排除了爱情这个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无论古代或现代，也无论是“包办婚姻”或“自找对象”（其实往往是通过热心人的介绍而见面，大致满意谈妥条件就结婚），铸就的大多是“无爱的婚姻”。
当然，当代与古代，还是略有不同。
古代的包办婚姻，是“隔着布袋买猫”，当事人不见面，好坏全靠运气；当代的自找对象，是“看过样品定货”，可靠性高多了，但也不等于不会上当。古代的婚姻是通过媒人谈条件，当代的婚姻是自己当面讲价钱，透明度高多了，但相对而言脸皮也厚多了。
事实上，只要不是因为爱而结合，那么，无论古代还是当代，婚姻都不可能不带功利性。所以，我们也不必太鄙薄带功利性的婚姻，因为这毕竟还是一个普遍模式，而且认真说来，只要双方愿意，倒也无可厚非。
其实，不论古今，中国人的结婚，就大多数人而言，都不是或主要不是为了爱情。除了履行社会义务，了却父母心愿，走完人生旅程，杜绝他人闲话，以及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满足性欲等功利目的外，还有一个极其现实的目的，这就是“过日子”。传统观念认为，孤男寡女，日子是不好过的。“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房无梁。”一个男人，如果是“光棍”，就没有温暖和体贴，没有热饭热菜，没有干净衣裳。“光棍苦，光棍苦，衣服破了没人补。”一个女人，如果是“寡女”，就没有靠山，没有顶梁柱，没有主心骨，就会受人欺负。只有男女结合，互助互补，互帮互学，才能过上“好日子”。因此，不少孤男寡女，在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时候，也会胡乱找个人结了婚凑合着过。配偶再不如意，好歹也比“打单身”强。
结婚既然是为了“过日子”，那么，只要日子过得好，甚或只要日子过得下去，这个婚姻就可以成立和维持下去，爱不爱没什么关系。事实上，我国大多数婚姻的持久专一不是靠爱情来维系，而是靠生活需要和伦理观念来维持的，因此不能把“婚姻的专一”说成是“爱情的专一”。混淆和等同二者，恰是我国婚恋研究中的一个误区。
另一个误区则是把“和谐”等同于“爱情”。由于夫妻双方共同的目标是“过好日子”，所以中国大多数家庭中夫妻双方都能“互助合作”。丈夫往往主动承担家庭建设的主要责任，从盖房子到打家具，从挣工资到捞外块，都责无旁贷地视为己任，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妻子则往往主动承担家庭管理的主要责任，从做家务到带孩子，从搞后勤到搞外交，都一律总揽，成为丈夫事业上的“贤内助”。这样的夫妻，就会被社会公认为“模范夫妻”；这样的家庭，就会被社会公认为“幸福家庭”。但是请问，这样的关系，是更像“两口子”呢，还是更像“互助组”、“合作社”呢？如果结婚的目的只是建立一种“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的互助合作关系，那么有生产队就行，要夫妻关系干什么呢？
既然最“模范”的夫妻和最“幸福”的家庭亦不过如此，则其他也就无庸赘言了。
其实，夫妻之间感情淡漠，在中国传统社会，不但相当普遍，而且也相当正常。在许多家庭中，夫妻之间往往没有什么话说，一同出门也各走各的。没有话说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婚前并不认识，婚后又各有职司（男耕女织）；既无共同兴趣，又无共同事业，甚至没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又哪来的共同言语，哪来的话说？礼法规定：“外言不入于阃，内言不出于阃。”阃（kun）就是门限。男人的事业在门外，女人的事业在门内，男人的事不能告诉妻子，女人的事不能告诉丈夫，则夫妻之间能够说的话，大概只有“吃了没”和“睡觉不”这几句了。
语言是情感交流最主要的工具之一。夫妻之间，如果连话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还有什么感情可言？所以，不少中国的旧式夫妻，其关系是连办公室里的同事都不如的。同事们除办公外，多少还有点闲话可说，出门办事也不妨同行同止。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国许多农村，夫妻一同上路，都必须丈夫走在前面，妻子跟在后面，保持一段距离。如果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便会被乡人耻笑，视为“不要脸”。这实在很虚伪，因为在要求他们制造人口时，却并不规定他们必须保持身体距离。也许在传统道德看来，夫妻之间，只有在“配种”时才可以“苟且”，其他时候则仍需“设男女之大防”吧！
由此可见，传统社会至少是不赞成甚至很忌讳夫妻之间有爱情的。比如，据《国语．鲁语》记载，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公父文伯去世时，他的母亲便特别告诫他的妻妾，说是回头祭奠的时候，请你们几个委曲一下，不要容毁骨瘠，不要吞声饮泣，不要捶胸顿足，不要愁苦忧伤，丧服减一等，安安静静守在灵前就好了。我可不愿意人家说我的儿子是个疼爱老婆的人！丈夫去世，妻子悲痛欲绝，本是人之常情，也在禁止之列，还侈谈什么“爱情”？按照公父文伯之母她老人家的逻辑，丈夫死了以后，妻子们最好安之若素，装得没事人似，才是“模范夫妻”，或者他那个死去的儿子，才因为“不爱老婆”而特别地“有面子”了？
夫妻之间有感情会“丢份”，没感情则“有派”，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实在荒唐可笑；然而在传统礼教看来，却理所当然。道理也很简单：夫妻之间感情淡漠，说明他们能做到“谨夫妇，正人伦”，“止乎礼义”，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相反，夫妻之间如果感情浓烈，则是不正常的，因为传统礼数从来没有规定过婚姻中要有爱情，也没有创造过这方面的条件，那么他们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岂但“来路不明”，而且“出格越轨”。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了结缘和继统，或者生儿子和过日子的“公务”，居然有了“私情”。私情既然沾了一个“私”字，那就不仅是“不正常”，而且是“不正当”了。所以，便应受到批判，斥为“淫邪”；或应受到嘲笑，视为“丑事”；甚至应该告到皇帝那里去，让皇上给个不大不小的处分。
西汉宣帝时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张敞就被人告过。张敞的妻子很漂亮，张敞也很爱她，常在家里为她画眉毛。这件事被当做花边新闻传出去后，便有人上奏宣帝。宣帝听了，觉得这个张敞身为首都的市长，居然干这种丢人的事，真是太不像话，便把张敞叫来责问。张敞的回答也很巧妙，说：“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汉宣帝自己是结过婚的人，自然知道夫妻之间比画眉“过分”得多的事还多得很，也就一笑了之。张敞给老婆画眉毛算什么事呢？也要闹到皇帝那里去，还差点掉了乌纱帽，可见传统礼教对夫妻之间的情爱，忌讳到了什么地步。
当然，即便在古代，也有不信邪的人。比如晋人王戎（安丰）之妻就是。王戎夫妻感情很好，妻子便常用“卿”来称呼王戎。“卿”这个称呼，是一种爱称，但只用于君对臣，后来也用于夫对妻。不过君对臣多称“爱卿”，夫对妻多称“卿卿”，而臣对君、妻对夫就不能这样称呼。王戎妻称王戎为“卿”，既违背了“男尊女卑”的原则，又违背了“夫妇有别”的原则，是双重的“不礼”。所以王戎便对他妻子说，你这样叫，“于礼为不敬”，再别这样了。谁知他妻子回答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也就是说，亲热你（卿），喜爱你（卿），才用“卿”来称呼你（卿）。我不用“卿”来称呼你（卿），谁又有资格用“卿”来称呼你（卿）？王戎没有话说，只好随她去。
这两个故事可真够我们一些朋友高兴一阵子的。因为他们正希望找到大量的“事实”，证明中国传统婚姻中，“其实也还是有爱情的”。但我以为，这两个故事帮不了他们多少忙。因为个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正如发现一两只白乌鸦，并不能推翻“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结论一样。更何况，张敞夫妇和王戎夫妇的故事，从来就是被当做笑话讲的。他们决不是传统婚姻中的典型，更不是“模范夫妻”。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夫妻之（四）无性之恋
被传统社会称为“模范夫妻”的是东汉的梁鸿孟光夫妇。
认真说来，梁鸿孟光夫妇原本也不能算是很“模范”的，因为他们的婚配，多少带有一点自主选择的意味。据说孟光身材长相都不怎么样，“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没有什么女性魅力，但眼界却很高，而且沉得住气，一直拖到三十岁还不肯嫁人。父母问她为什么，她说，只希望能嫁一个像梁伯鸾（梁鸿）那样好的。梁鸿听说，便请媒人下聘礼，明媒正娶了孟光。
不过梁鸿孟光婚后，倒是十分地“守礼”。据说，孟光每次给梁鸿送饭，都要“举案齐眉，不敢仰视”。这便正是其之所以为“模范”的原因所在。因为传统社会设计的夫妻关系模式，恰恰正是要“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梁鸿孟光如此“合模入范”，自然是“模范”。然而，恰恰是在这十六个字中，我们看到了传统婚姻模式的实质：只有敬，没有爱；只有礼，没有情。夫妻之间如果像兄弟，夫妻生活如果像做客，那还叫夫妻吗？如果连吃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都要礼教化、程式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抬手一投足，都有如做戏，哪里还有什么爱情可言？我很怀疑，孟光与梁鸿做爱时，是不是也要行礼如仪，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说一声：“夫君，请了”？
这不是说笑话，而是有事实根据。据说，宋代有某教官，五十而续弦（妻死再娶）。举行婚礼那天晚上，学生们去偷看，都以为这种事情，大约用不着课堂上讲的那些什么“礼仪”了吧？谁知道，入洞房时，只见那位教官先生像上朝办公一样，顶带袍褂，冠冕堂皇地走进洞房，将双烛放在床前，扶新娘坐在床上，脱去她的衣裳，点头赞叹一番，然后后退三步，恭恭敬敬地对着新娘长揖三次，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鄙人老了，没法子，只好唐突夫人，对不起了。
如此“止乎礼仪”的夫妻生活，真不知好在哪里？
事实上，中国传统婚姻中的夫妻生活，不但没有“爱”，甚至也是没有“性”的。
所谓“无性”，不是说这些夫妻之间没有性关系或性行为，而是说它们不被重视，不被看作是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只被看作一种手段，即为了“继统”而必须进行“生育”的手段。既然只不过是手段，那么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本身的情况如何是完全不必考虑的。大概在礼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看来，性作为生育的手段，乃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可以“无师自通”，亦不必“挑肥拣瘦”，只要两个当事人“例行公事”即可，当然也就无须事前的性吸引，事中的性快感和事后的性满足。这样的性关系，与其是“有性”，毋宁说是“无性”。
事实上，不少包办婚姻，都相当地类似于“圈养牲口”。男女当事人，素不相识，毫无感情，有的甚至连面都没有见过一回，稀里糊涂地被拉扯到一起，晕头转向地拜了天地，然后就被推进“洞房”。洞房这个词，从字面看，也是四周封闭，黑古隆冬有如洞穴。直到这时，才可能掀开“盖头”，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睹“庐山真面目”。接下来，便是吹灭灯火去上床。这样的“一面之交”，如说有性吸引，除非真是“郎才女貌”，可以“一见钟情”。就多数情况而言，则恐怕与强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生活中也有新娘见新郎过于丑陋而拒不从命，最后被男方家人捆起来由新郎实施强奸的。这样的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是“禽兽不如”。因为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在交配之前也尚有性挑逗和性选择，而且决无强奸行为。算下来，大约只有家禽和家畜，才会这样听话，这样乖，这样不把性当回事。
既然连最起码的性吸引都不必考虑，当然也毋庸讨论性快感和性满足。在不少婚床上，新郎在强行施暴、一泄其欲后，便往往倒头大睡，一任新娘在旁吞声饮泣。总之，在传统婚姻中，女人只是男人泄欲的工具和生育的机器，在性的方面没有任何合法权益——既没有拒绝性生活的权利，也没有要求性满足的权利。倘有要求，则不是遭人耻笑（要求性满足），便是招来毒打（拒绝性生活）。
这就有可能造成相当普遍的“女性无性化”，即对性生活完全报以一种听之任之麻木不仁的态度。当女性持这样一种态度时，男性是否真能获得快感和满足，就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究竟有多少夫妻的性生活是真正和谐美满的，恐怕是谁也说不清的事情。因为根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既不会有人想到要去统计，也无法进行问卷调查。当事人既不敢说出去“丢人现眼”，打听者也难免会有“流氓嫌疑”。于是这个问题，就永远只是一个谜。
其实，即便打听到什么，也无可如何。因为婚姻既然只关乎“生存”而无关乎“爱”，只关乎“生育”而无关乎“性”，则“夫妻之间有无感情”和“性生活是否和谐”这些问题，就与婚姻是否成立以及能否维持无关，当然也不能成为夫妻离异的“正当理由”。既然无论如何，现状都得维持，那么，打听它作什么呢？
更何况，性冷淡和性无能，不但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而且还会受到社会的赞扬。女的性冷淡是“不淫荡”，男的性无能是“不好色”；前者是“淑女”的标志，后者则是好汉的“本色”。可见，社会道德在总体上是压抑、限制甚至敌视性的。而且，这种压抑、限制和敌视于女性尤甚。礼法甚至明确规定女性必须“检点”自己，不能“淫佚”。所谓淫佚，包括两方面。一是与丈夫以外的男人有性关系，这是“不贞”，当然罪莫大焉。但是，即便与丈夫过性生活，次数太多，或主动提出性要求，或希望得到性快感，或因无此快感而抱怨，或在性高潮中感到高兴，也都是“淫佚”。但凡有此几种情况中之一种，夫家就能以此为由将其赶出家门，打发她回娘家去。
女性不但被规定为不得有性要求，而且还规定为不得有性魅力，长得太性感或打扮得太漂亮，都是“不守妇道”和“不遵妇德”。所谓妇德，即“三从四德”中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工”，是东汉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