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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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婆又嚎哭起来了。多半的眼皮沉重的垂下了。有的便走开去。但没有人，就是那些凶狠的家伙也没有请示，是不是要立刻执行。
“不，”孩子却镇静的说了，“连长！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掉我！”
忍不住了的连长，从许多人之中跑出来用力拥抱着这孩子，他大声喊道：“还有人要杀他的么？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拿什么来比他！他是红军，是我们叫他赤匪的，谁还要杀他么，先杀了我吧……”声音慢慢的由嘶哑而梗住了。
人都涌到了一块来，孩子觉得有热的水似的东西滴落在他手上，在他衣襟上。他的眼也慢慢模糊了，在雾似的里面，隔着一层毛玻璃，那红色的五星浮漾着，渐渐的高去，而他也被举起来了！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四日
华威先生
张天翼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嗳，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
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叮，叮，——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
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像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窸窣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支雪前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括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像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括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地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拽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我有别的事，”
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
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上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子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账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
他反复他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份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里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
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
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
“混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
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唉，你看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
1938年2月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汀
坐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联保主任方治国，当他看见正从东头走来，嘴里照例扰嚷不休的邢么吵吵的时候，简直立刻冷了半截，觉得身子快要坐不稳了。
使他发生这种异状的原因是：为了种种胡涂措施，目前他正处在全镇市民的围攻当中，这是一；其次，幺吵吵的第二个儿子，因为缓役了四次，又从不出半文钱壮丁费，好多人讲闲话了；加之，新县长又宣布了要认真整顿“役政”，于是他就赶紧上了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进城了。
而最为重要的还在这里：正如全市市民批评的那样，幺吵吵是个不忌生冷的人，甚么话他都嘴一张就说了，不管你受得住受不住。就是联保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时候，也经常对他那张嘴感到头痛。因为尽管么吵吵本人并不可怕，他的大哥可是全县极有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财务委员，县政上的活跃分子，都是很不好沾惹的。
幺吵吵终于一路吵过来了。这是那种精力充足，对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采取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的典型男性。他时常打起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现在，幺吵吵一面跨上其香居的阶沿，拖了把圈椅坐下，一面直着嗓子，干笑着嚷叫道：“嗨，对！看阳沟里还把船翻了么！……”
他所参加的那张茶桌已经有三个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当过视学的俞视学；前征收局的管帐，现在靠着利金生活的黄光锐；会文纸店的老板汪世模汪二。
他们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拿碗来！茶钱我给了。”
“坐上来好吧，”俞视学客气道，“这里要舒服些。”
“我要那么舒服做甚么哇？”出乎意外，幺吵吵横着眼睛嚷道，“你知道么，我坐上席会头昏的，——没有那个资格！……”
本份人的视学禁不住红起脸来。但他随即猜出来幺吵吵是针对着联保主任说的，因为当他嚷叫的时候，视学看见他充满恶意地瞥了一眼坐在后面首席上的方治国。
除却联保主任，那张桌子还坐得有张三监爷。人们都说他是方治国的军师，实际上，他可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馆，在紧要关头进点不着边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