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红跟谁急-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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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根源在萧乾先生身上。一九七九年二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辑上，有萧的《鱼饵·论坛·阵地》，其中说：
“五四以来，我国文学界有一个良好传统，就是老的带小的。当年同鲁迅先生办未名社和狂飙社的，还不都是些热爱文学但并不为人所知的青年？三十年代，像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巴金等知名作家，并不是整天埋头搞自己的创作，他们拿出不少时间和精力帮助后来人……刊物编者就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就是《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的。”
明明是作者给了主编，主编放在抽屉里，且曾拿出来给朋友看征求意见，到了这里变成了“积稿”。作者都承认是“靳以偶尔对巴金谈起”，巴金才翻阅的，这里却成了巴金自己“从积稿中发现并建议立即发表出来”。巴金一九○四年出生，只比曹禺大六岁，不管帮了多大的忙，都不能作为“老带小”的范例，须知在文学界“巴老曹”是一辈人。
萧乾当年常出入三座门十四号，解放后也没有脱离文学界，一大把年纪的人，不该说这些又离谱又丢份的话。
再看巴金对萧乾的文章，是怎样看的。
此文发表前，萧乾把副本或校样，寄给巴金看了。巴金看后并不高兴，在给萧乾的回信中，郑重表明自己的态度：
“信收到。回答如下：㈠我读过全文，觉得平常，不算精彩。㈡关于《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写出事实就行了。事实是：我同靳以谈起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得更好，怎样组织新的稿件（当时《文季》的主编是郑振铎和章，另外还有个编委会）。他说家宝写了一个剧本，放了两三年了，家宝是他的好朋友，他不好意思推荐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子拿来看看。我一口气在三座门大街十四号的南屋里读完了《雷雨》，决定发表它。”（《巴金书信集》第43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八月初版）
“放了两三年了”，显系巴金误记。《雷雨》从写出到发表，不会超过一年。再就是，《文学季刊》是前一年秋天开始筹办，一九三四年一月才正式出刊的，就是真的写出两三年，也与《文学季刊》没有关系。
萧乾没有听巴金的劝告，或者是没有来得及，该文还是原样发表了。所以作这样的推猜，理由是：一，从巴金信上的口气看，是还可以修改的。二，《新文学史料》第二辑是二月出版的，巴金的信是二月二日寄出的，怕来不及修改了。
《曹禺传》的作者田本相先生，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在巴金的作用上，就难脱移花接木的嫌疑。
《雷雨》一九三四年七月刊出后，直到一九三六年一月才出版单行本，是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曹禺写了《序》，说到巴金，是这样几句话：“不过这个本子已和原来的不同，许多小地方都有些改动，这些地方我应该感谢颖如，和我的友人巴金（谢谢他的友谊，他在病中还替我细心校对和改正），孝曾，靳以，他们督催着我，鼓励着我，使《雷雨》才有现在这个模样。”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出版单行本的情况。而到了《曹禺传》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佐证，化解开来，塞在下面的一段话里：“他决定把《雷雨》四幕剧一次刊登在《文学季刊》上。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有名声的人，当然是破格的。巴金细心地做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这种对于文学新人的热情，确像一个勤劳的园丁。”
一个是一九三六年的事，一个是一九三四年的事，相差了整整两年。明明是出版单行本时，巴金在病中“细心校对和改正”，作者笔尖一摆，就成了《文学季刊》初登《雷雨》时，巴金“细心地做着文字上的修改，而且亲自阅读校样”。
现在我们可以说出事情的真相了。巴金发现《雷雨》这个神话，是萧乾制造出来取悦巴金的。《曹禺传》的作者不仅不纠正，反而移花接木，使之发扬光大。
至此，我们不妨问一句，一件稍加推勘不难明白的事，为何一错再错，错得没边没沿了呢？原因种种，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大原因是，靳以早在一九五九年就去世了，而“文革”后巴金却声誉日隆。
是什么就是什么，都应当尊重历史。
酷评韩东、朱文
宣言和答卷发表了，果然在文坛引起一阵骚动，说什么话的都有，支持的似乎不及反感的多。动了众怒的，是韩东的那句话，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
韩石山酷评韩东、朱文
认识韩东、朱文等南京的朋友，是一九九七年，在绵山，山西作家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记得会议的第二天晚上，我还和一位北京来的编辑朋友一起去他们的房间里聊过天。当时他们的那个名为“断裂”的问卷，还没有发表，我就是那次会上看到的。对他们的勇气，我是很佩服的。年轻人就得有这样一种批判精神，就得噼里啪啦弄出点响动来。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批评，莫若说是赞赏，——我不会那么直白地说。批评不总是那么穷凶极恶，也可以是由衷的赞赏。提倡正义的精神，就是对腐糜的抵御。
说到年轻人，不免有点感慨。我在文坛上混了几十年了，见过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一拨一拨的来了，又一拨一拨的去了，留下的没有几个。不能说去了的就是失败，也不能说留下的就是成功。心性不同，志趣有异，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追求，都是站得住脚的解释。如今留在文坛上，眼看日渐老去的，如果当初能及时地转而他求，或许会有一个更为充实的人生。不必说是命，总是冥冥中有个定数，而我们没有早些悟知。
或许是经见的多了，我常想，文学到底是什么，又是个什么样的事业？百思不得其解，多少也还有些省察。质言之，文学是一种品质，最宜于终生的修练，不到不得已，最好别靠它吃饭。因此在一次跟文学界朋友的座谈会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写作者的一生该怎样安排？”回来后又据此整理成文，收入我的《演讲录》中。青春作赋，中年治学，老年研究乡邦文献，就是我开出的药方。所谓青春作赋，是说写作是年轻时做的事，狠狠地干他几年，能成名就成了，成不了就去做别的事。若还钟情于文学，不妨转而治史，只要功夫下到了，多少会有点名堂。老了呢，千万别再逞强，真的信了什么“大器晚成”的鬼话，还是做点乡邦文献的研究，过个欢娱的晚年吧。
什么事情都说不定，有通例也就会有例外。审时度势，量力而行，或许是最好的处置。
佯狂难免假成真（1）
这句诗是郁达夫《钓台题壁》的第二句，要谈韩东、朱文之流的“断裂”，不知怎么一下，脑子里忽地就蹿出这么一句来。先这么写下，看最后能不能联上。
去年秋天，比现在稍晚点，山西作协在绵山开一个笔会，邀请了韩东、朱文、楚尘、顾前，还有王干，我是接待人员之一，也就有幸一睹了这几位断裂派骁将的风采。王干似乎级别更高一点，不能算作断裂派的，可他在南京，又素有“王策划”的诨名，断裂的地带在那儿，就不能不想到这事与他有点干系。就是没干系吧，总是跺过两脚的，要不断裂的声响不会那么大。当然，正式谈断裂，还是不要提他。
四人中，朱文“酷”一些，一身名牌，冷眼铁面，骤然看去如一个西部牛仔。韩、楚、顾三位，均恂恂然如君子，规行矩步，看不出什么狂傲的颜色。我已老迈，看人事如同看风景，平日偏居一隅，难得见到这等奇人，既然相遇，总要讨教一番的，于是在一天晚饭后，便去了他们住的房间。接谈之下，方知他们不光发了断裂的宣言，还有一个更其狂悖的答卷，将在十月号的《北京文学》刊出。正好他们带着这份文件，也就匆匆地看了。
看了以后才知道，像我这样的作家，在他们那里，不光入不了他们的青眼，连白眼也不会给一个。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世事的变化真的就这么快吗？若倒退二十年，我会把这些破纸头摔到他们脸上。活到这把年纪，早就没了当年的火气，只是言不由衷地说，好，好，心里想的是，好他妈的屁。
宣言和答卷发表了，果然在文坛引起一阵骚动，说什么话的都有，支持的似乎不及反感的多。动了众怒的，是韩东的那句话，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非议的焦点，集中在他们的心态上，说是文坛的位置，全被一些功成名就者占满了，他们要谋取一席之地而又无从下手，便出了这个损招。不能随波逐流，与时俱进，便来了个抽刀断流，以求水落石出之奇效。
在这些直劂心府的宏论面前，无论是断裂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有点手足无措，难以应对，一时间，原本可引发一场文坛论争的话题，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收场了。从直观的效果看，似乎是断裂者弃甲曳兵，仓皇北走了。想来那些直劂心府者，定然是暗中窃喜，以为几个黄口小儿，何堪天朝大军一击。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看着车辙零乱，旌旗破敝的战场，我这羸弱的老兵，且来写一篇“吊今战场文”吧。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手如足？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我们还是从《吊古战场文》来入手，也即是从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上，来探究一下这件事的是非曲直吧。
他们是想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这话不能细想，一想毛病就出来了。
凡是写作的，谁不想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若他们是杀猪的，不在屠宰行里争名次，却妄想在文坛占一席之地，那是胡闹，他们都是写作的，这样想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想想我们这些人当初是怎样走上文坛的，为了党的文学事业，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肯定都有这样高尚的追求。容我低声地问上一句，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一点点，不多，只一点点的名利之心？别硬撑着，承认吧，不丢人。在这上头，为党为国，和为自己，没有丝毫的抵牾。若你说你没有任何个人的动机，纯粹是为了党和国家才秉笔为文的，精神固然可嘉，只是要让人怀疑你有没有文学的才华。毫不相干，叫做什么就能做好什么，怕从古到今都没有这样的全才。什么都能做的，肯定不会精专，十有八九是个庸才。这么神圣的事业，怎会让一批庸才来完成。
文坛就是要靠一批批、一茬茬的优秀分子你争我抢，你上我下，来维持其繁荣的。没有竞争，就不会有进步。想在文坛上一展身手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多一些优秀分子来文坛献技竞艺，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没有一点坏处。
不是不让他们来文坛上竞争，是说得拿出作品来。
对极了。反驳这个论点，我都有点胆怯。你说的拿出作品，肯定是说，得拿出有分量的作品。一个作品的分量，几斤几两，是很难称出来的。我说好的，你不一定说好，争论起来，就肯定是不好。这一手我也常用。能不能退上一步，没有作品的，可不可以说几句硬气的话，非议非议那些有作品的大作家。也就是说，能不能先发宣言，然后再说别的。
且看史实。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十二人，聚集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成立他们的文学研究会的时候，不说别人了，光说后来成了大作家的周作人、沈雁冰、叶绍钧三位，又有什么有分量的作品呢？他们成立这个会的目的，说穿了，就是要把当时甚嚣尘上的鸳鸯蝴蝶派驱逐出文坛。再看创造社吧，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旬，郭沫若奔走于京都和东京之间，和郁达夫、成仿吾、田寿昌商量他们的刊物是叫《辛夷》还是叫《创造》的时候，他们又有什么有分量的作品？若说有什么的话，只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成仿吾说的：“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成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再就是，文学研究会已然成立，他们要占据一席之地，就得自立旗号。不用再举例子了，中外文学史上，先发宣言再做成事的，多着呢。
佯狂难免假成真（2）
前人没有什么作品都敢这么说，怎么轮到当今已颇有名气的几个年轻人，就要别设门槛，另眼相待呢？
有话好好说，怎么能做出这么一副无赖相。
怎么叫好好说，唱着说还是跪着说？他们是作家，写着说就是最好的说。
从中国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上看，他们的话是有不规范的地方。手边没有宣言与答卷的文本，要不我会在这儿狠狠地引述几段，让人看看他们的嘴脸的。确实不太地道。新出的《现代汉语词典》里收了那么多优美词语，不会多用上几个吗？要是我，我会捡最好听的说，而把最恶毒的意思藏在里面，让对方看了气得嗷嗷叫而说不出你什么。真要那样做了，你会说我个好字吗？
年轻人就应当有年轻人的表达。他们平日说话就那么个德性，你不能要求他们和你说话了就变成你的那种德性。谁的德性好，谁的德性坏，怕还在两可之间。
再往深里说，谁说话也不会像天平那么平平的，不偏不倚，恰如其分，不是过这面点儿，就是过那面一点儿。这种情况下，得看是往哪边过。往好的一边过，是伪善，往坏的一边过，是伪恶。伪恶与伪善相比，伪恶要好一点。记得什么古人说过，人可伪恶而不可伪善。道理很简单，伪善是没有那么好，而要让人相信他已然那么好，伪恶是没有那么坏，却要示人以那么坏，装出来的坏肯定不会多么坏。而敢示人以坏，不怕人说坏的，该是多大的气派。
准乎此，如果韩东们在打定主意要“断裂”时，不是这么直言不讳地狂呼乱叫，而是说“我们比你们更忠诚，更会来事儿”，那反而叫人恶心了。
怎么能否定那么多当代大作家，尤其是不该那么说鲁迅呀。
他们的文本中，否定的当代作家很有几个，名字就不说了。我看这也没什么。谁都有几个看不上眼的作家，不管他多大，看不上就是看不上，谁也无可奈何。韩冬们的憨厚之处在于，把他们写出来了。再说，这儿是只写他们看不上眼的，要是写他们看得上眼的，怕也会写出一大串的。
不该那么说鲁迅，这话主要是指韩东的那句“鲁迅是块老石头”。韩东们的话，有许多让我反感的，恰恰是这句，我怎么看都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之处。无论字面上，还是字面里，这句话都不是评价鲁迅个人的，而是斥责那些把鲁迅当石头拿来砸人的。
这是事实。我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文革”初期两派辩论时，只有两个人的话是可以交错使用而常胜不败的，一个是毛泽东主席，一个就是原名周树人的鲁迅先生。再就是，人常说“文革”中只有“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不说了，一个作家是浩然。这话不全面，应当是“八个样板戏两个作家”，另一个作家就是鲁迅。于此也就可知，鲁迅在“文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