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文集-第1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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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虽写了，我却并没有自信。乘到清华园晋谒陈寅恪师之便，向他读了一遍我的论文，他当时眼睛已完全失明。蒙他首肯，并推荐给了当时学术地位最高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在第二十本上。
1950…1956年
陷入会议的漩涡中
1949年迎来了解放。当时我同北大绝大多数的教授一样，眼前一下子充满了光明，心情振奋，无与伦比。我觉得，如果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两段或者两部分的话，现在是新的一段的开始。当时我只有38岁，还算不上中年，涉世未深，幻想特多，接受新鲜事物，并无困难。
我本来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人民政府一派人来接管北大，我就成了忙人。一方面处理系里的工作。有一段时间，由于国家外交需要东方语言的人才，东语系成为全校最大的系。教员人数增加了10倍，学生人数增加了200多倍，由三四人扩涨到了800人。我作为系主任，其工作之繁忙紧张，概可想见。另一方面，我又参加了教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并进一步参加了教职员联合会的筹备组织工作。看来党组织的意图是成立全校的工会。但是，到了筹建教职员联合会这个阶段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北大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当时“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哪里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样一来，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这哪里能行！在工人们眼中，这样就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绝对不行的。幸而我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及时发了话：“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有了“上头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顶。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我在这一段过程中是活跃分子。我担任过北大工会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出城以后又担任过工会主席。为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此是后话，暂且不谈了。
当时北大常常请一些革命老前辈到沙滩民主广场来做报告，对我们进行教育。陈毅元帅就曾来过，受到全校师生极其热烈的欢迎。其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扬同志的报告，记得不是在民主广场，而是在一个礼堂中。他极有风趣地说：“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他这一句话，从许多人口中都听到过，它确实反映了实际情况。一直到今天，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情况一点没有改变。有许多次领导上号召精简会议，然而收效极微。暂时收敛，立即膨胀，成为一个极难治疗的顽症。
学校秩序还没有十分安定，中央领导立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
大家都知道，运动一来，首先就是开会；大会、小会、大会套小会，总而言之是会、会、会，会开得你筋疲力尽，一塌糊涂。在北大，在奉行极“左”路线的年代，思想改造，教授几乎是人人过关。自我检查，群众评议。这种自我检查，俗名叫“洗澡”。“洗澡”有“大盆”、“中盆”、“小盆”之别。校一级领导，以及少数同国民党关系比较亲密的教授们，自然必然是“大盆”。换言之，就是召开全校大会，向全校师生做自我检查。检查得深刻才能过关。深刻与否，全由群众决定。一次过不了关，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检查到声泪俱下，打动了群众的心，这个“澡”才算洗完。有一位就在自己的检查稿上加上旁注：“哭！再哭！”成为一时的美谈。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当然是“有罪”的。可惜罪孽还不够深重，地位也不够高，只能凑合着洗一个“中盆”。检查两次就通过了。我检查稿上没有注上“哭！”我也没有真哭，这样通过，算是顺利的了。
自己洗完了“澡”以后，真颇觉得神清气爽，心中极为振奋。我现在已经取得了资格，可以参加领导东语系的思想改造运动了；后来甚至于成了文、法两个学院的领导小组组长。秘书或副组长是法学院院长秘书余叔通同志，他曾是地下党员，是掌握实权的人物。这样一来，我当然更加忙碌了，表现出来就是开会越来越多了。白天开会，晚上开会，天天开会。
我真正陷入了会议的漩涡里了。
开了三四十年的会以后，我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主讲教授。我对开会真正下了工夫，费了时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大到小，从长到短，从校内到校外，从国内到国外，形式不同，内容各异，我都能应付裕如，如鱼在水，提其纲而挈其领，钩其要而探其玄，理论和实践，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果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开会学”博士点，我相信，我将是第一个合格的“博导”。
对1949年再做一点补充
在这一年，我写了两篇可以算是学术性的文章。其中一篇《列子与佛典》，上面已经谈过。如果把1949年分为两半的话，还有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属于后一半，这篇文章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作家简介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０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１９３４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１９３５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１９４１年获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６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１９７８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１９９３年３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１９４１）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
季羡林年谱
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1929年（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 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Verbums in den Gat has des Mahavastu。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四十四岁）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Abhijnan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1957年（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nn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1976年（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
1978年（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
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生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四）分别出版。
1983年（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七十四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