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五卷 紧缩包围圈-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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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①曾经说过，“我不知道怎样起草一份控告一个民族的诉状”，关于他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所引起的争论，在我看来，都是乏味而迂腐的空谈。现在我们需要对两个明显的和具体的目标开火，即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让我们把每支枪瞄准它们，动员每个愿意战斗的人去攻打它们。我们不应该毫无必要地增加我们的繁重任务，或加重我们的士兵的负担。对于那些遭受威胁利诱的卫星国家，如果它们能够帮助缩短战争，或许可以让它们将功折罪。但是，必须扑灭使我们遭受一切祸患的孪生根源——纳粹暴政和普鲁士军国主义。除非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否则，不论需要作出多大的牺牲，我们都在所不惜；即便需要赴汤蹈火，我们也在所不辞。我还要再说一句：我现在到了晚年，对国家大事已能产生一些影响，因此我愿意表明，如果没有必要，我一天也不会延长这场战争；而且我希望，当英国人民由于胜利的召唤而要分担规划世界前途的重大责任时，我们将拿出我们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表现过的那种沉着和镇静的态度。
①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论家。——译者
我曾考虑在我的演说中，这次应当提出一个严重的、确切的警告，指明无人驾驶的飞机或火箭即将袭击我们。早在事情发生以前提出警告，并将此点记录在公开文件中，这总是一种慎重的作法。特别在这种袭击的规模与严重性是难以估量的时候，则更应如此。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应该让这些有利的趋势削弱我们的努力，或使我们设想危险已成过去，或设想战争将要结束。相反地，我们必须预料到，我们现在正狠狠地打击的那个凶恶的敌人，将作出一切疯狂的努力来进行报复。从希特勒开始，德国的领导人在谈话中，都有这种神秘的暗示，即他们不久将试用新方法和新武器来对付我们。敌人为了鼓励他们的人民，散布这种谣言当然是毫不足怪的，但是它的含意恐怕不限于此。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一种新型的空投炸弹，敌人现在已经开始用它来袭击我们靠近海岸行驶的船舶。这可以说是一种由火箭推动的滑翔炸弹，它从相当高的高度发射，然后显然由母机导向它的目标。德国人现在很可能正在发展其他的新式武器，他们希望用它来伤害我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他们每天从我们这里遭受的损失。我只能向下院保证，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上述可能性，已经保持经常的警惕并大力地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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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以及在那个不幸的国家里正在蔓延的内战的残酷现实，我也简略地谈了我的看法。
墨索里尼被伞兵救出后，逃往德国，企图组织一个吉斯林式的政府，并想依靠德国的武力，把法西斯枷锁重新套在意大利人民的脖子上，这当然就要引起意大利的内战问题。为了普遍的利益以及意大利的利益，必须把意大利国家生活中的一切残存力量团结在他们的合法政府的周围，同时也必须使一切自由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支持意大利国王和巴多格利奥元帅，只要这些自由主义分子和左翼分子能够抵抗法西斯党徒与卖国贼的联合，从而创造条件来帮助把这种凶恶的联合逐出意大利的领土，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把它就地消灭。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拯救和解放意大利。［一位议员插话说：“你不能使意大利人民在那些变节者的旗帜下起来抗战。”］我想，这位尊敬的议员，可能还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减轻我们士兵必须承担的艰巨任务的重要性。……政府确实准备采取这样一种政策，即促使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抵抗德国人，并将他们逐出意大利。我们不会因为担心在这个问题上或许不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而不采取行动。英国议会不是以全体一致的原则作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议会并不按照全体一致的原则行事。它们根据多数的表决采取行动。这就是它们办事的方法。
我希望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现在正努力把意大利内部最坚强的力量团结起来，以抵抗德国人及墨索里尼—吉斯林—法西斯党徒三者的结合。
我最后一段话不太礼貌，但却是老实话：
要想获得灵活性，最好的办法是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准备三四个计划，并详细地拟定所有的细微末节。然后看风使舵，从一个计划转到另一个计划，这就容易多了。
这些论证说服了下院，因此，没有再提出任何有力的责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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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发表这个长篇讲话的同一天，财政大臣突然逝世，这是我和我的同僚们遭受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和出乎意外的损失。我在22日清晨醒来后才听到这一消息。最近几年来，金斯利·伍德已成为我个人的亲密朋友之一。1938年他进入空军部以后，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工作。我给他以充分的支持；而他对皇家空军能够作好准备来应付1940年巨大的灾难这一方面，无疑地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从我奉召出来组织联合政府以来，他一直担任财政大臣的职务，而且政绩卓著。他的第三次国家预算案，数达五十七亿五千万英镑，收支平衡，这符合战时财政的一切最健全的原则。收入的半数来自税收。我们的贷款利率非常低。我们不再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个“抵押加百分之六利息”的口号，而在这次战争的第五年中，以百分之二的平均利率成功地借到了巨额款项。生活费用的上涨，与战前水平相比，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量入为出”的原则，是金斯利·伍德在逝世前几星期中日夜考虑的问题。就在他逝世的那一天，他还希望在下院就这个问题发表谈话。我在1940年曾要求他为那些在闪电战中个人住宅与商业遭到摧毁的人们提供补偿，他根据他所设想的一种周密的保险计划，以最高的效率实现了我的要求。当天，在下院开会以前，我费了几小时撰写追悼他的诔词，这篇诔词已载入记录中。
我感到当时担任枢密院长、最重要的内阁委员会主席兼我国参加“合金管”①工作的首席代表约翰·安德森爵士，是一个非常合适的继任者。约翰·安德森曾任国内税收大臣，并担任内政大臣达十年之久。但是他所具有的广阔的眼界，不是从任何一个部门所能获得的。在爱尔兰的骚乱中，他虽然不断地冒着生命危险，却处之泰然；当他担任孟加拉总督时，有人企图对他进行谋害，但他仍然镇静如常。他的见解敏锐而有力，他的意志坚定不移，同时对于各种广泛不同的职务又有长期的经验。他的任命在9月24日宣布。
①原子弹的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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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归航途中，除了在甲板上攀谈几句话以外，我很少见到达德利·庞德爵士，因为他经常呆在舱房里不出来。在乘火车前往伦敦途中，他给我一封信，正式辞去第一海务大臣的职务；这个繁重的职务，当他在华盛顿病情加剧时，我已经为他解除了。关于他的继任者的问题，需要仔细地考虑。
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先生推荐的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是一个明显的人选，因为他在地中海的各次战役中赢得了声誉。另一方面，许多事正在向前发展，而且各个战役正在扩大，在这样的时刻，他能够离开现场吗？当时担任本土舰队总司令的弗雷泽海军上将是一位在海上享有极高威信的将领，而且对于海军部的行政事务和参谋工作，又有长期的经验。我首先请他担任这个职务。弗雷泽海军上将说，毫无疑问，不论将他派往何处，他都会服务，但是他认为安德鲁·坎宁安是最合适的人选。“我相信，我获得了我自己的舰队的信任，”他说，“坎宁安却享有整个海军的信任。”他要我对这件事多作考虑。我回答说，他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于是经过再度的考虑和商洽，我听从了他的意见，并且决定正视更换地中海作战指挥官这一严重问题。因此，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被选中了。他的副司令约翰·坎宁安海军上将继任了他的职位。10月4日，当我发表下面这封致达德利·庞德爵士的信时，我向至今还不知道庞德患病的公众和海军界，宣布这项人事更动。这封信内容如下：
你由于健康原因感到必须辞职，因此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共事四年便告结束，这确实使我感到惋惜。你在海军部和参谋长委员会任期内，对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我们军事方面的胜利所作的贡献，只有我最了解它的价值。你对海战方面的各项知识渊博而又精湛，你在忧患与灾难纷至沓来的时期，坚忍刚毅，你在为获取胜利所必须承担的风险中，足智多谋而又从容不迫，所有这些特点结合起来，使你在皇家海军的历史上，成为一个令人怀念的第一海务大臣。
你是在这样的时刻离开我们的：地中海的支配权实际上已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意大利的舰队在马耳他岛港内已向我们投降，更重要的是，潜艇的威胁已被削弱到这次战争中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成果对于你的国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你所作出的卓越的贡献，为你的名字增添了光采。
庞德活了仅仅两个星期。由于另一次更严重的中风的发作，他完全瘫痪了。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虽然他的神智和平时一样，可是他已不能说话了，而且他的大部分肢体也不能动弹了。当我握着他的左手向他道别时，他用一种令人十分惊讶的气力紧紧握住我的手。不论在海军部或在参谋长委员会中，他都是我的一个忠实的战友。他在10月21日逝世，这一天正是“特拉法加纪念日”①弗雷泽海军上将回到了他停泊在斯卡帕湾的舰队。在这年年终时，他乘自己的旗舰出海作战，在一次正面遭遇战中，击沉了德国“沙恩霍斯特”号战斗巡洋舰，从而建立了功勋。
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又有重要意义的海军插曲。事后，我在伦敦遇见他时，我使他回忆下列著名的诗句：
①特拉法加角在西班牙西南端，邻近直布罗陀海峡。1805年10月21日，英国舰队在该角附近的海面打败法国舰队。——译者
在我们充满动乱的岛国故事中，
不仅出现一次或两次，
忠于职守的人们，
最后获得了荣誉。
这位海军上将显得更为高兴，因为，据我判断，他以前从未听见过这些诗句。我希望，他会认为这是我有意地即席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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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还没有详细叙述我同美国或葡萄牙来往的冗长函电，我们通过这些函电，就英美小型舰队和空军使用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亚速尔群岛一事，达成了一项协定。一切问题都令人满意地解决了，因此，我能在10月12日向议会报告我们的最后结果。我说，“我要向下院宣布一件事，这件事起源于我国和葡萄牙在1373年由英王爱德华三世陛下和葡萄牙国王费迪南德暨王后埃莉诺签订的一项条约。”我用平稳的语调说话，并且稍微停顿一下，以便下院议员听清1373年这个日期。当大家认真考虑这个日期时，场内似乎有一种惊讶声。我想，在英国外交的日常事务中，过去一直没有详细说明，而且将来也不会详细说明两国之间有这样延续不断的关系。
“这一条约，”我接着说，又由1386年、1643年、1654年、1660年、1661年、1703年和1815年的各种形式的条约以及1899年的秘密宣言，作了补充。在更接近于现代的时期，这些古老的条约的效力又由1904年和1914年两次同葡萄牙缔结的“仲裁条约”予以承认。1373年条约的第一款如下：
“首先我们决定并且缔结盟约，从今以后，将存在着……
真实的、忠诚的、不变的、相互的、持久的和具有真挚感情的友谊、联合、同盟以及具体行动，同时，作为真实的和忠诚的朋友，我们从今以后，将相互以对方的朋友为朋友和以对方的敌人为敌人，彼此以海军和陆军互相帮助、维持和支援，以对付一切可能活着的或死去的敌人。”
这一条约延续到现在，差不多有六百年了，在世界历史上，这是无可比拟的。现在我要宣布它在最近时期的应用。在这次战争开始时，葡萄牙政府为了防止战争蔓延到伊比利亚半岛，在联合王国的英王陛下政府的完全同意下，采取了中立政策。葡萄牙政府曾经屡次声明——最近一次在4月27日萨拉查博士的演说中——上述政策与英葡同盟条约毫不抵触，而且葡萄牙政府在战争初期，对于同盟条约曾经再度作出了保证。
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根据这一古老的同盟条约，现已要求葡萄牙政府在亚速尔群岛向它提供某些便利条件，以便我们为在大西洋航行的商船提供较好的保护。葡萄牙政府已同意我们的要求，而两国政府已经商定了立即生效的各项办法：（1）联合王国英王陛下政府利用上述设备的条件，（2）英国对于葡萄牙的武装部队以及葡萄牙的国民经济，帮助提供必要的物资和供给。关于使用亚速尔群岛的设奋的协定，只是暂时性的，它毫不损害葡萄牙政府对葡萄牙的领土所保持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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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必须就煤矿形势，向下院发表长篇演说，因为对煤炭的急迫需要、战斗部队对人力的要求，以及在各政党之间悬而未决的煤矿国有化问题的潜在威胁，对煤矿形势产生了影响。关于煤矿国有化问题，已有许多争执，而我所关注的只是要保持全国的团结一致。
我认为，如果在这次讨论之初，我提请下院注意我们现在所依据的一般基本原则，这可能是有益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国的联合政府，它同心协力地力求使国家摆脱忧患重重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各个政党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的所作所为，或无所作为所造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处在比较优势的地位，因为我置身事外有十一年了。正在进行的战争使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绝对不会要求任何一个社会党人士或自由党人士或工党人士放弃他的信仰。因为那种要求是不礼貌的和不适当的。外界的事物使我们联合起来，它集中了我们的一切注意力。我们奉行的原则是，“一切为了战争，不论它是否发生争论；凡是战争并不真正需要的事，都不必争论。”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让人们用战争的需要为借口，来使用间接的手段实行影响深远的社会的或政治的改革。以煤矿国有化的问题为例，这些话绝不会把我吓倒。
在上次大战以后，我曾经主张铁路国有化，但是，我不能不说，战后国家管理铁路的经验使我受到了一些影响。在那种管理制度下，公众得不到良好的服务，股东得不到满意的利润，并且引起了一次使我一直关注的最坏的和最危险的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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