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出现象学之维-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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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辨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　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　人理解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8〕。换言之，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使自己成为现实的、“类”的存在物，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本质的，类的力量，“而在这首　先仍然只有通过异化这种形式才是可能的”〔19〕。能动的、否定的辩证法——劳动及其对象化和异化——异化的扬弃——人，作为类的现实的人：这些在马克思　和黑格尔那里都同一层次的概念。
　　　　不同的是，黑格尔只在异化范围内扬弃异化。他把劳动仅仅理解为异化劳动，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异化了的人——思辩哲学家，其最高的类的现实　性则是高踞于一切个体之上的绝对精神、上帝。马克思则直接从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出发，通过对现实社会历史的分析看出，人的能动的社会实践不仅具有对象化和　异化的本质倾向，而且具有扬弃异化、真正实现人的类本质或感性本质这一必然前景。马克思由此建立了实践唯物论的基础，即人的现实的、感性的能动活动。这样　活动不是抽象的主体，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20〕；它建立于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即感性的人）的自然力、生命力之上，但又不止于直接的自然　状态，而是通过“历史”，通过“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过程”而使人成为“类的存在物”〔21〕。可见，正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把马克思带到了对人　的直接的对象性活动、感性实践活动即劳动的深入研究，而这一研究（通过费尔巴哈）给他提供了对古典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基本立足点。

　　　　二、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以“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标题，概述和古典国民经济学家们的重大贡献，并揭示了其中所包含的深　刻的哲学意义，即劳动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这种意义是经济学家们并未明确意识到而只有现象描述的，他们甚至把这种异化视为国民经济学努力追求的最佳理相　状态，尽管同时又承认这是非人的状态。
　　　　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课题大体上可分为三大部分，即工资（劳动者）、资本（资本家）和地租（土地所有者），这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关系正处于　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的现状。早期重农学派（从魁奈到亚当？斯密）还立足于地租来为基于农业的资本主义原则作辩护，论证地租与工资、资本　的一致性；到李嘉图等人则倒过来了，即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而将地租作为消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个一般因素和环节来看待了。对土地本位的固执无论带有多　么美好的浪漫主义感伤情调，终将抵挡不住吞噬一切的资本洪流，土地仅仅成了各种资本中的一种，它的自然性质被物化劳动所取代或“换算”，社会经济运动归结　为劳动（工资）和资本的对立。
　　　　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首先是建立在二者同一的基础上的：“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22〕，即物化劳动；但它反过来又使劳动成为自身的一　个手段，成为资本机器上的一个零件。资本的目的和本质就是要榨取劳动，使劳动非人化，与劳动相对立。但这不光是资本的罪过，也是资本主义劳动本身的罪过。　正是这种劳动自己使自己非人化，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相异化。因此劳资对立的根源并不在双方外在的、偶然的关系（例如，并不取决于某个资本家的恶意和歹　毒），而在于劳动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和异化性，亦即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性，它表现在：人的劳动（本来是感性的、活生生的自由的生命活动）成为了国民经济学意　义上的“抽象一般劳动”。正如黑格尔用抽象一般的自我意识冒充人的本质，国民经济学也用抽象劳动取代了人的自由活动，从而得出了“劳动者应当和牛马完全一　样”〔23〕的观点。但抽象劳动或劳动之被抽象毕竟不是某种人为的结果，而正是劳动本身的内在本质的展开，因为劳动本质上是社会的。当一个社会发展到普遍　交往的时代，劳动的这一社会本质便会日益纯粹化，“社会一般必要劳动”便会使“具体劳动”大失光彩，交换价值便会凌驾于使用价值之上，金钱、货币便会成为　一切劳动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和衡量尺度。
　　　　针对这种现状，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发人深思的问题：“（1　）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的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24〕国民经济学家没有看出，这将导致人类发展达到其异化的极致，且只有在这一最　彻底的异化中，伴随着人类的巨大痛苦而产生出巨大的生产力，才能为异化的扬弃创造条件。“（2　）……把工资的平等化看作社会革命的目的，这些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25〕蒲鲁东等人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主张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搞工资平均　主义，以道德化的批判来解释贫富悬殊的矛盾，这是违背和阻碍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空想和反动的。社会革命的目的只能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再次自我否定（否定之　否定）来实现，而不能一厢情愿地提出。
　　　　所以关健便在于，分析劳动异化的现状、结构和根源，探讨劳动的异化和抽象化在什么意义上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以及它如何才能得到扬弃。　这是国民经济学所未能做到的。马克思则指出，“现有的经济事实”已证明：“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学以之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　种现实化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为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26〕。其后果便是：“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就象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27〕。劳动是劳动者现实地占有感性自然界（对象）的过程，但他越是劳动，感性的外部世界越不是属于他的，甚至他自己　的肉体必需品也越是不属于他，他成了他自己的对象的奴隶。这就是“劳动产品的异化”〔28〕。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但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劳动对象的异化不过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的结果”〔29〕。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是劳动的自我异化，它比劳动产品的异化更深一层，即不仅是主体和对象的对立，而且是主体自己与自己相对立、相离异。　它表现为人在这种本应是自由自觉的感性的活动中“否定自己”、“感到不幸”，感到不自由和被强迫，因而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是对人的感性的消　灭，只剩下动物机能。至于劳动的这种自我异化的根源，《手稿》只在后面的［需要、生产和分工］部分有所提示，即归结为劳动的自发性的分工，但并未展开论　述。直到次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重点论述了分工的问题，特别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问题，这才解决了劳动异化真正的、内部自发的起源问　题〔30〕。
　　　　基于劳动产品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这两个经济学的事实，马克思又推出了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31〕，即哲学上的规定。在这里，所　涉及的已不只是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而是作为人的本质（类本质）的劳动概念，劳动异化被作为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来考察。从这一角度上看，异化劳动所涉及　的就不仅仅是物质的事实，而且是意识的和精神的事实了，因为人的本质是精神和物质（肉体）的统一体。人与自然界有双重的关系：从理论上说，整个自然界“都　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都是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从实践上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实践的一部分”；“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　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32〕。所以，异化劳动使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自然界相分离，使之成为抽象空洞的、非感性的、不自由的　谋生活动，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学上在特定时代具有积极意义的现象，更是一个在哲学上具有否定人、否定人的类本质的消极意义的现象。这是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家　都没有看到的，他们都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　因为他们都“不把劳动者作为人来考察”〔33〕。
　　　　马克思则认为，一旦把劳动者看作是人，便会看出劳动作为人的生命活动不应当仅仅是人的谋生的手段，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是“创造生　活的生活”，在其中，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体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34〕。当然，人　在这种生命活动中也包含着对自身的某种间接性关系，他不象动物那样只生产直接需要的东西，而是“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然而这种间接性毕竟是回复到直　接性的：“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5〕。因　此他能随时随地用内在固有的尺度衡量对象并“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36〕。异化劳动就在于将人“化分为二”之后，就切断了双方的直接联系，使之对立　起来，这就“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那种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被夺去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37〕。于是，不仅每个人都与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了，而且每个　人都与其他人异化了。人被物化的结果，即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与他人的相通的可能性。
　　　　马克思指出，上述劳动异化的哲学分析、特别是人与自己的相异化导致人与人相异化的分析，在现实生活中体现为私有制；但私有制本身并非劳　动异化的根源，而是它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归宿”，因为“即使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了的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实际上却无宁是外化了的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　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38〕。但正因为存在着“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也是异化劳动之源这一表面现象，所以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们便不断地幻想通过　“废除”私有财产来消除异化，但异化却总是愈演愈烈。“直到私有财产发展的最后的，最高的阶段”，才暴露出私有财产不是某个可以任意规定和取消的，而是劳　动的外化或者说劳动实现出来的必然产物和必要手段。马克思强调说：“这一阐发使迄今未能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说明”〔39〕。而这正是对以往空想共产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点。

　　　　三、对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对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是从对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经济思想的批判入手，而深入到对傅立叶、圣西门和巴贝夫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　想的彻底批判的〔40〕，因为这里面有某种一贯的，合乎逻辑的结索：“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路”〔41〕，空想共产主义的原则不过是它们要　废除的私有制原则的普遍化和彻底化而已。因为蒲鲁东和空想共产主义者都只是从私有财产的“客观方面”即外在方面来考察，要么试图通过平均工资来取消资本　（蒲鲁东），要么把资本主义生产仅当作农业生产的补充（傅立叶），要么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改善劳动者的待遇（圣西门）。但马克思则是从私有财产的内在方　面、主体方面来看问题，认为异化的真正扬弃、即“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　最终取决于“劳动者的解放”亦即“全人类的解放”〔42〕。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两个最具关键性的问题：“（1）通过私有制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制的关系　来确定私有制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普遍本质”；（2）探讨劳动异化的根源，　“这种异化如何根源于人类发展的本质？”〔43〕马克思在“第二手稿”（编者标志“［私有财产的关系］”）和“第三手稿”的［私有财产和劳动］及［私有财　产和共产主义］两个片断中，主要是解决第一问题；而在［需要、生产和分工］这一片断中，正当马克思着手来解决第二个问题时，手稿却中断了。我们可以在《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找到对这个问题的全面、系统而彻底的解答。但无论如何，正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导致了马克思对空想共产主义的扬弃和　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的形成。
　　　　具体来说，马克思在［私有财产的关系］这个片断中，与空想共产主义对私有制进行单纯的道德批判不同，运用辩证法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连同　其私有财产的反人性本质在历史上产生出来的必然性，即从资本和劳动最初的统一发展为差异、对立以致于达到敌对的对立即矛盾的合乎逻辑的过程。这些分析中明　显表露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奴隶和主人”以及“德行与世界行程”的思想的影子。而在［私有财产和劳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进一步讨论了劳动异化的进　程如何决定私有制的进程。马克思指出，在这种关系上，国民经济学家的看法完全是颠倒的，类似于宗教改革家路德的做法：路德把宗教纳入人心的同时，也把人心　归结为宗教；亚当？斯密把私有财产归结为劳动的同时，也把劳动归结为私有财产。他们都是把异化了的人宣布为人的真正本质。当重农主义学派把“财富的主体本　质已经移入劳动中”〔44〕时，他们已经不是单从私有财产的客观方面、而且是从主体即劳动活动方面来考察了；然而“劳动还没有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来加以　把握”〔45〕，也就是劳动本身的异化还不彻底。因此“一个必要的进步”就在于要认识到财富（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它“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而是一　般的劳动”；而这种认识的进程是由劳动本身现实的历史进程决定的：“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只是作为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　对立，或者无宁说它就是地产的被释放了的奴隶。同样地，在科学地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的本质即劳动时，这一过程也在重演：劳动起初只是作为农业劳动而出现，　然后才作为一般的劳动发挥作用”〔46〕。只有当劳动不再是具体的、感性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成为由普遍交往所制约的社会一般劳动，私有制才会以如　此赤裸裸的方式成为人类一切社会生活渗透到每个毛孔中的普遍原则，才暴露出它违背人的本质而与“真正人和社会的所有制”相对抗的“普遍本质”。
　　　　于是，马克思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这一片断中，以“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制”即“完成了的”（而非“粗陋的”、“还未完成的”）共　产主义作为参照系，系统批判了过去一切空想的共产主义学说。首先是从古代柏拉图开始的“粗陋的共产主义”〔47〕。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在它所主张的　“共妻制”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即：“这种到处否定人的人格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它就是这种否定）的彻底表现而已”〔48〕。它是私有制的必　然伴随物，它的嫉妒和平均欲导致从文明和野蛮倒退，“这种人不仅没有超越私有制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