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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网人-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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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我想你。小时候,有一位老师给我们讲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我们听不懂,他急了,仰身拧腰,左手前撑,右手后拉,姿势夸张滑稽。我们哈哈笑了,教室里那一团空气也快活得紧。老师没笑,板着脸,嘴里嘘嘘地叫,右手向前挥动,眼看要撞到一个小脸蛋上,老师手往下一沉,咋呼起脸,说,箭掉下来了。大家更开心了。爱情也是这样的么?若目标距离足够远,那么它掉落时不会比一根羽毛更有份量。 

  亲爱的,我想你。你问我,为何这般迷恋你?你说,我给你的情书,可以对任何一个女人通用。你说,我是把情书当文章来写的,我在潜移默化中已习惯了一种游戏。你说,在我的情书中,找不到你的特征,我只是渴望一个女性角色的慰藉。你冷冷说着,全也罔顾我心头感受。我听见你在电话那头抽动鼻子。在你眼里,我并没有真正在意你。我很惭愧。我的文章或许写得漂亮,但我不能把情话讲得更漂亮一些。我真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把在意你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很多个夜里,我都要念着你的名字才能迷迷糊糊睡去。我不敢打扰你。红尘令人疲惫,所谓的成功都需要名利两字来衡量,所谓的生活也都少不了它们。贫贱夫妻百事哀。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若不能人模狗样地站在你面前,又有什么资格来对你倾诉我的爱?我迷恋你。不为什么,我也找不出理由。这是一个很庸俗的回答。我也不想庸俗,我绞尽脑汁使劲地想,可还是想不出一个之所以然来。真的很抱歉。 

  亲爱的,我想你。我是一个极感性的人,常听到头顶天空所发出的巨大的声音。我也能听到你的声音。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语言,忽如其来,排山倒海,有时把五脏六腑揪得隐隐生疼,有时又让人潸然泪下,也有的时候如蓝空白云,灿烂无比。我真找不出迷恋你的理由来。我应该怎么办?我写的情书在某个意义上的确可以对任何女人通用。但你可知道,我写的时候,心里只呢喃着你的名字?情书发于心,出于肝肺,也就应该是普遍的,否则它极可能虚伪矫情。每个人都渴望爱情。爱情并不高深莫测。它并不奢侈,只是人们常常意识不到,才觉得它奢侈。我并不比其他人高明,我心里所有的,别人心里一样有,只不过我说出来了,他们没有说出来罢了。你说是这样的么?你为什么还不肯来啊? 

  48 

  屋子里有着明月彩云的芳香。风晃悠悠地打着旋。窗外飘起一曲萨克斯。一个个水泡不停地生、不停地逝。那些过去了的故事渐渐清晰,渐渐凸起,成了一面镜子,让我得以在其中仔细端详着自己的容颜。 

  她在我身边躺着,肤如凝脂,身体的曲线若歌声一样抑扬顿挫。她翻过一个身,看着天花板。睫毛闪动。她说,你现在找到了吗?我说,假如你就是我要找的人,看到这些文字后,会动心吗?她说,若讲不动心那是骗人的话,否则我此刻哪有这么多闲情陪在你身边听你胡言乱语。但动心,仅仅是动心,并不意味着我腔子里的这颗心脏会跳进你心里去。仅仅是稍稍往外蹦了蹦。我说,我明白。每个女孩子心里都蹲着一只流氓兔。所以眼波流转,明眸善睐,最是爱勾引男人呐。她说,去你的。情书写给谁的?我说,写给我心中的女神。她说,一个具体的人抑或是掌管天下才气的缪斯姑娘?我说,你说呢?她说,我不知道。或许两者兼而有之。我说,或许。她说,写作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说,一种偏执的疯狂。一种寂寞的自我审视与对话。将自己摆放在祭奠先人大哲牌位前,听着亘古洪荒中传来的各种声音,明白人的微不足道,让身体化作清风明月,也悲也喜,大悲大喜,然后无悲无喜。她说,禅味很重。不是所有的人能听得懂你的话。我说,无所谓。文字不可能取悦每一个人。它只在某个地方散发着光。你没看见并不等于它不存在。天空有着星星。当人学会使用天文望远镜时,看到平时肉眼所见不到的那些瑰丽,他们会欣喜若狂。她说,你这样说话未免太狂了?我说,我只是陈述事实。我还不是星星。只有死去了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天上的星。她说,你这说话的口吻与你说话的内容似乎有冲突。你不是无悲无喜了么?为何还记惦着成为天上的星星?我说,星星也会与草木同朽。她说,这不是废话吗?我说,不一样的。因为入微。这些文字,是有热量的,能让我觉得温暖,不再孤单,不必在寒夜里独自用左手握紧右手来取暖。它们像火焰跳动,帮助我确信自己曾经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这个世上存在过,并且从我认识到这一点伊始,重新获得爱与被爱的能力。她说,人如其文吗?我说,不一定。写作是一个过滤的过程。人品差的人也可能在写作时进入一种“神”的状态。她说,根据我的观察,你似乎非常渴望成名。你为名利写作?我说,我渴望成名,但并不为名利写作。“渴望成名”是一根鞭子,它会抽在背上,让我必须不停地往前走。名与利皆是无限的,“一举成名天下知”仅是一个诳语,大山深处的普通老百姓有几人知道诺贝尔奖?何况,天下不仅是空间上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她说,我见到不少人评论你。说你有郭靖那种“战士的责任重”的做派,又有杨过的孤傲,还有楚留香的做秀和李寻欢的孤独。这些品质使你一切行为的本质都只有一个,即,沽名钓誉。我说,或许是这样。但我并不大关心名利具体能带来什么。物质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名利,成为存在本身,人,这个神迹,反而沦落为被这种符号驱使的一连串大写或小写的字母,这让我时常感到羞耻。所以,对我个人而言,钞票只要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就可以了,我的生活又一向简单。钱多了,便是毒品,睛变会引起质变。虽然财富是一种荣耀,但对一个写字的人而言,过多的财富会吞噬掉他们那颗赤子之心。只有苦行僧式的长途跋涉才能抵达灵山。她说,灵山?它在哪?我说,是的,不在西方,不在东方,就在人们脚下。她说,你找到了?我说,我不知道。她说,我不明白。它到底是什么?你的话真让人费解。我都不晓得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了。我说,白天是男人,黑夜是女人。相爱了便吻,吻,也就有了黎明与黄昏。而所谓灵山,便也是这一个吻。明白了吗? 

  我弯下身,舌尖挑开她抿得紧紧的红唇。 

  (全文完) 

  后记 

  小说往何处去? 

  请原谅我的无知,至少它给了我说话的勇气。 

  (一) 

  小说已死,或者说躯壳犹在,灵魂已逝,尸臭味令人掩鼻。我无意具体对哪本小说作出分析与评论。那无异于一场强奸,我的个人意志将扮演那个蒙面黑衣大汉。这里有个悖论。我凭什么说小说死了? 

  任何一种分析与评论都得基建于某个可以量化的标准上,六十分及格,六十分以下不及格。六十分的标准由谁给出?我曾经说过,只有当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无法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时,在各意识形态相互犬牙交错,互相妥协的空间里,文学才有可能回归本原,形成一种较为客观、公允的标准,从而作出评价。但这还远远不够。评价时的理性逻辑往往会被非理性的力量所扼杀。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所有的这些话变成一篇文章后,结果却是荒谬的。整个过程类似把某篇小说扔在手术台上,再拿把刀子剖开它,从中掏出五脏六腑,然后说肝是好的,胃是坏的。这固然科学,的确能就某些器官分出好坏,但小说还是小说吗?小说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与人一样都有着精气神,它可能已经在现实世界出现过,但更多的只是在内心发生着,它有着喜怒哀乐,躁动、苦闷、绝望……而这些是日益占据统治地位,支配社会前进方向的科学目前所无能为力的。 

  还好,我们有参照物。有死去的卡夫卡、博尔赫斯、杜拉斯,也有活着的昆德拉、马尔克斯……他们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好小说的范本,更在于他们为我们这些呆在黑屋子里一向夜郎自大的人推开一扇扇窗户,并指出了屋子外的无限可能。路在草丛中蜿蜒,在棘蒺中葡匐,在风雨中曲折。他们站在路口微笑,手指着轮廓隐隐约约的青山。他们说,山那边或许会有海,他们还没有去,精力与时间也不足以让他们再进行这样的长征,希望我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有勇气走过去。路是人走出来的。停留在路上的人迟早要被时间巨轮辗作尘土。人会老、珠会黄,只有不停向远方走去的人才能给世人留下他的背影。 

  小说的意义与人活着的意义一样。若把现实世界里的形色光影视之为句与句、段与段,人其实就是活在一本小说里,起转承合,高峰浪谷,无一不默默契合。现实是妥协的结果,人创造了社会,又为社会的各种规则所羁绊,而小说唾弃规则,无拘无束,似天马行空,凤嗥九天。没有不可能。只要能想到,一切可能就可以生根发芽,长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草是绿的,静静地浮在云朵上面,一丛一丛。花开在手上,被风折叠着,像一只纸鹤。 

  (二) 

  前几天看了几本国内著名的文学期刊,又在书店翻了些名家新作。只能苦笑。说它们是小说,还不如称之为谋生工具更名副其实。这不是文人相轻,我也耻为文人。文人,顾名思义,有文化的人。对一个民族来说,各种政权形式与意识形态皆会不断产生、消失,如水面的泡沫。而文化却是水流本身。如果说有一天,某个民族的文化如玛雅文化般,忽然不见了,只留下一些痕迹供斜阳残照,游人凭吊,这个民族大抵也从这个世界上除名了。所谓文人本当是这水流中的一分子,不是其上面的泡沫,更不是泡沫上粘着的皮毛。他们的责任,一是把文化薪火相传,二是我以我血荐轩辕,将鲜血洒入长江大河,使那流经几千年时空的水流,能吐故纳新,容百川而浩荡。可惜现在的文人整日口口声声文化,多半却为权力与市场所奴役,不是一条对着根骨头狂吠的狗,就是一只围绕着主人膝盖撒娇的猫,再要么是一头发了情的猪。我无意为这些文人画素描像,也没有资格对他们说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亦有难言苦衷。或许等到某天,我也会成为其中一员,学会沉默与装疯卖傻,学会厚黑与三十六计。 

  还好,我仍在现在。一个转瞬已成为过去的“现在”。小说所要捕捉的就是这些“现在”里面的无数个很偶然的点,并加以放大或缩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说此刻的功能便是一台显微镜,将人们肉眼所忽略的,所看不见的一一显示出来。它为人们展现了一个细节的世界。风是这么吹的,叶子是这般飘落的,人是这么荒诞的。这种细节可以一直深入到原子里面,看见质子、中子,看见孤独的电子在一个虚无的空间中以怎么样的方式运转。 

  以我个人看来,天底下的小说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复制世界。还原真实,像一台照相机。它不给出意义,不管它是有意还是乏了此能力。笔调或冷或热,只是叙述着这个现实世界。有人名,有职业,有背景。故事有头有尾,情节有起有伏。“路易朗贝尔于1797年出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在一篇小说里就是这样开头,一切应有尽有,非常真实,没有任何问题。国内大部分小说多属此种,譬如池莉。我不太喜欢这种小说,写得再好,能超过巴尔扎克吗?当然,这种小说若能写至“入微”之境,确实值得喝声采。可惜现在这些作品给巴老当鞋垫都不配,况且人家是活在几世纪?这种小说多半还好看,因为与现实生活几乎雷同,有着较强的亲和力。人物鲜明,有阅读快感,易让读者上瘾。但坦率说,读这样的小说没有多少好处,反而会不断损害人的阅读能力,让人分辨不出好与坏,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正在干什么。因为人的感受力被小说滥用了。我不是危言耸听。这样的小说看几本经典名作也就够了。市面上层出不穷的这种新书所不同的仅是人名罢了,且远远没有生活本身来得精彩。不妨这么说,只要掌握一定的叙事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行之有效的训练是可以学会的,再把报纸上的一些奇闻花边怪谈大案等,用几个人物组织起来,拼贴几次,就能加工出一本看上去很不错的小说,不仅有稿费拿,若关系搞得好,评论家还会给冠上“写出真实生活的残酷”等高帽子。于是,居然也作家了。 

  二是试图解释世界。稍用点心,便能从小说中得出若干个哲学观点。或许作者本人并不持这些观点,每个读者阅读同一篇小说所得出的观点也都不一样,但这样的小说无疑告诉了人们另一种可能,一种超出日常生活经验的可能。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方法。经验的传递、分享反而居其次。这种小说能开启智慧的门。它并不很渴望去阐述什么,而是不断提问。提问方式多种多样,大致可归纳为,故事、意识流、文本三者。三者相互渗透,并无固定形式。当然,为便于人们的理解,它也是在某些已经具有固定涵义的概念下展开的。它不制订法则,不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如果说前一种复制世界的小说是客观的写法,人与人的关系是第一位的;这一种解释世界的小说则是主观的写法,人的内心是第一位的。先要去怀疑,而不是信仰。这种小说提问的语气也变幻多端,此刻巧笑嫣然,彼刻雷霆万均。没有现成的公式。法国五六十年代的新小说运动以及中国八十年代末的一批先锋小说家们也属于这种写作。余华的《活着》、马原的《拉萨的小男人》,王朔的《动物凶猛》等。不过当王朔成了一个公众符号后,他的提问方式就彻底丧失了个性,人人都会吼上几声我是你爸爸。 

  三是创造新世界。从小说的终极使命来说,小说家等于上帝。他不仅是文字中的“王”,更重要的是他带领人们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里。一切障碍可能无限大,同时又无限小,一根光线绽放出无数光线,每一根光线上都有一个天使在唱歌,歌声清澈,不仅得见水底的鱼,更可见天上的日月星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最接近这种写作的。这本小说就像书中提到的那床被单,能把人裹起来,飞到天上去。这种小说并不急于为人类的灵魂搭建一个诗意的栖居处,也不整日惶惶地寻找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它只是创造,如同上帝创造了世界。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人之所以自许为万物灵长,是因为人身上有神性。神因创造而存在,因安息日而沉睡,人同样如此。没有比创造一个新世界更令人激动,当一片叶子比一座山更重的时候,人们才会因为这样的大欢喜而真正热泪盈眶。只可惜自从大话西游后,后现代把粪便摆上艺术的殿堂后,人们已经习惯并喜欢把自己不当人看。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人们恣意挥霍着自己身体里的动物属性,抛弃了神性。毕竟肉体是沉重的,向下总比向上来得容易些。于是,神的光在人的身上渐渐黯然。这种伟大的小说也越来越稀少了。 

  (三) 

  小说已死。谁是凶手?有一些大家都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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