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底稿-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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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帮忙，于是有了内阁，清代将内阁虚置，另设军机处。内阁和军机处虽然干的都是过去宰相的事，但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从官制上讲，这些机构都是临时性质，人员都是从别的衙门中抽调过来的。所有人的本职都是原来的官，他们入阁或者入军机，本质上不过是给皇帝做幕僚，出出主意，打打下手，没有丝毫的专断处置之权。从工作程序上讲，有宰相的时候，各地公文先经过宰相，然后再报皇帝，宰相处理公务的时候余地较大；而内阁军机时代，所有公文先经皇帝，然后下发内阁与军机处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上面。所以，阁老与军机大臣非但与从前的三公不能比，就是与宋朝没了座位的宰相也比不了。赵普当宰相的时候，有时赵匡胤想要添置点东西，赵普不点头，就是什么也添不成。气得赵匡胤哇哇直叫，说我没做皇帝的时候，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现在做了皇帝，反倒不如从前了。
从明朝开始，这种宰相的风光就再也不能出现在内阁和军机处的大臣们身上了，倒是某些宦官可以有近似的威风。明代原本帮皇帝打点笔墨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皇帝的昏庸和懒惰，居然取得了代皇帝批奏折的“朱批权”，成了“立皇帝”。朝臣们包括内阁首辅和首席军机大臣，上朝议事只能“跪奏”，在朝堂之上，想站着说话必须有皇帝的恩准才行。皇权的地位，在臣子们的“五体投地”中达到了最高点。
女祸与女主
女祸是中国历史上为正统的史学家所痛心疾首的事情。一般来讲，女祸，大多是指人主为女人所惑，以至干了许多倒行逆施，自己祸害自己的事；比如商纣之于妲己，周幽之于褒姒，夫差之于西施等等一长串帝王和宠幸的女子。好在人们很快就已经知道了，这种所谓的女祸，不过是为蠢男人和昏男人开脱的一种借口，所以渐渐地高唱女祸论的人少了起来。只是老百姓抓住不放，依然是坚定的女祸论者，民间戏剧里的“王帽子”（帝王）每每被西宫娘娘迷得五迷三道的，每每拿忠臣开刀。
然而，虽然将板子全都打在女人的屁股上，并不很让人信服，但认为女人低能和道德低下的成见，至少在传统社会里还是很有市场的。由于巫术思维的作怪，人们甚至还认为，女性掌权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实际上，这种成见是维护父系宗法制度的一种必然的社会意识。在任何社会里，只要某种社会意识足够地根深蒂固，那么它自然就会变成一种人们行为的根据。在传统政治制度的选择中，人们一直非常注意避免女人进入政治中枢，尽可能不给女人在政治结构中留下任何位置。
但是，所谓人类毕竟是由男人和女人两大部分组成的。女人的地位无论再怎么低，她们也是整个社会人群的一半，所以，无论男人们怎么样煞费苦心，也没法完全堵住女人介入政治的渠道。皇帝的妈和皇帝的老婆都是女人，当皇帝怕他妈（也可能有俄底浦斯情结）或者怕老婆（包括小老婆）的时候，或者特别喜欢他妈和老婆时，女人干政恐怕就不可避免了。自汉以后，历朝代都宣称以孝治国，以至于炮制出了《孝经》和《二十四孝图》。当老皇帝早死，小皇帝年纪尚幼，或者即使年纪不小但性格懦弱时，如果正好赶上皇帝的妈又有足够的政治野心，事情就非麻烦不可。当妈的非要出来说三道四，碍于“孝道”的大帽子，谁也拿她没辙。传统的政治制度规定不许女人干政，但却没有，也没有办法规定，一旦女人以皇帝的母亲面目出现干政的时候，做儿子的应该怎样制止她。汉武帝曾经采取了一个非常残忍的下下策，每立太子的时候，将太子的亲生母亲杀掉。这个一直让许许多多冬烘的老先生称道的举措，实际上残无人道之极，那个被处死的钩弋夫人之所以要死，只因为她为皇帝生了一个让他还满意的儿子。这样做，实际上给儿子留下了一个孝道上的大难题，杀母的仇人是父亲，一个孝字掰成两半，怎么想怎么做都是错。大概由于这种原因，后来的君主再也没有勇气效法前贤（晚清痛恨西太后的稗史“史官”，竟然说咸丰也有过效法汉武帝对付钩弋夫人的遗诏，虽然说得解气，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太后临朝也就蕃衍不绝。东汉孝道讲得最凶，太后临朝称制的也最多。
至于由于皇帝怕老婆而导致女主当家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确实轰轰烈烈地存在过。隋文帝害怕独孤后，不惟在女色方面缩手缩脚，国家大政如果人家想干涉的话，他老兄也得听几句；小儿子把大儿子从太子宝座上挤掉，据说就有皇后的功劳，因为独孤后特别讨厌男人有新宠，而太子恰恰过不了美人关，于是小儿子就如是这般地在老妈面前下蛆。当然，比起唐高宗李治来，隋文帝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怕老婆怕得不够水平，人家武家大小姐做皇后的时候就敢跟皇帝平起平坐，并称“二圣”；丈夫一伸腿，居然连国号都改了，自己做了皇帝，让以后的所有大男人都忘不了她。
女人干政好不好，如果按传统当然不是好事，书云：“牝鸡司晨，惟家之索。”说女人干政就跟母鸡打鸣一样，是不祥之兆。当然，这只是男人为维护男权统治的一种借口，其实没那么回事，那些著名的女主像吕后、武则天，都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不寻常灾祸。女人干政治虽说不见得比男人干得更好，可也未必就比男人更差。至少，我们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历史上，最昏庸最残暴的统治者并不是女主。太后临朝也不尽是目光短浅的妇人之见，历史上也不乏为人为政都不错的太后。比如东汉章帝时的马太后，留给后人的口碑就相当好，在后世的史家看来，她甚至比章帝这个大男人要高明得多，也贤明得多。问题是，女人在政治上的作为，实际上是与男人无法类比的，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两者根本就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岂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那个时代的女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对于绝大多数而言，几乎是等于零，有“为祸”朝政可能的，也就是数量非常少的那一群人。而这些人挣得到这种地位，恐怕有相当的因素在于其容貌和风姿，凑巧才干、智慧和机遇外加容貌都非常出色的那么几个脱颖而出，怎么可能与浩浩荡荡的帝王将相衮衮诸公相比呢？尽管如此，出了一个武则天，也够让男人吓一跳的了，而且这一跳一直到今天还在颤动。
应该说明的是，无论是太后临朝，还是女皇帝出山，都丝毫不意味着女人地位的提高，甚至都不能说是女人真正意义上的主政参政。她们不过是以男人的方式，按男性世界的规则来进行统治。有些太后的背后实际上还有许多男人（外戚，即她们的娘家人）在操纵。如果不按着男人世界的规则行事，那么她们连一天也统治不下去。其实她们这样做也并非有意为之，只是一种无形压力下的惯性动作，连号称雄才大略的武则天也不例外。武则天自己当了皇帝，也的确把自己当成了皇帝，而且是当成了男性皇帝，她不仅在上朝时要像男性皇帝一样发号施令，在后宫也要如男性皇帝一般地享受，包括性的享受。当臣子对她的性生活提意见时，她绝无一般女人一触即跳的暴怒，而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因为一个男性好皇帝也会允许臣下就这方面的事进谏的。如果不是掉进了男性规则的陷阱里不能自拔，聪明如许的武则天怎么会在继承问题上死活想不开，硬是让“居心叵测”的大臣们给绕了进去。传给武家人吧，虽然“皇姓”传下去了，但那只是自己的侄子，非亲生骨肉，世上断没有祭祀姑姑的道理；传给自己的儿子吧，自己倒是可以安享血食，可大周的天下就又姓李了。真是两难。其实，只要换一个思路，这种所谓的两难就根本不存在了，把皇位传给女儿，然后让她姓武，以后世世代代都按母系传承，如此大周也保住了，武家天下也可以延续了。当然，在整个中国都是父系世界时，就她这一家这么干，即使贵为天子，也势单力薄，无力回天。况且，武则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这一层。男性规则的逻辑已经将所有女性套牢了，即使聪明如武则天，也跳不出来。
翰林与弄臣
在中国古代社会相当多的时间里，翰林一直是个令人羡慕的头衔。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金字塔的最后一层殿试，凡是名次靠前的都要入翰林。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按例成为正式翰林，即翰林院修撰与编修，其余的则是见习翰林，翰林院庶吉士。只有极少数的人殿在三甲，却因朝考优异也被选入翰林的，比如曾国藩，还有鲁迅的祖父周福清。
翰林的官衔并不大，除了少数几个侍读学士和侍讲学士是五品之外，其余的概为“七品芝麻官”。但是翰林很牛气，一是表现在“面”上，做了翰林，虽然只七品也可以挂朝珠，著貂褂，而其他的官只有到了五品方有资格挂珠，三品才可以著貂褂。二则是实惠——升迁特快，前程远大。翰林外放（出京做地方官）被称为“老虎班”，升得特别快，一般正式的翰林经过京察之后，可以直接以七品知县升为四品的知府；几年功夫，如果不出意外，就可以爬到省一级的按察使或者布政使，进而独当一面的巡抚和总督。就是见习翰林，考试不合格而外放出京，升得也比一般进士快一些，因为那些由翰林出身的大员总会对他们高看一眼。就是留在京城的，虽然比起外放的人升得慢一点，但只要一进太子詹事府（明代有实事可做，而清代由于不立太子，所以没有具体事务，但机构仍存），用不着“下放锻炼”，几年功夫就可以直接升为各部的侍郎（副部长）和尚书（部长），绝非其他出身者所敢望其项背。翰林出身的人不仅在官场上升得快，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只有他们才有望爬到最高层。明代的中枢机构内阁的前身，就是帮朱元璋办事的几个翰林，所以后来非翰林出身的人一般就入不了阁。内阁是明代的最高决策中心，能混上“阁老”，是有明一朝做官的人人都巴望的事情。清代的内阁虽然没有实权，但入阁者地位却最尊，所以人人都看着眼热。同样，不是翰林出身，也入不了阁，而入不了阁，死后的谥号，就加不上个“文”字（清代）。清代大概只有左宗棠一个例外，以举人的身份入了阁。近代大大有名的几个人物，像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之所以被称为林文忠、曾文正、李文忠，就是他们都出身翰林，而且有大学士的头衔。而且事实上，清代的实际中枢机构军机处里，满人除外，汉人军机不是翰林出身的也非常少。
翰林还有两个非常的机遇，是其他出身的人所巴望不上的。一是可以教皇子们读书和陪皇帝读书，前者实际上成了皇家的“西席”（私人老师），在对“师道”颇为看重的古代，显然地位非比寻常；后者等于皇帝的清客或者幕僚，地位虽说不高，但是总在皇帝身边，不论大事小事都能说上话。清代翰林如果挂上了“南书房上行走”、“上书房行走”的头衔，不亚于一步登天，成为可以接近皇帝的“秘书”，只要对应得当，不愁日后没有高官可做，大轿可乘。清代自打康熙起，皇帝读书的地方南书房就是一个隐型的决策中心，进到里头“行走”一番，自有无穷的好处。翰林的第二种机遇是被派出去当各省乡试的主考和副主考，或者出任各省的学政，主持一省的学校事务。这种差事，实际上是掌握了读书人能否进入士阶层的大门的钥匙，进了门（中了秀才）能不能参加乡试，他也说了算。凡是得了这种差事的人，都尊荣得了不得，主考副主考是皇帝的钦差，各地官员迎送必须是最高规格的；学政虽然品级不高，有的地方甚至就是翰林编修直接去做，但是官虽仅仅七品，到任时总督或者巡抚得亲自迎接，因为他们做的是最清高的学务大事。平时省级官员议事，学政与督抚平行，知府以下均对之持属员之礼，尽管这些人可能都比学政官阶高。因为学政虽然不是名正言顺的钦差，但却被视同钦差。获得这种机遇的翰林，由于干的是主持考试选拔人才的活计，所以凡是由他们选拔出来最后又登第的科甲之士，都算是他们的门生。以后门生出息了，互相标榜，水涨船高，个人的势力就起来了。
在那个时代的官场上，以上诸多好处中哪怕只有一项，也会令人趋之若鹜，更何况一下子有这么多。所以，凡是抱定学而优则仕的人，莫不以进翰林为荣耀，进了翰林，就意味着文理优长，才干卓著。做翰林，不仅意味着今日的清要，而且预示着他日的显贵。然而，翰林这个官衔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光景却大不一样。翰林始创于唐玄宗，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一种官衔，而是一种行政系统以外的差遣，不讲官阶，更没有官署，说白了就是陪着皇帝玩的，因此当时叫翰林待诏或者翰林供奉。唐朝诗风大盛，从王公贵胄到市井歌妓，人人都喜欢吟诗作赋，皇帝自然也不例外。是真的爱好也罢，附庸风雅也罢，找几个诗做得好的人在身边，总是件赏心悦目的风雅之事，所以，翰林中文学之士占了很大比重。大诗人李白就干过这个“买卖”，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位下凡的“太白金星”的种种传奇故事，如李白趁着酒劲让高力士脱靴，叫杨贵妃捧砚之类。是不是真有这样牛气，现在已经无从查对，不过，就算有过类似的事情，大概也是喝醉了仗酒胆干的，醒了以后肯定会后悔。有材料说，有次唐玄宗在便殿开宴，冷不丁地问李白：“朕与天后（即武则天）任人如何？”李白答道：“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马屁拍得也可以。李白尽管已经屈尊拍马屁了，但是他所梦寐以求的济世安民、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唐玄宗还是一件也不让他沾边。他所能干的，无非是写点新诗给皇帝看看，或者像歌德一样，给普鲁士国王改诗——“洗脏衬衣”。最后李白也急了，“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恃才傲物过了头，结果自然是“赐金还山”，走人完事。
翰林供奉也并不仅仅只有文学这一类，玄宗时有个叫王如ND253的人就“以伎术供奉玄宗”，居然得宠而为女婿求进士及第，玄宗甚至还答应了，只是被主考官挡住了，才没得逞。这个所谓的“伎术”，可能就是魔术杂耍之类的东西。看来，当时所谓的翰林供奉，凡是能让皇帝老儿开心的人都可以列入。李白虽然诗名满天下，但是在唐玄宗那里，其地位和汉武帝跟前的东方朔差不多，一介弄臣而已。正因为如此，李白才可以偶尔放肆一下，皇帝也不会跟他较真儿，从来弄臣都有说话出格的“特权”。看来翰林这种不是官的差使，之所以能够出世，就是因为唐玄宗这个“太平天子”当得太腻，需要找各色人等解闷开心。《新唐书·百官志》云：“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下至卜医伎术之流，皆直别院，以备燕见。”这里的“燕”就是燕飨，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吃喝玩乐。也就是说，平时，这些人得“时刻准备着”，皇帝每到想乐一乐的时候，就把这些人召来，雅一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