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毛泽东与蒋介石-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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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被袁世凯勒令解散。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东京驻地精养轩成立中华革命党，出任该党总理。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就是原先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处于秘密活动状态，外界仍称之为国民党。于是，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又改组中华革命党，称中国国民党——在国民党之前加了“中国”两字，以示区别于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国民党。该党以孙中山为总理，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如此这般，中国国民党倘若追溯其源，可从一八九四年的兴中会算起，比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要悠久得多。不过，倘若仅就中国国民党正式成立而言，则只比中国共产党早两年而已——正因为这样，中国国民党的“一全”大会反而比中共“一大”迟了近三年。
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不论外界或中国共产党自己，都用这一简称。至于“共党”，则是后来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有”简称——中共自己从不称“共党”，虽说“共党”一词似乎并不含贬义。
中国国民党倘若依照“中共”那样简称，那就成了“中国”了，与国家之称“中国”混为一谈。照理，应简称为“中民”，但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已有了国民党，也就习惯地简称为国民党——虽说这一简称不甚准确，因为别的国家也有国民党。
据蒋介石自述：“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七年，经陈其美介绍，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正因为这样，蒋介石说：“我是二十一岁入党。”那一年，蒋介石正好虚岁二十一。在蒋介石看来，加入同盟会，亦即加入国民党。
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由陈其美的盟兄弟张人杰监誓，蒋介石在上海秘密加入了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那时，孙中山正在筹建中华革命党，至翌年七月八日才正式成立。蒋介石成了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蒋介石在加入中华革命党之后一个多月，由上海来到日本东京，由盟兄陈其美介绍，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如其自述：“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此处他所说的依然是虚岁，而总理则是指孙中山——国民党人习惯于称孙中山为总理，诚如共产党人习惯于称周恩来为总理，只是一个为党的总理，另一个为政府总理。
在国民党内论资历，蒋介石当然比不上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那一批元老，不过也不算浅。照理，当选国民党“一全”代表，蒋介石是够资格的——他已是入党十七年的老党员了。然而，在长长的代表名单里，居然没有“蒋中正”三字。如果他“避居”在老家溪口，目不见也罢，此时此刻他却应召前来广州，眼前晃来晃去的身影皆是“一全”代表，蒋介石的心中未免不是个滋味。就党内地位而言，蒋介石显得太低了！最使蒋介石不悦的是，由孙中山指定的浙江代表杭辛斋，名列浙江六名代表之首，因病缺席（杭辛斋在大会期间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去世，“一全”大会致电哀悼），孙中山宁可空其席位，也未让蒋介石替补！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毛泽东春风得意进入国民党高层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自一九二六年起称中山大学。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四天——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一月二十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九时，当孙中山穿着有七颗纽扣、四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日，今天是民国十三年的一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卷，四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孙中山发表演说之际，他的身后悬着中国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旗。大会刚开幕，他便领着代表们向党旗三鞠躬。这党旗是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由会员陆皓东设计的。那蓝色象征青天，正中为白日，向四周射出叉光。最初，叉光的数目多寡不一，由孙中山定为十二叉光，既象征十二干支，又表示十二时辰。黄兴以为青白两色之旗不美，后来孙中山建议加上红色，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红、蓝、白三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在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决定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后来则定为中国国民党党旗。开幕式那天，一百六十五位代表和六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三十九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一百四十号席上的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五人，由总理指派。”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十九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三十九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七项议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此后，这位“三十九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大会的高潮是在一月三十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名列于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中央执行委员共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辏АⅠ瘛⑻菲缴健⑹嘌簟⑿芸宋洹⒗钍爻！⒍骺税屯肌⑼醴ㄇ凇⒂谟胰巍⒀钕ｃ伞⒁冻鳌⒂谑鞯隆！ �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十七人：
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在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三名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守常、于树德。
在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达七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内中林祖涵（林伯渠）当时是中共秘密党员，尚未公开身份（他在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二一年经陈独秀、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中央候补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国民党比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党员已达八千二百一十八人。但是，国民党组织庞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五百，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够“红火”的。一九六三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时五十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的结束。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七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二十八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便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一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复，他就打道回府，到老家溪口去了。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了。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于是我逃到广州。”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五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意……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四十四号，那里是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是秘书。这秘书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这秘书都遇到了麻烦。
在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在那些元老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毛头小伙”而已！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叶楚伧的排挤。叶楚伧常被人们误以为姓叶，其实他姓单名叶，字行，别字小凤，江苏吴县人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虽说叶楚伧只比毛泽东年长五岁，但他早在一九○八年便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二年在沪创办《太平洋日报》。一九一六年，出任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与邵力子合办）。国民党“一全”大会之后，他作为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他处处为难秘书毛泽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乃中共党员、“跨党分子”。叶楚伧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去世后，叶楚伧便参加了邹鲁、谢持召开的西山会议，公开亮出反俄反共之旗）。自然，毛泽东在叶楚伧手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等共同署名）：“上海执行部自八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四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六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东共同签署。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病症始于此时。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特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在他失意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