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红色的起点-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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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了（起初每期只印一千本）。”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三二页，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独秀独挑重担，《青年杂志》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了创刊号。　　　　
　　　　陈独秀写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向青年们提出六点见解：　　　　
　　　　一、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陈独秀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以为科学与人权（民主）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这样，《青年杂志》一创刊，就高高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旗帜鲜明，思想活跃，文锋犀利，切中时弊，很快就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发行量扶摇直上。　　　　
　　　　一年之后，《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改名的原因，如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所述：“我还记得，我的大叔说过，是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群益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想不到‘因祸得福’，《新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宗教气十分浓厚的周报更一日日的背道而驰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后，其名声更加响亮，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新青年服务。《新青年》“一枝独秀”，使陈独秀声名鹊起。　　　　
　　　　


第二部分：前奏蔡元培“三顾茅庐”

　　　　北京，离天安门不远处的西河沿，一家中等的中西旅馆。清早，一位年近半百有着绅士风度的人物，内穿中式对襟袄，外穿呢大衣，一副金丝边眼镜，长长的山羊胡子，前往中西旅馆，探望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他还没起床吧！”茶房答道。“不要叫醒他，不要叫醒他。”来客用浙江绍兴口音连连说道，“请给我一张凳子，我坐在他的房间门口等候就行了。”六十四号房间的旅客是一位忙碌的人物，白天不见踪影，夜间又要看戏，迟迟才归。唯早晨贪睡晚起。那位访客来过几回未遇，索性一大早起来，在房间门口坐等。　　　　
　　　　那位忙碌的旅客非别人，陈独秀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同车离沪赴京，为的是在北京为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那位坐在门外静候的人，比陈独秀年长十一岁，当年名满华夏。此人来历不凡，清朝光绪年间（一八九二年）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位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义帜，于一九○四年任革命团体光复会会长。翌年，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此后，袁世凯当权，他愤而弃职，游学欧洲。回国后，于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此人便是蔡元培。蔡元培深知单枪匹马赴任，难以驾驭那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北京大学。这所由创建于一八九八年的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最高学府，封建余孽颇为猖獗。那辜鸿铭居然拖着长辫子走上讲坛，那刘师培言必称“孔孟”……蔡元培思贤若渴，寻觅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作为新兴北京大学的栋梁之才。　　　　
　　　　在这个当口，蔡元培见到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尔和早在一九○二年留学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相识。汤尔和当即推荐了陈独秀——尽管汤尔和后来跟陈独秀并无多少来往。汤尔和是从《新青年》杂志上识得陈独秀的才气，因此把十多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在上海，蔡元培与陈独秀有过一面之交，他们都是暗杀团成员。此后多年没有交往。这时，蔡元培读了《新青年》，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事有凑巧，陈独秀到京后，曾去北京大学看望过沈尹默。沈尹默把消息告诉蔡元培。蔡元培得知陈独秀来京就赶紧前往拜访。就在蔡元培获得北京大学校长正式任命的当天上午，蔡元培就去中西旅馆看望了陈独秀。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孑民（引者注：蔡元培号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如此“道貌温言”，又如此亲自上门敦请，陈独秀却未肯答应下来！蔡元培简直如同那位“三顾茅庐”的刘备一般，一回回光临中西旅馆，只是难得一遇陈独秀。干脆，他一早前来坐等！至诚则金石为开。陈独秀启开房门，见蔡元培已在那里静候，大吃一惊，连声道：“失敬，失敬。”“仲甫先生，孑民今日仍为聘请之事而来。”蔡元培进屋刚刚坐定，便道出来意。“谢谢先生好意，只是仲甫才疏学浅，难以担此重任——日前曾再三说明。”陈独秀仍重复二十六日上午说过的话。“先生有何难处，望直言。孑民愿尽力为先生排忧解难。”蔡元培真诚地说道。沉思了一晌，陈独秀说出了心里话：“仲甫再三推辞，内中有两个原因。”“愿闻其详。”蔡元培双目注视着陈独秀。“第一，仲甫从未在大学上过课，既无博士头衔，又无教授职称，怎可充当堂堂文科学长？”陈独秀说道。“先生可以不开课，专任文科学长。”蔡元培为之排遣道，“至于教授职称，凭先生学识，完全可以授以教授职称——待先生进北大之后，当可办理有关教授职称手续。此事不难。”“第二，仲甫身为《新青年》主编，每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陈独秀又说出另一原因。“此事亦不难解决。先生可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大来办！”蔡元培主意真多，又为陈独秀解决了具体困难。他说：“北大乃人才济济之地。先生到北大来办《新青年》，一定比在上海办得更有影响。”这下子，陈独秀心中的忧虑顿时烟消云散，面露笑容。“先生答应啦？”蔡元培问道。“我回沪后料理好杂事，即赴京就任。”陈独秀爽快地说道。“一言为定！”“一言为定！”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握毕，陈独秀却又道：“文科学长之职，我只可暂代。我推荐一人。此人眼下正在美国。倘若他返回中国，即请他担任文科学长。此人之才，胜弟十倍。”“先生所荐何人？”蔡元培赶紧追问。“胡适先生！”陈独秀道。“久闻适之先生大名。倘若仲甫先生代为引荐，适之先生归国之后能到北大任教，则北大既得龙又得凤了！”蔡元培兴奋地说道，“当然，文科学长一职，仍由先生担任。适之先生可另任新职。”“不，不，文科学长一职，只是此时无人，弟暂充之。”陈独秀谦让道。就在这次中西旅馆晤谈后十来天，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三日，蔡元培向陈独秀发出由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兹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令。”一月十五日，蔡元培校长签署的布告，张贴在北京大学：“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琪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消息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热烈欢呼，遗老遗少不以为然。既然任命已公之于众，陈独秀也就在一月下旬赴京上任。北京大学原在北京地安门内马神庙，自一九一六年九月起在北京汉花园另建新校舍。汉花园即今日的沙滩。陈独秀被安排住在与汉花园只一箭之遥的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那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　　　　
　　　　


第二部分：前奏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1

　　　　陈独秀行魂未定，便有人敲门。开门相见，两人哈哈大笑。　　　　
　　　　来访者乃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他的儿子钱三强后来成了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钱玄同是文学理论家、文字音韵学家，当年在日本时与鲁迅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章太炎即章炳麟，一九○四年曾与蔡元培发起组织光复会。　　　　
　　　　钱玄同跟陈独秀一见面，便旧事重提：“仲甫兄，还记得吗？光绪三十四年，我在太炎先生隔壁房间里，跟黄季刚聊天。忽听见有人在跟太炎先生谈话，用安徽口音说及清朝汉学家多出皖苏。黄季刚听着听着，便火了，用一口湖北话大声说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隔壁之安徽人，闻言大吃一惊。这位安徽人，如今居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哩！”两人相视，又一阵哈哈大笑。　　　　
　　　　陈独秀亦深谙训诂音韵学，曾被章太炎视为畏友。他跟钱玄同都擅长此道，又是旧识，何况思想同趋激进，相见甚欢。　　　　
　　　　不言而喻，钱玄同加入了《新青年》阵营。　　　　
　　　　钱玄同前脚刚走，又一位教授后脚踏了进来。此人也是在北大文科任教，擅长旧体诗词，又擅长书法，尤以行书著称。一个多月前，陈独秀和汪孟邹来北京时，陈独秀曾特地去北京大学拜访此人——沈尹默。蔡元培知道陈独秀抵京，那“信息”便是从沈尹默那里得到的。又是相见哈哈大笑。陈独秀拍了拍沈尹默的肩膀道：“想不到，老兄的名字已小有名气了！”“仲甫，你那‘字俗入骨’一句话，我迄今还时时不忘！”沈尹默笑道。　　　　
　　　　沈尹默跟陈独秀相识，也有那么一番趣事：那是一九一○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堂担任历史、地理教员。同校有个教员叫刘季平（又名刘三），喜爱文学，跟陈独秀过从颇密。一天，陈独秀在刘季平家，看见墙上新悬一纸，上写一首五言诗。陈独秀精于旧体诗词，当即吟诵一番，细品诗意。陈独秀指着诗末落款问道：“这个沈尹默，何许人也？”“我的友人沈士远之弟也，排行第二，又唤沈二。”刘季平答道，“前几天士远和他一起来寒舍饮酒，几盅下肚，沈二诗兴大发，口占一首五言诗。翌日，他又将诗写在宣纸上送来，要我指教。仲甫兄，你精熟诗词，请你不吝赐教。”“这位沈尹默先生住在何处？”陈独秀道，“我当面跟他说。”　　　　
　　　　“也好，也好。”刘季平把沈尹默的住处告诉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往访沈尹默。刚刚迈进大门，便喊道：“沈尹默先生在吗？”“在下便是。”沈尹默赶紧起身相迎。　　　　
　　　　“我叫陈仲甫。”陈独秀跟他一见面，便大声说道，“昨天我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其字俗入骨，可谓‘诗在天上，字在地下’！”沈尹默闻言，双颊顿红。他从未遇见过如此直爽的人，那火辣辣的话使他很不自在。受陈独秀深深一刺激，沈尹默痛下决心练字。他跟陈独秀三天两头相聚，陈独秀不仅做诗，还写篆字给他。从此沈尹默刻意钻研书法，先学褚遂良，后遍习晋唐诸名家，对苏轼、米芾、黄庭坚也多有留心，心悟神通，倡导以腕运笔，自成一家，博得书法家之美誉。　　　　
　　　　如今，陈独秀前来北京大学任职，沈尹默又像当年在杭州一样与他朝夕相聚。沈尹默自然也成了《新青年》编辑部的一员猛将。　　　　
　　　　陈独秀进北大之际，刘半农亦应聘担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用现今的话来说，刘半农属“自学成才”的人物：他出生于长江之畔的江苏省江阴县，那里的黄山要塞炮台遐迩闻名。刘半农之父刘宝珊乃一介寒士，生三子，刘半农居长。次子刘天华是中国二胡泰斗，亦是靠自学而步入音乐圣殿。刘半农只读过中学，此后做中华书局的编辑员，靠着自学而使学问渐丰。　　　　
　　　　从一九一六年起，刘半农便投稿于《新青年》，跟陈独秀有了文字之交。陈独秀来到北大，便提携刘半农出任预科教授。于是，刘半农亦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　　　　
　　　　刘半农因无高深学历而任预科教授，曾在北大受到猛烈攻击——其真正原因是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新思想文章。后来刘半农于一九二○年留学英法，获法兰西国家文学博士，此是后话。就在陈独秀进入北大后半年，经他联络、推荐、聘请，那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胡适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授，使《新青年》又添一员虎将。胡适原名洪骍，后改名适，字适之。他的父亲胡传是安徽绩溪人，清朝贡生，做过地方小官。胡传曾把安徽茶叶贩到上海，在上海川沙县开了一爿茶叶店，于是胡家落脚上海。　　　　
　　　　胡传元配早亡，无子嗣。继室曹氏，生三子四女。曹氏死于战乱。胡传四十八岁那年，娶年方十七的农家姑娘冯顺弟为填房。翌年——一八九一年，冯顺弟在上海生下一男孩，这便是胡适。　　　　
　　　　胡适在二十岁那年，赴美留学。他最初学农，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两年后，又改修哲学。二十四岁，获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然后，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学位。　　　　
　　　　


第二部分：前奏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2

　　　　一九一七年五月，胡适参加博士学位考试，被评为“大修通过”（但未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六月离美。七月抵沪探母。八月，赴北京大学就任哲学研究所主任兼文科教授。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伊始，汪孟邹便将杂志寄给了胡适。于是，胡适从美国源源不断寄来文稿，后来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　　　　
　　　　陈独秀刚刚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职，便给胡适去函：“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归国之心。胡适到来，理所当然，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就在胡适步入北大校园几个月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一颗耀眼巨星也进入北大。此人便是“北李”——李大钊。那时，章士钊辞去北大图书馆主任之职，力荐李大钊继任。于是，“北李”、“南陈”同聚于北大，共商《新青年》编辑之事。　　　　
　　　　就在《新青年》不断添翅增翼之际，钱玄同又从北京宣武门外冷寂的古屋里，把一个埋头抄碑文的人，拖进了《新青年》的轨道。此人出手不凡，在《新青年》上头一回亮相，便甩出一篇《狂人日记》，使旧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那年月，同乡的概念颇重，北京城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同乡会馆。绍兴会馆坐落在北京宣武门外。据说，那里院子中的一棵槐树上，吊死过一个女人，所以无人敢住，倒是一个剃着板刷般平头的绍兴汉子不信鬼，独自在那儿下榻。他图那儿清静，又不用付房租，就在那儿终日抄录古碑文。地点冷僻，况且抄碑者心似枯井，与外界极少来往，几乎没有什么客人惊扰。只有他的一位穿长衫的老同学，偶尔光临。他俩在日本曾同为章太炎门生，所以攀谈起来，倒也投机。　　　　
　　　　这位来访者，便是《新青年》编辑钱玄同。那位抄碑者姓周名树人，后来以笔名鲁迅著称于世。　　　　
　　　　他俩曾有过一番看似平常却至关重要的谈话。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这般描述：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