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记忆:中国百年历史的民间读本-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挂晕鞘裁慈艘鋈ァ胺奖恪保胛室簧撬什怀錾簦馐蔽也啪醯糜械悴欢跃ⅲ歉龅乖谖疑肀叩娜耍耸币菜剖呛傲艘簧Ｋ婧蟮氖虑椋揖鸵坏阋膊恢懒耍一柝使チ恕！ �
我又一次体验生命离我而去，仍然是非常平静，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点恐惧，只想继续睡下去，舒舒服服地睡下去。
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一阵寒风吹醒了我，我用力地睁开眼睛，仰面看见了天空。奇怪，我不是睡在房里的吗？怎么就看见天空了呢？再看看，自己竟然光着身子躺在院里，许多人围着我，正在给我做人工呼吸。
“活了，活了。”身边的人看见我睁开眼睛，大声喊了起来，这时，我才明白似是我死过去了，可是我是怎么死的呢？我还是不明白。
“好险呀！再迟，就没有希望了。”身边的人感叹地说着。
慢慢地回忆着，我想起自己昨天晚上睡觉前的事情，大家砌了暖炕，然后老石说他要看看炉火弱了再睡，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再想，想起有人倒下去的声音，这时，我才突然想到，我可能是煤气中毒“死”在房里了。
事后人们才告诉我说，当时室内的情景好怕人，老石躺在地上，那个倒下去的人就是老石，他睡的晚，煤气中毒的程度比大家轻，他要出去小解，站起来就跌倒在炕上了，他还大喊了一声，这样才把隔壁房里的人们惊醒，大家跑出来，踢开了门窗，正看见房间里的10个人都没有知觉了。
马场长和队长们也跑来了，为没有发生意外万分庆幸，马场长还嘱咐了好多事，要队长们照顾好这些病号，几个医生又对每个人做了检查，说是大体上恢复了，没有太严重的病人，这时大家才放下心来，说是还要呼吸些新鲜空气，又让我们在院里躺了一些时间。
天亮之后，我们才一个个地爬起来，走进房里，躺在土炕上，就是感觉身上没有力气，也没有痛苦的感觉，就是觉得累，累得人就象是往下陷落。好在农场里的空气轻松了，食堂还给病号们送来了面汤，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感动得人心里热热乎乎的，我当时就想，若是都把人当人看，世界该有多好呀！
几年的时间，我三次经历过死亡，第一次是在挖河工地，第二次是我自己不想活了，在河面上自己砸冰洞，第三次，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感觉地失掉了知觉。好象看过一本什么书，一个罗马暴君，极想知道人们死亡时的感觉，他就一次一次地让他的臣子们去经历死亡，有的人真死了，没有向他述说死亡时的感觉，有的人没有死成，向他述说的死亡感觉他又不相信，一直到最后，他的臣子怕一个个都被他送进死亡，大家串通一气，在一天晚上把他杀死了，临死之前他才亲自体验到死亡的滋味。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把死看得非常可怕；许多伟大的人物把他人的死看得极是轻松，一个人越是伟大，也越是对他人的死无动于衷。反右的时候死过人，后来才知道这些人的死没有引起一点怜悯，还可以非常轻松地说“又要死人了”，怎么死人就这样无足轻重呢？是的，中国人多，死一个人无所谓，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死，就是世界永远的消失，珍爱生命，是人的美德。
惧怕死亡是人们善良的天性，无视生命才是一种罪恶。
…………
在农场关了4年，一直到1963年，全体右派学员离开农场，大汽车把上百人送到天津河北区区委统战部，统战部的部长姓马，在区委大院里“迎接”大家，什么话也没说，就让这些人进了大礼堂，也没有人送水，也没有说是如何处置，就是坐在房里等，一直等到下午，也还是没有消息，大家说可能是正在研究如何安置这些人呢。
已经快到晚上了，统战部长才出来，他显得比马场长和善多了，说话的声音不可怕，他“欢迎”大家回到市里来，过去有些做法不合适，改造的进度也太慢了，中央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劳动几年就回到社会来的，可是拖了这么久，实在也是不尽人意了。如今连战犯们都放得差不多了，怎么右派就这样难解决呢？在农场这许多年，没有给几个人摘帽子，这件事还是要统战部门来做。
统战部长对大家说，马上回原单位，有许多工作还没有做好，统战部在郊区温家房子有一个干校，叫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大家先到那里去学习，时间定为3个月，经过3个月的学习，凡是改造好的右派，一律摘掉帽子，就是改造上有进步的右派，也摘掉帽子，总戴着这顶帽子也不是事。最后，部长说：“希望大家都能以革命干部的身份重新出现在社会上。”统战部长的话，使许多人感动不已，大家心想，总算从农场熬出来了，没有死在里面，还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这真是党的温暖了。
看来我也有摘帽子的希望了，我这个人就是只能随大流，在任何地方我都不可能是最好，也不会是最坏，在农场几年我没有受过一次表扬，没有立过一次功，没有当过一天的班长或是生活委员，也没挨过批斗，没被当做典型，队长们从来没有找我谈过话，严格说起来，我属于那种平平常常不被人看重的右派，再加上我还有一个“胡风分子”的身份，农场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我，这样我就被搁在一边了。
对于摘掉右派帽子以后的生活，我想得极是浪漫美丽。我想我才只有23岁，总不能就这样一辈子下去，也许我还能做点什么。我想写作，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社会主义，我还想把外文学好，有机会翻译点外国文学作品；我还想成立一个家庭，人不能总这样生活。
第五部分十六、活着、或者不活（4）
生活又露出了希望的曙光，我和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到温家房子干校去了，干校里前一期的学员们还没走，他们看见来了这么多斯斯文文的学员，感到好奇。他们都是私营工商界人士，最大的资本家，也就是开过小商店罢了，真正的大资本家，都在市政协里做委员呢。有一个私方人员私下里就问我：“令尊大人做什么生意？”这个私方人员看我太年轻，他猜想我一定是自幼随父经商，才落了个私方人员的身份、所以才到这里学习来。面对这种问题，我哭笑不得，被问得逃不脱了，我就对这些私方人员说：“你们不明白我们的事，学习结束早早回家去吧。”
统战部办学习班，气氛轻松多了，组长由学员们推选，这一下，我被推选为组长了，学习开始时统战部长到“学院”来过，说过三不原则，让大家敞开思想，把这几年的怨气都放出来，无论对于什么问题都可以发表看法，保证不抓典型，不搞批斗，这次学习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社会情况，这几年离开社会太久了，趁着大家学习的机会，区里给大家安排工作。
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真幼稚，就表现在他们对于许诺的轻信，开始学习之后，大家以为百花齐放的美好时光真的到来了，各个班组都敞开思想放怨气，有的班组还办了壁报，学员们纷纷写稿发表意见。看着别的班组这样热闹，我也想带个头，让自由空气更浓烈些，我就在班里率先发言，对这些年政策上的失误，发表了颇是尖锐的看法。
有的人心里有数，无论我怎样带头，人家也是说共产党好，把3年大饥饿说成天灾，大炼钢铁就是好得很，等等等等。当然也有人容易激动，一个姓杨的农剂师，就和我一起大唱反调，他说他是搞农药的，他到农村去过，他亲眼看到地里的草就是比苗高。他还在地里照过相，他身后和人一样高的不是庄稼，是野草。他早就看出来中国人要挨饿了，农业政策完全错了。
还有人说大炼钢铁纯属瞎胡闹，钢铁不是那样一个炼法的，更有人说反右运动出了偏差，把大批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利。总之，人们是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了，以为自由已经自天而降了。
正在大家沉浸在“自由”空气里畅所欲言的时候，一天上午，组里发生了“宫廷政变”，才一开会，突然一个右派站起来对大家说，最近一段时间小组里的气氛很不正常，小组长不能领导大家好好学习，带头发表了许多错误看法，这种局面对于思想改造不利，要求重新改选小组长。他的话才说完，立即许多人表示同意，还没容我闹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几个人一举手，就把我这个组长罢免了。新当选的组长主持小组会，立即有人发言，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在组里的发言有许多违背6条标准的地方，我说的大锅饭问题，明明是对人民公社的攻击，我还说农业歉收和自然灾害问题，也是不怀好意。
尽管发生了意外变化，到底不再有农场里的那种批斗了，统战部是一个讲“和”的地方，多么刺耳的话都要听，现在上面没有整右派的指示，把我换下去就是了。免掉了我的组长，我也就不说话了，好在没有人在乎我的说话与不说话，3个月的时间过去，重新分配工作才是人们最关心的大事。
3个月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人人都认为自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人也自信自己这次一定能够摘掉右派帽子，人人也认为自己这次一定能够分配到称心的工作。学习结束时，大汽车拉着学员们到市里开了一个大会，会上区里的负责干部给大家做了报告，报告从各条战线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讲起，又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对比1957年右派分子的无耻澜言，更加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听着台上的报告，台下的人们开始感觉到情况可能又变了，人们不再乐观，反右斗争一风吹的幻想破灭了，而且措词还相当激烈，一口一个右派分子，一口一个无耻澜言。看来原来对右派的许诺不存在了。
报告之后，宣读了一个长长的名单，果然有一半的右派被摘掉右派帽子了，没有我的名字。何以这次就有这么多的右派被摘掉帽子了呢？据我后来想，这可能就是甄别的结果，有许多人没有什么言论，定错了，如今就说是摘掉帽子，免得他再想翻案，我算是定对了的一个，继续戴着帽子，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右派。
开会之后，宣布工作安排，这一安排，很多人就失望了，原以为摘掉帽子就是革命干部了，重新分配的工作，却不像想象的那样称心。原来是工厂定的右派，还回到原工厂去，做什么工作由工厂安排，原来文化部门定的右派，就不能回文化部门了，一个南开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到电影院去卖票，还有的分配到早点铺，宣布过分配名单之后，很多人都呆住了，人们似是不相信自己听到的安排，他们心中恢复工作的美梦破灭了。
我领到一封证明信，回到工厂，工厂人事科对于我顶着右派帽子回到工厂表示很不高兴，他们向我说，这么长的时间，我还没有改造好，实在让他们感到失望。如今工厂机修部门正缺少一个人管理账目，人事科让我先去那里工作，人事科说这不是对我的最后安排，将来还要把我放到有利于思想改造的地方去。我想，这也就是说还要把我放在车间劳动去吧，好在我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也都无所谓了。
在农场时，几个右派在一起时曾经说过，当右派，还是在农场舒服，虽说制度严格，大家全都是右派，不受歧视；回到原单位，人家都是革命群众，只你一个右派，众目睽睽之下，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果然是这样，回到工厂，连走路人们都躲着我，唯恐我和他们说话，本来也认识的人，看到我回来了，也不打招呼，就像根本就没看见我一样。钻到办公室里，我一天也不出来，就是管我的那本账，这本账倒管得条条有理，为此科长对我还很满意，他看我工作认真，就尽心为我向人事部门呼吁，要为我申请摘右派帽子，他为我写了好几次报告，说我把一本乱得一塌胡涂的老账整理得清清楚楚，应该说是改造好了的表现。感激这位科长的努力，回工厂的第二年，我就被通知说是摘掉右派帽子了。我不知道这是上面的指示，还是对我有了什么宽恕。
虽然最终也是摘掉右派帽子了，但待遇却不一样，有许多会，我是不能参加的，有一些报告也是不让听的。一次是中央的什么文件，说是向全国人民道歉的什么精神，就通知我说不要到礼堂去，还派了一个干部陪我坐在办公室里。我自然明白，戴帽右派和摘帽右派，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既然被定为右派，那就是终生被打入另册，什么前途，什么事业，对于我都早就不存在了。
就是这样，我也还是抱着一线希望，我希望中国再不要搞运动了，能让我靠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就是天大的幸福了。
第五部分十七、法律的戏弄（1）
1966年的春天，工厂保卫科通知我到保卫科去一趟，走进保卫科办公室，看见公安局的胖刘和一个陌生人在办公室里坐着。我自然会想到，这是找我来的，也自然想到是因为胡风案的事找我来的。
“回到工厂来了？”胖刘到农场去过，知道我这几年的情况，他还是那副样子，不带什么威严地和我说话。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他就是这副神态，尽管有的人态度不好，但他从来没有骂过人，也没有亮出过铐子、手枪。
我坐在他们对面，和胖刘说起这几年的情况，他听说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倒是也表示高兴地对我说着：“以后好好工作吧。”
说过几句话之后，胖刘指着和他一起来的那位干部向我介绍着说：“这位是检察院的王处长。开门见山吧，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胡风案来的，也就是为了阿垅的事找你来的。”
检察院王处长一副专政机关代表的神态，他自然知道我和胡风事件的关系，但他今天还是要亲自向我询问种种经过，他象是审问案件一样地向我问着我和胡风、阿垅的关系，又问了我本人“参与”胡风事件的情况。我一一回答，我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询问，我等着他们说明他们为什么又来问我这些事。
“胡风案已经拖了10年。”王处长待我叙述完过程之后，对我说着，“现在检察院准备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这也就是说要给‘胡风分子’判刑了。按照治病救人的政策，最后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只有胡风和阿垅两个人，其它的人全都释放了……”。一桩震惊全世界的重大案件居然一拖10年不能提起公诉，也是极为罕见了。我在农场的时候，听说过一条规定，说是公安局拘留嫌疑人不得超过6个月，6个月之内如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就必须放人。而胡风案蒙冤人居然被公安局拘留长达10年之久，最后还以宽大的名义释放出来。
经历10年的时间，又经历过反右运动，还经历过几年的农场生活，我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小青年了，多多少少，我也成熟一些了，我也有了一点思考，对于美丑善恶，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听到王处长说要对胡风、阿垅提起“公诉”，我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恐惧。
“今天找你，是要你出庭做证。”王处长最后向我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这倒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了。“出庭做证？”我向王处长反问着说，“我能证明什么呢？阿垅在重庆、上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解放后、学习写作才认识阿垅的。”
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