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家族全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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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自“肇和”举义后，不但毫无悔意，且变本加利，一面积极进行帝制自为，一面多方消灭革命党势力。袁世凯日事伪造民意，以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变更国体，拥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定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而由革命党与进步党合作策划的云南起义于民国4年12月25日成立护国军，分两路向四川、广西进兵。陈其美已自日本回到上海，策划讨袁。袁世凯虽然于民国5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但国人决不容许这种毁约法变国体家天下的独夫，以其负国，反袁讨袁，更是积极。为阻止陈其美回国，袁世凯派人找到陈其美，声称只要他不再过问国内政治，便可资助他50万元赴欧考察。陈其美要求一次付清，而说客坚持分期付款。陈其美对说客说道：“我个人不需要这么多的钱，我想要这笔钱，无非是为了国家。一次付清，可以用作革命经费。”说客说：“你错了，这笔钱不是想让你拿去革命，而是让你不要革命了，你如果拒绝，那袁世凯就要把这笔款用于杀你。”陈其美断然拒绝。
陈其美回到上海后，袁世凯又许以重金，要其离开上海，又为陈其美拒绝。收买不成，袁世凯决定用重金雇人将陈其美暗杀。
陈其美回上海后，首先运动海军第二舰队开往沪淞一带，未能成功。随后又商定于4月12日零时发炮为号，海陆军同时响应起来。不巧，晚上正逢天降大雨，号炮潮湿，不能放响，直到凌晨3时，才放响一炮，海陆军都无法响应。次日，改为海军开炮发动，陆军响应。然而海军未能发炮，举义未成。后来蒋介石、杨虎虽然率军攻占了吴淞要塞，但未能坚持多久，遂告失败。
陈其美在上海革命屡屡受挫，但其革命意志丝毫没有动摇。他多方筹措经费，等待时机。
袁世凯党徒探知陈其美正苦于革命经费难筹，便派爪牙许国霖和程子安设立一个鸿丰煤矿公司，然后收买同盟会会员李海秋，让他告诉陈其美，说鸿丰公司有一块矿地，准备向日本抵押借款。如果除其美能帮助介绍签约，公司可以拿出贷款的4／10约40万元，支援革命。陈其美正为筹款事犯愁，当即答应由李海秋与鸿丰公司办事人带合同底稿来签字。
黄郭、吴文藻等革命党人对此事表示怀疑，均表示应该弄清虚实后再说。但陈其美要钱心切，他说：“我们湖州人有句俗话：‘和尚要钱连经也卖’。革命需要，财政枯竭，眼前悠悠万事，该冒的险也就得冒了。”
5月18日，陈其美来到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寓所等候。李海秋等人不久也驱车赶来。坐定不久，李海秋声称合同底稿忘带，需返回取来。李海秋刚出门，两个彪形大汉持枪冲了进来。陈其美不及防，头部连中数弹，倒地身亡。黄郭、吴忠信等人闻声赶来，与暴徒展开枪战，其中一人被击毙。
陈其美死时，经济相当窘困，检查身边遗物，仅有款项20元。陈其美临终时，黄郭抱着他，他还说：“惜乎讨贼未成，身死小人之手，此为憾事！”
陈其美死后，孙中山要求国葬，但迟迟没有下文。
蒋介石听到陈其美被刺杀后，痛哭失声，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冒险将陈其美的尸体载回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寓所人殓，并亲自撰写祭文悼念陈其美，他以极悲伤的语调说：“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由此可见蒋介石对这位盟兄兼恩师的情意之深了。
4．投机场上小试身手
陈果夫辍学回到故乡，办了一个刊物《碧浪》，自已写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岳父劝他经商，陈果夫特地写信给蒋介石，征求意见。蒋经国在上海求学，蒋介石在给蒋经国信中嘱咐道：“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钱3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其后不久，陈果夫卷入投机场中。
1911年到1916年秋，陈果夫在上海一过6年，完全是靠陈其美的荫护。陈其美一死，身体虚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又患有严重肺结核，累一点就要吐血的陈果夫，马上就陷入了窘境。
最初陈果夫是和他的三叔陈其采一起住。这时的陈其采虽然名声很大，做过清朝军治所第三厅厅长，和江浙财团也有些联系，但基本上是在赋闲，并没有太多的收入。二人坐吃山空，没有经济来源，开销又大，不久便维持不下去了。陈果夫挣不到钱，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在革命党人中，又无足轻重，派不上什么用场，没人拿钱去接济他。不得已，只好回湖州老家。回到湖州，先为友人代课，做一个多月教员。陈果夫后来在《偶忆》的文章中回忆说：“我毕了业，在家无事。恰巧有一位老同学沈鲁夫，在菱湖教体操，有病找不到代替的人，他邀我去代课，我才到了菱湖。他所教的有三个学校，其中两个初小还容易教，一个高小就困难了。听说他们的体操教员，……大都不会教这些器械操的，那末，自然是教不下去。好得我对于此道，尚非外行，所以我去的第一天，就自己操了一套给他们看，他们因此对我无异言，并且我于军事操极重纪律，他们也无人反对，我代了一个多月，彼此感情极好，这是我第一次做教师，而且我代沈鲁夫一个多月课，第一次得到代课费24元。我从这里，才知道真有本领的人才能教人。”这是陈果夫首次自食其力，把得到的代课费，买了许多儿童用书给弟妹们看，自称图书室。在代课时，有两件事给陈果夫印象最深：一是这两个初级小学都有乡土教材，所以这些小学生大概能懂得本地的地理历史。二是当辛亥五月二十日是分龙日，菱湖地方各救火会都将水龙集在一处，比赛其训练成绩，学生自动放假，不来读书。陈果夫认为他们是学习，而在那位南栅小学的校长，则认为学生不守规则，拟各予记过一次，因此，他与其他两位先生辩论了二小时以上。主张处分学生的虽然在教育理论上辨论失败，但为赞成校长的主张，还是不承认失败。陈果夫主张每逢这些日子，反不如由学校的先生带学生去看，并且学习。因为这是实地教育，不一定读书才是教育，陈果夫以后一贯主张生活教育，始终不变。
陈果夫这次回到吴兴，很注意湖州各种志书，搜集研读，研究当地的俗尚与其出产井旁及科学、医学、教育等问题。因湖州人信鬼，故对鬼、做梦、心理、催眠学等作综合研究；为了要破除迷信。民国四五年间，对神鬼、魂灵等，风靡一时，连受过西方教育的伍廷芳博士，亦醉心于此。陈果夫于民国5年春天，因李浩生向他索取陈其美的照片，发现“电感”，也因为受当时潮流之影响，对鬼的问题决心有一个答案。陈果夫说：“民国5年，余偶患吐血之症，因赴杭疗养，并由李浩生先生介绍一医生为余诊视。一日，李浩生向余偶索叔照片，余偶诺之，但未即送。返湖四五月后，一日下午2时，忽忆及之，即检出英叔照片一帧，交邮包裹寄去。翌日，邮差送来李先生一函，余以为收到照片后之回信，认其大速，及拆阅，始知其为索照片而发，谓前允事已隔四五月，未蒙检寄，故重申前请云。余当复函询以为此函之动机与时间，不久，李浩生复称：因忽忆照片何未寄来，故尔催询，至时间则这与余拟检寄照片之时间相吻合也”。
陈果夫以“电感论”代替“有鬼论”，说人的心灵媒介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无线电，或有人称为一种脑波，是不可见、不可闻的颤动，可以传播遐尔。有关及的朋友，心灵早有一种接触，所以心灵无线电易于感受。感应为有所感而生的现象：一人脑中的神秘电力发出电讯，这种电讯达到另一人之脑筋，因而引起思维或影像。陈果夫说：“心灵感应之事实在吾人经验中不时发现。有一最普遍之经验，即数人集聚谈话，谈话之资料转至某人之时，不久某人即至。此种情形之解释，为某人欲至此数人之处所，在未至之先，彼已发出心灵无线电。一人接受此电，感触而谈及某人，在谈论之时，而某人至矣。”“有鬼之说，固荒唐不经，但数千年来，世人因信鬼，不敢为非作歹，道德或法律之制裁有所不及者，因此得一补救，厥功甚伟；今如以灵感论代替有鬼论，使人无所畏惧，相率为暴作恶，则迷信难得破除，其如世道人心何？予以为此种疑问，似是而非，盖电感论固亦具有制裁之力量也。就吾人所知，往往有人欲加害于另一人，被害者发出心灵无线电，向其友乞援，友人若有所感，于不知不觉中从事营救或报仇之工作，则害人者终当伏法。亦有被害者因痛恨仇人之残暴，其怨毒往往藉心灵以侵仇人之心灵，使其形色仓皇，行坐不安，而终至破案伏诛。准此以观，心灵感应之制裁力，较之有鬼论之徒以假鬼吓人者，不更切实而伟大耶？不但此也，如被害者感受心灵无线电，甚为敏捷，则谋害者之所思，均可随时感到，即不难于出事之前设法预防避免危险。如侦查人员或法官当有感应力时，亦可获得犯罪者之思想感应。俗传包龙图善判奇案，或目之为神，实亦无非包氏之心灵感应力，较之一般法官，特别敏捷而已。然则，果能人人培养其本身之电感，或以自卫或以除奸，则作恶之徒，将无容身之地，亦何需乎利用有鬼之说耶？
陈果夫这时看书很多，他说：“民国6年的时候，曾经在笔记一类的书上看见一段记载，说有一个人，人家都称他为花仙，因为他能够移花接木，别人虽则也会，然总比不得他靠得住。他平时栽移树木的时间、土地、天气及其他方法，都与别人相同，就是其中一件事，却很特别的，是对于树的方向的考究：如在原处掘出来朝东的，移了一个地方也要朝东的。他每次栽树，总拿了罗盘向根根细心的对，丝毫不苟，这或者就是他致仙的道理了。”从而做各种植物变色、变种的研究与试验，兴趣极浓。对地方的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改进建设，都有具体的建议。
湖州城南效二里有靓山，为浙西胜地，山麓有碧浪湖，波平如镜，浮玉塔峙其中。陈其美墓地即在山南。陈果夫此时办了一个儿童文艺刊物，叫《碧浪》杂志，以湖名为刊名。他说：“我曾经负责编过一种儿童文艺的刊物，名称叫做《碧浪》杂志。编这种刊物的时候，最困难的是常常感到稿荒。记得那时候我不知写过多少信给许多朋友们要稿子，可是等了好几个月，他们寄来的稿子还是很少。后来我因为右臂伤了，于是用左手又写了许多封反字的信，并限定时期，请他们交卷，这样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刺激，他们才如限交了许多稿子过来。”陈果夫自己也写文章在《碧浪》发表，后来收在由王夫凡编的《果夫小说集》里。
民国6年冬天，也就是1917年冬季的时候，陈果夫的岳父朱五楼先生以陈果夫闲居家乡并不是长久之计，从上海去信劝其经商。陈果夫说：“愿在金融界工作。因为我当时想：金融界是商业中枢，我的岳父（朱五楼）又是老金融界的领袖，与人接触的机会也许比较多。在我结婚的时候，金融界的老前辈，大半都已见过面，而且他们也知道我是革命党人，是不好慧的二个。到了第二年春天，岳父又来信说：有一家银行、一家钱庄新开，都和他有关系，他要我选择一处。我因为对于银行制度，自己可以看书研究，钱庄是老式的，究竟内容如何，无书可看，不容易知道，颇希望借此机会，进去探究。但一时还不能决定，特地写信与蒋先生商量，他亦赞成我人钱庄，一面要我学一点旧式的东西，一面还希望在必要时可作我们工作的掩护。于是我正式答复岳父，愿人钱庄。这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他以为头脑新的革命党人，总想人新的商业场所，为什么反去学习旧的东西呢？从此以后，他对我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1918年5月，陈果夫离乡赴沪。陈果夫说：“七年五月十五日，予自湖出就晋安钱庄事。搭轮，适遇信大值班。向局购票，主事者云：客票吕角。予购票人舟，初以居信大之室，不与论票价。轮船开，尚有一室空无人，予乃迁之。天将晚，闻隔邻大餐间有争论声。细聆之，知为信大售票员向乘客补找票价也。予俟其事毕，邀来，付以洋4角，以符定章，盖子之票亦未符定章也。其人不受，日：‘我与汝何必如此计较’？子曰：‘吾与汝本无须计较。但此非关个人，乃子与公司与他人之计较，亦即我与我之计较也。惟我与汝相识，尤不能不作一公正之交易’。信大日：‘凡作公正交易，须使众成知，今惟我与汝两人，何必尔’？予日：‘不然，惟其吾济二人外无他人在，尤当如是。盖人之坏每坏于无人处。予不愿此日为予始坏之日，此事为予始坏之事。尔可取去，毋稍客气也’。信大曰：‘予虽取去，奈公司方面并不知补钱者为汝，汝出钱无益也’予日：‘予本不愿彼知也。予不为坏事，即予之进益。予今日出此钱，得能安睡，否则夜间忐忑不宁，虽省钱亦复奚益。再予警以此种事责人，因生平未誉为此种事，故言顺而正。今以此区区之故，使我此后言不能劝人，行不能导人，虽此事人不我知，而予终不能不耿耿于心也’。信大日：‘理虽若是，然出此钱者终不免太冤，想此世亦无如此之愿出冤枉钱者’。予日：‘汝但取去，并就予之见解反复思之，当可知出此钱，并非冤也。至于举世无此等人，汝可不必过问’。信大知予意坚决，始取钱辞出。是夜予得酣睡。”
陈果夫人上海晋安钱庄，工作繁忙，待遇微薄。这是陈果夫首次就业。他说：我的“职务是助理信房。信房先生是经理的同乡，一位老先生。这钱庄因为是新开的，大家都是新进，倒也没有欺生的情事发生。在同事中间，半路出家的只有我和银房助理陈君，他曾经进过同济两年。除我们两人之外，也没有别的人进过中等以上学校，以学徒出身的居多。这也可想见那时钱庄里伙计的程度。不到3个月，信房先生病死了，我就奉命代理。这一代，经理们看我可以胜任，就不另找人了。照章，信房先生月薪32元，我每月只有吕元，既然8元一月的人可以做下去，抵得两个人用，在庄里当然乐得将就，不过苦了我一人，要担负两个人的责任。后来信件一天多一天，我实在办不了，请经理找人，经理始终没有找，累得我病了。我的岳父向他们说话，结果，总算每月加我4元的薪水，如是者两年。第三年春，又加我两元。”
陈果夫不怕忙，也不怕苦。他说：“这一年的夏天，因为庄上不肯搭凉棚，我的坐位正是西晒，下午又是写信最忙的时候，只好挥着汗，不断的伏在桌上书写，加以房子又旧，臭虫很多，职员宿舍里卫生毫不讲究。我的身体本来赢弱，在此种不良环境之下，虽然自己还是小心保养，毕竟又害了一场病。在忙碌中，有时还得偷闲，去帮助人家工作，同时又要学习人家的工作。喜欢舒适疏懒的同事，拿一部分工作要我代做，我也受了下来，因为这样才可以得到钱庄上各部门的知识。在早晨，先是领导许多学徒看洋钿，等这类事告一段落，才能开始处理信房事务；晚上有时出外访友，或者做我本分内的工作，或者翻阅有关银行或经济学的书籍，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