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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领袖香港(选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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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财政大权,2001年2月被国务院任命为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政务司司长。2002年,他因“多年来竭诚服务香港,成绩超卓”,荣获特区政府颁授的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曾荫权最为人熟知的,是香港回归之初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力主特区政府入市狙击“大鳄”。当时有人批评此举违反香港市场经济一贯的做法,为日后开了一个“坏先例”。不过事后的大量事实证明,若非政府入市,香港的经济将会被进一步拖垮。那阵子曾荫权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武士杀死类似鳄鱼的动物的雕像,他直称这鳄鱼就是“索罗斯”。他在事后承认,为应对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他曾在夜半时分两度落泪,“哭了两次,两个晚上。”既是为香港忧心,也因入市决定事关紧要,不能错,“做错了,受苦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所有香港市民。用的储蓄不是我自己的钱,而是香港市民汗水的结果,用得不对那该怎么办?”言及于此,他仿佛仍心有余悸:“对付炒家是应该的,但对我自己的经济信仰而言,入市是不对的,我支持自由经济,但当时市场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我们不能不做事。”一经决定,便要勇往直前,“决定了就不怕,一定要做好!当时外国人欺负我们,但我们经济基础很好,没有贷款,有充裕的储备……”1998年9月底,曾荫权前往欧洲和美国访问,利用出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年会议的机会,详细解释了香港特区政府入市干预的原因。他以扎实的金融功底和经济学素养所做出的阐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在曾荫权的办公桌面上有两件特别的物件:一张餐单及一本书的封面。曾荫权说,1996年,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东京一个宴会上,特别为他在餐单背后写了“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江泽民”11个字,这张餐单他一直珍而重之地保留着,镶起来放在桌上。“另外一件是Fortune出版公司1996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发行本,当时有个资深的作者写了篇文章叫作 THE END OF HONGKONG,《香港的末日》。那个封面我也镶起来放在面前。对我来说,这两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启发。”
  恩爱鲍笑薇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的支持。曾荫权的经历典型地印证了这句名言。当年正是太太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曾荫权才加入政府工作,开启了从政之门。
  “孤单的推销员”是曾荫权参选行政长官时对当年境况的自我比喻。几十年后他对这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刚毕业找工作不容易,从7月一直找到11月才找到工作,做推销员。我挺喜欢做推销员的,那间公司很好,对我又好,但太太一直都不中意,说我成日东奔西跑,又要抽烟。我跟着人学抽烟,呛得要死。她、我阿妈、我姑妈,叫我一定要考入政府做事。如果不入政府,我想都结不了婚。”
  在太太曾鲍笑薇看来,“推销员这份工作不适合他的性格,当推销员必须面面俱‘圆’,但他为人却比较耿直。”她笑言,自己当年鼓励曾荫权打政府工,还因为打政府工稳定。而曾家一直都是公仆,公公曾云是警察,弟弟曾荫培也是警察。所以她在谈恋爱期间,就鼓励曾荫权投考政府的行政主任(EO)。虽然第一次名落孙山,但在太太鼓励下,曾荫权终于1967年考到行政主任。二人婚后,她鼓励曾再考更有前途的政务主任(AO),结果于1970年考上了,从而打开了迈向特首之路的大门。
  曾鲍笑薇形容,曾荫权性格踏实,做政府工作比较适合。但政府工作忙碌,回到家难免会心事重重,全靠太太体谅。“原因是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有压力,又不想在家说,因为我清楚,一件事就是说出来,太太也帮不了忙。那是办公室的事,有时复杂的背景、很多资料要解释给她听,又没有这样的需要,而且多数是机密的资料,我又不能说; 有时候是解决不到的,解决不到的事,不如放在心里。”曾荫权这样解释。
  曾鲍笑薇也从不过问丈夫的公务,即使像曾荫权在金融风暴中入市狙击“大鳄”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她事前也是一无所知。“(1998年)那个夏天,我和他(曾荫权)到九寨沟。当时他已经不断打电话回港。当我和他随后到伊斯坦布尔时,我只觉得他一直在准备一些紧要的事,行程走到一半,他忽然说有些重要事赶回香港,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伊斯坦布尔,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港后,我才知道他已经做了入市的决定了。”
  由基层公务员到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再接掌政务司司长,现在再成为行政长官,曾太说,曾荫权善于以平常心看待升迁,“升迁像是一种荣耀,事实上却是一种责任,一个承诺,每一次升迁对他都是一种新挑战。虽然开心,但也担心: 能否胜任做到最好,要不要再接受挑战呢?每一次我和他都有些挣扎。”
  香港有人形容特首办主任为“大内总管”,不过,这称呼似乎送给特区“第一夫人”曾鲍笑薇才更加当之无愧。因为曾太不单是将曾荫权推上特首宝座的背后助力,更将全部家务理得头头是道,是令曾荫权无后顾之忧的幕后功臣。
  曾太回忆说,曾荫权初入政府时,“经常带公务回家,一看他一脸严肃,是他要静、要思考、要做事的时候,我便让他静静做事,除非他肚饿啦,我才出场打点吃的”。要好好照顾丈夫的脑子,还要好好照顾丈夫的肚子。曾太“十多岁时连煲水也不会”,刚结婚的时候“对烹调毫无头绪”,婚后便努力向婆婆学习料理家务,买菜煮饭。“他(曾荫权)喜欢吃清淡的东西,我便学着做。”曾太透露自己如今最拿手是蒸鱼和煲汤,而这些都是丈夫最喜爱的。曾荫权当上政府高官后,有很多政府官员、外国使节、议员到官邸做客。“我每天要决定菜单,记住每位客人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菜式要尽量多变。”
  虽说如今身份已然不同,但曾鲍笑薇仍然希望当一个家庭主妇,一切从简。每天,她第一件要做的工作,便是与厨师商讨当日的菜肴,若有朋友前来探访,她还要安排宴会的座位。曾太爆了一个小秘密,原来在朋友到来探访时,曾荫权不太喜欢坐在家里的长桌上吃饭,然而若有十七八人,长桌就是惟一的选择了。
  除了打点家内的细节,曾太喜欢到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购买合心意的海鲜。她每星期会来这里一次,虽早已是这里的“熟客”,但她一般不会只光顾一个鱼档,“哪个合心意,就在哪里买”。鱼贩称赞这位新的特首夫人全无架子,“好似平常人一样”。由于鱼市场内十分湿滑,有时曾太会穿上水鞋。对此她并不介意:“这个是香港特色,只要买到靓海鲜,就无所谓。”因为一直喜欢过低调的生活,假若在街上没有人认出她是特首夫人,她反而觉得是好事。
  平时在家,曾太还要为丈夫打理至爱的锦鲤:”每条锦鲤都有名,最肥的那条叫‘杨贵妃’,有好多斑点的叫‘樱花’。”另外,她还要照顾丈夫的“煲呔”:“他有几百条煲呔,我会将不同颜色、款式分开,以配合不同场合。有时我会建议他如何衬衣服。”而闲时,曾太还会剪下关于曾荫权的报道。她能讲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是曾荫权的普通话老师。
  曾荫权这次参选期间,曾太有更多机会与丈夫出席公共场合,她也很喜欢这样的安排:“同他一齐出席活动,可以多点时间在一起,这样的机会好难得,我好想大家总在一起。”当丈夫遇到示威者不友善的对待时,曾太却不觉得十分特别。她认为:“有不同意见很平常,要用平常心看待。”对于传媒批评她的衣着外形,曾太并不在乎,她更笑指传媒至今对她“仍很仁慈”。
  已随书法家戚谷华学习书法10多年的曾太,认为自己借此培养刚柔并重的性格,但她却不喜欢为人题字,因为“这是一种压力,不会得到乐趣,况且自己还未达到那个层次”。和曾荫权结婚后,曾太一度在香港法国文化协会学法文,“现在还可以说几句”。曾荫权在美国哈佛大学修读期间,曾太也带着儿子去。不过,她并非整天关在家里,而是趁时间在哈佛读有关室内设计及公关的校外课程。曾太还酷爱音乐,多次举办慈善钢琴演奏会; 1995年曾荫权升任财政司后,她担任香港女童军总会副会长至今。
  在外人眼中,曾荫权夫妇非常恩爱,两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一起到教堂祈祷,经常一同散步谈天,每逢假日,夫妇俩常牵手到湾仔街市买菜,去餐馆就餐。但很少知道他们“青梅竹马”的故事。
  曾太的父亲是澳门3大饼家之一“元记饼家”的老板鲍元羲,与曾家属远房亲戚,也是世交。曾荫权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与太太初识时的情景。“我13岁时,我爸爸第一次准我跟我舅父去澳门,我妈妈在澳门住了很多年,有个表亲在那里,我的表舅父家有个表姊妹是太太的同学,就认识了她。她那时是个很特别的女孩,第一次见她来的时候,她是梳很短头发的,因为她成日游水。另外呢,蹦蹦跳跳的,有点假小子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很特别,很新鲜的感觉,对我吸引力很大,所以一见面就中意她了。”曾荫权毫不掩饰对曾太的“一见钟情”。
  “他到澳门探舅父,一班男孩踩单车,好开心,后来两家人经常见面,我和他时常通信,这些信我现在还保留着。”曾鲍笑薇也对自己的初恋记忆犹新。外表贤淑的曾太,当年在澳门读书时,喜欢打篮球、跳高和跳远,在疲累时,大家便坐到大菠萝树下,有时还会一起吃树上掉下来的大菠萝。
  曾鲍笑薇记得曾荫权送她的第一份礼物,是一个珍珠链坠,“虽然很便宜,但我很感动,一直保留到现在。”不过,她最爱的是一只镶钻的劳力士手表:“我和他在数年前曾到澳洲公干,当时他晚我一天回港。他一回港,便送我这只手表,原来他是待我回港后特地去买的礼物。”
  鼓励每个家庭最好生三个小孩的曾荫权,只有两个儿子。他曾自爆当初夫妻二人曾为“生不出孩子”而感沮丧,甚至萌生领养小孩的念头。“1969年结婚,结婚之后就想二人世界,不想生小孩,差不多三十岁了,准备生小孩,又生不到,什么办法都想尽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挺沮丧,生不到小孩,怎么办?想不如我们去收养一个吧,谁知道没多久太太就有了身孕。”2004年8月,曾荫权夫妇带着已成年的儿子专赴山东省嘉祥县,冒着大雨到曾庙和曾林祭祀先祖曾子。
  曾荫权虽然贵为香港的首长,但在家中,事无大小,却是太太做主。“比如她去买菜,我帮她拎着个袋,她逛商店我也跟着逛一阵,不过我没什么耐性,她很多时都怕跟我一起去。因为我要买什么,见一样我买了就走,她看完一次去第二间又看一次,回头再看一次,再往返一次都不买,第二天再回去买,这样真的很麻烦。”他自言,根本不想管家务事,“否则,用我的思维,两人就有可能闹别扭。因为我自己用的方法很不同。”
  “所以我终于是赢的,家里我说了算!”曾太笑着说。换言之,家庭的管治权在曾太?曾荫权回应:“起码家里的钱、什么事都是太太管,不关我事,也不需要管,她管得很好,以前未结婚时我财政困难,结婚后没有财政困难,所以她管得挺好!”他还透露一个秘密:“我的银行户口是联名的,我太太的银行户口我没有名的。”
  曾荫权承认,自己的性格刚烈,发脾气的时候,多数要太太迁就,“这方面很多谢太太,她做得最棒,每次我发脾气,她总是先不出声,等我一静下来,再同我理论。”
  总结二人的相处之道,曾太一语道破:“(发脾气)是人性的一面,是一个人的真,喜怒哀乐是日日都发生,不可以要一个人全日都和善的,你要接受这件事。”在曾鲍笑薇眼中,“他(曾荫权)对我十分重要,我的一生一世,都是因为这个好的决定,就是有我好好的丈夫。他很踏实,有上进心,好关心我和我家人,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他表面严肃刚烈,内心很浪漫、善良、有激情。大概是因为他很早便承担家庭责任,而且父亲管教很严,所以把两兄弟训练得很有纪律,克制内敛。” 她这里说的曾荫权的弟弟,指的是曾任香港特区警务处处长的曾荫培。
  曾鲍笑薇如今每个月都会回澳门探望99岁的母亲。对于已过世的父亲,她至今仍旧很崇拜:“他人缘很好,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与世无争,好善心,个个当他是好朋友,我也要向他学习。”虽然已贵为香港特区“第一夫人”,但在家人心目中,曾太却仍是一个需要照顾的“BB”:“家人都当我是小朋友,要我保重,早点睡觉。“妈妈也不知道特首夫人是什么,我只告诉她,(曾荫权)又升了一级。”
  道是无情却有情在香港政界,曾荫权心直口快是出了名的,有人形容他“语不惊人誓不休”。在一个公开场合,他忆起1998年击退国际炒家的往事,竟脱口而出,说港元与美元联系汇率一旦脱钩,“犹如失了处女之身,一次贬值后,以后就什么都可以做”,令听者大吃一惊。但在过去几年面对外界关于竞选行政长官的各种猜测和传言,曾荫权的嘴巴却一直很严。
  曾荫权十分重视自己的形象,2001年香港一家周刊访问他的一名前任厨师,内容提及曾的私生活。曾荫权认为该文章内容完全失实,就自付律师费用,向该刊发出律师信,指出有关报道涉及诽谤成分,最后以该周刊被迫刊登整版道歉启事而告终,创下了香港首位高官就诽谤向传媒采取法律行动的记录。
  曾荫权的“煲呔”情结多年来成了他的性格标志,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快人快语的急性子是他打“煲呔”的主因之一。他指着自己的“煲呔”哈哈笑着对本书作者说:“打领结效率最高,领带很漂亮但很长,越贵的领带弄脏的机会越高。而且我生得个子小,较矮,打领带,一边要比另一边长,每天那样比对,花很多时间,蝴蝶结没有这个问题。”
  他坦率地总结自己的优缺点,尤其对自己的“坏脾气”直认不讳:“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有30多年的行政经验,相信我做事有承担,尊重香港人的能力和理想。当然我的脾气是比较大的,现在收敛了一些,因为吃了些苦头。”他笑说,同事与朋友都知道他是对事不对人,若真的怪错了别人,也一定会道歉:“他们对我很好,也很理解我!特别是太太很包容我,但过后,哈哈……她会提醒我!”曾与他开过闭门会议的立法会议员透露,曾荫权为人执着,发火时拍过桌子,不过怒气过后就会握手言和。
  曾荫权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曾太回忆说:“我们的长子13岁时,送他到英国约克郡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读书。孩子一直表现得很坚强,但在我们将他交给监护人,说再见那一刻,他忍不住哭,我和先生也流眼泪,二人开车回伦敦,几小时路程,轮流开车轮流哭。”
  曾荫权是传媒的“宠儿”,连带家人也逃不过被追访的命运。谈及这一问题,他说:“这对他们(儿子)不公道的,不关他们的事,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小儿子,他毕业那年是全球经济低迷,找工作不是很容易,但他很走运,在香港找了一份工作,在英国找了一份工作,在美国找了一份工作。香港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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