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 作者:麦加-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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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你有组合、结构的能力，你必须给它们设置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努力连接它们，贯穿它们，连贯的过程也是壮大的过程，只有壮大了，才能生存下来。但围棋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没有定式的，或者说定式是无限的。这无限就是神秘，就是诱惑，就是想像，就是智能。围棋的胜负决不取决于任何刁钻的偶然性，它是下棋双方心智厮杀与对搏的游戏，是坚硬人格的较量和比试，它的桂冠只属于那些心智聪颖、性情冷硬专一的天才们。在他们身上，想像力、悟性、耐心，以及技巧，就像在数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身上一样地发挥作用，只不过组合方式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父亲在围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怪异才能，莫名其妙的出奇制胜的本领，以及他明显不甘应酬、不愿与手下败将对弈的孤傲和怪僻，不但令我们迷惑不解，就是那些鱼贯而来的棋手们，也同样感到神奇而不可理喻。
很显然，光用“偶然之说”来解释父亲的“围棋现象”是难以令人满意的，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父亲对围棋有如此非常的才智？我自然想到了神秘的红墙世界。我要说，这是我见过的世上最神秘深奥的地方。这么多年来，每天每夜她都在我的眼皮底下，然而她却从来不看我一眼，也不准我看她一眼。她外面高墙深筑，森严可怖；里面秘不示人，深不可测。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父亲在里面究竟干着什么样的秘密工作，但我感觉父亲的工作一定跟围棋有某种暗通之处。换句话说，围棋有可能是父亲从事的秘密职业的一部分，是父亲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宿命的东西，他不接触则罢，一旦接触了，必将陶醉进去，就像陶醉于他过去的职业一样的陶醉，想不陶醉也不行。因为是职业病，是身不由己的……
一封来信之第五天
父亲是个神秘的棋手，他的棋艺比愿望还长得快，到了第二年（1995年）秋天，他已找不到一个对手，可他还是常常坐在铺好棋布的桌子前，等待他梦想中的对手来挑战。他认为，在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地区级城市里，总会有那么一些身怀绝技的黑道棋手，他们蛰伏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有一天会嗅到这个角落里藏着他这位神秘棋手，然后便赶来和他厮杀。可时间一个月接连一个月地过去，慕名而来的棋手来了一拨又一拨，可就是没有一个称得上对手的棋手出现，甚至他们赶来本身就不是准备来搏杀的，而是来讨教的，见了父亲无一不是谦虚谨慎的。
一般来了人，只要是不认识的，以前没交过手的，父亲总是喜滋滋的。但等下上一两盘后，父亲的脸色就越来越难看，并以他擅长的沉默表示不满。有时候对方水平实在太差，父亲还会训斥他们，气急败坏的样子，很叫人难堪的。看着来的人都一个个不欢而散，我知道以后来的人只会越来越少，父亲要找到真正能对阵搏杀的棋手的可能性也将越来越小，在这个城市里，简直就没有这种可能。于是我跟阿兵商量，建议他考研究生，考到省城里去。我是这样想的，等阿兵考上研究生，我们就把家搬到省城，这样小吕也会高兴的，他父母就在省城。但说真的，我这不是为小吕着想，主要是考虑这样父亲就找得到下棋的人了，毕竟省城围棋下得好的人要多得多。事实上，阿兵就是这样才着手去考研究生的，可等到第二年春天，阿兵的研究生已经考过试了，但父亲却似乎无需去省城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天下午，又有一人来找父亲下棋，连着下了五盘，父亲居然没有一盘赢的。这是父亲沾手围棋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开始我们以为这个人的棋下得很好，没太在意，甚至还庆幸，想父亲这下可以过上一阵子棋瘾了。但随后一段时间里，父亲接二连三地输给了好多来找他下棋的人，而且一输就是连输，下几局输几局，节节败退，毫无往日的风光。这些人去外面说他们赢了父亲，过去跟父亲下过棋的人都不相信，纷纷打电话来问有没有这些事。我们说有，他们就觉得奇怪了，因为他们了解这些人的棋其实下得都很一般。于是一时间找父亲来下棋的人又多了，他们无一不是父亲以前的败将，而现在父亲无一例外都输给了他们，甚至连我和阿兵他都会输，简直像是不能下棋了，昔日他神秘的“见棋就长”的棋艺，如今似乎在一夜间都神秘地消逝了，变成了“见人就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慢慢地，我们发现父亲现在下棋有个毛病，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常常是明摆的好棋不下，非要下个莫名其妙的棋，弄得你哭笑不得的，以至我们有时想故意让他赢一局都做不到。还有一怪是，父亲现在对输赢几乎也是无所谓的，不像以前输了要生气怎么的，现在输了他照样乐滋滋的，感觉好像是他赢了一样的。我们觉得这有些不正常，但看他平时又好好的，甚至比以往什么时候都要开心，人也爽朗得多，所以没往坏的方面去想。直到有天晚上，阿兵回来，父亲居然把他当作你又喊又抱的，像傻了似的。我们一个劲地跟他解释阿兵不是你，可他就是不信，真正像傻了似的。我们这才突然警觉起来，决定带他去医院看看。有趣的是，等阿兵进房间去换了一套衣服出来后，父亲好像又醒过来了，不再把阿兵当你了。要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父亲发病。那种怪病，那种你简直不能想像的怪病。
去医院看，医生认为这只是一般的老年性糊涂，叫我们平时注意让父亲多休息，不要让他过分用脑费神什么的就是了。这样，我们基本上挡掉了来找父亲下棋的人，同时也给他配了一些缓解心力疲劳的药吃。没有棋下，我担心父亲一个人在家呆着难受，想到阿兵读研究生的事基本已定，原单位对他也比较另眼相看，于是就让他请了一段时间假，专门在家里陪父亲。每天，我下班回家，总看见父子俩围着桌子在下棋。我问阿兵父亲赢了没有，每一次阿兵总是摇头说，父亲的棋现在下得越来越离谱了，你想输给他都不可能，就像以前你想赢他不可能一样。
围棋下不好，我就怀疑父亲的糊涂病还要发。果然，有一天清早，天才蒙蒙亮，我和阿兵还在睡觉呢，突然听到父亲在外头走动的声音。我先起来看，父亲竟把我当作了我妈，问我这是在哪里。我说这是在家里，他硬是不相信，要走。后来阿兵从房间里出来，父亲居然吓得浑身哆嗦起来，跟阿兵连连道歉，那意思好像是我们他和我妈进错了家门，要阿兵这个“陌生人”原谅似的。就这样，我们又把他送去医院，要求给父亲作住院治疗。结果当天晚上，父亲就从医院跑出来，你怎么劝也不行，拉也拉不住。父亲认为自己没病，医生给父亲做了各种检查，也认定父亲没什么病，神志很清醒，不会有什么精神错乱。
但我们知道，父亲的精神肯定是有了问题，只不过他的问题表现得有些怪异而已，好像他犯病不是在犯病，而是周围的事情在跟他捉迷藏似的。有一天晚上，我陪他去散步，走到楼道口，见地上丢着一个小孩子玩的红皮球，回来的时候皮球还在老地方放着，父亲认真地盯着皮球看了一会，掉头走了。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回家。我说我们家不就在这里嘛，他居然指着皮球跟我说了一大堆道理，意思是说：这个皮球并不是我们家门口固有的东西，既然不是固有的，它出现在这里就可能是用来迷惑人的，而迷惑人的东西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等等，等等，说得我简直云里雾里的。我看他这么在乎这个皮球，趁他不注意把皮球踢到黑暗里，然后父亲看皮球没了，就嘀嘀咕咕地回家了。那段时间他经常这么嘀嘀咕咕的，嘀咕的是什么，我和阿兵始终听不懂，感觉好像在背诵一首诗，又像在教训谁似的。但这天我终于听懂了这个嘀咕声，说的是这几句话：
你肯定不是你
我肯定不是我
桌子肯定不是桌子
黑板肯定不是黑板
白天肯定不是白天
晚上肯定不是晚上
……
这算什么？诗不像诗，歌不像歌的，说民谣都算不上，父亲怎么就老是念念不忘呢？我很奇怪，到了家里，就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很茫然的样子，问我在说什么，我就把他刚才嘀咕的几句话复述了一遍，不料父亲顿时睁圆了眼睛，问我这是从哪儿听来的，好像这个是什么说不得的事一样。我如实说了，父亲更是大惊失色，再三要我把这事忘了，并一再申明他绝没有这样说过，好像这是个天大的秘密被他泄露了似的。看着父亲这么惶惶恐恐的样子，我马上敏感地想到，这一定是红墙里头的东西……
一封来信之第六天
红墙！
红墙！
你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神秘？
你怎么老是弄得人紧紧张张、奇奇怪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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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父亲晚年古怪的才也好，病也罢，肯定跟他在红墙里头秘密的工作是有关的。换句话说，这些可能都是父亲的职业病，职业的后遗症。因为职业的神秘，以至职业病也是神神秘秘的，叫人看不懂，想不透。
解铃还得系铃人。我想，既然父亲的病可能是由他的职业引起的，那么红墙里的人也许会知道怎么对付它。就这样，有一天我找到老王局长，他来过我家几次，给我印象好像对父亲挺关心的。王局长听我说完父亲的病情后，久久没有吱声，既没有惊异也没有同情，只是有一种似乎很茫然的表情。他问我父亲现在在哪里，我说在家里，他就让秘书拿了两条烟，跟我回家来。来到家里，我看门开着，而父亲却不在家里，问守门的老大爷，老大爷说我父亲绝对不可能离开院子的，因为他半个小时前还看见过我父亲，就在院子里。但我们把整个院子都找遍了，也没见父亲的影子，好像父亲凌空飞走了似的。结果你想父亲在哪里？就在我家前面那栋楼的楼道里！我们找到他时，他正拿着我们家的钥匙，在反复开着人家的门，你说荒唐不荒唐？连自己家都认不得了！我们带他回家，可是一进家门，父亲又退出来，坚决说这不是我们家。我简直拿他没办法。可王局长似乎马上想到了办法，他让我带父亲先出去，过了一会，他又出门来喊我们回去。走进家时，我注意到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沙发上的套子不见了，原来放在餐桌的鲜花被移到了茶几上，还有一些小摆设也被挪动了位置，而父亲恰恰看了这些变动后，相信这就是我们家。你说奇怪不奇怪？太奇怪了！
这天，王局长在告别时，教了我一个对付父亲犯糊涂病的办法，说以后父亲要对什么一下犯了糊涂，我们不妨将父亲眼前的东西临时做一点改变，就像他刚才把房间里几件小东西挪了挪位置一样。说真的，开始我不相信，但试过几次后，发现这一招还真灵验，比如有时候他突然把我和阿兵当作另一个人时，我们只要换件衣服或者变换一下发型什么的，他也就跟梦醒似的又重新认识我们了。其他情形也是这样，反正只要我们“随机应变”，犯病的父亲就会“如梦初醒”。后来，我们还不经意发现了一个“绝招”就是：只要家里开着电视机或者放着广播，他就不会犯“家不是家”的糊涂。这可能是因为电视画面和收音机里的声音随时都在变化的缘故吧。有了这个“发现”后，我们当然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起码让他回家是不成什么大问题了。但新的麻烦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今天他把某个人弄错了，明天又把某句话的意思听反了，反正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的，什么稀奇古怪的洋相都出尽了。你想想，他老是这样，红墙里的人也许能理解，不是红墙里的人会怎么想他？到后来，院子里很多家属都说父亲犯了神经病，躲着他。
你想想看，这样一个人，随时都可能犯病的人，谁还敢让他单独出门？不敢的，出了门谁知道会闹出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闹出来！所以，后来父亲出门时我们总是跟着他，跟着他出门，跟着他回家，就像一个小孩子，一会儿不跟，我们就可能要到处去找才能把他找回来。当然，阿兵在家的时候，这似乎还不成问题，可到下半年，阿兵去省城上学了，读研究生了。我说过的，本来我们想借此把家搬去省城，为的是让父亲有下棋的对手，现在看一来不必要了，二来也不可能了。父亲这样子还能去哪里？只能呆在这个院子里！这里的人大家都熟悉，父亲有个三长两短什么的，人们能够谅解，也安全，去了省城，人生地不熟，不出事才怪呢。可是阿兵走了，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我顾了工作就顾不了父亲，顾了父亲又顾不了工作，怎么办？我只好又去找王局长。王局长也没办法，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把父亲送到医院。
我知道，父亲是不愿去医院的，可王局长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不愿意也只有愿意了。对组织上的决定，父亲一向是不讲条件的。通过王局长的努力，父亲没有被可怕地送进精神病院，而是进了灵山疗养院。这个结果我是满意的，把父亲送到疗养院，我看那里的环境、条件、气氛，包括离家的路程，都比我想的要好，心头就更满意了。没想到，我满意还不到三天就又后悔了。深深地后悔了……
这一天，疗养院打来电话说，父亲出事了。我和王局长赶去“解决事情”，一到疗养院，站在父亲住的楼下，我就听到父亲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冲上楼，看父亲的房间的门被一条临时找来的铁链锁着，父亲像个被冤枉的囚犯一样乱叫乱喊着。我问父亲怎么了，父亲说他也不知道，已经关了他几个小时，快4 点钟了，连中午饭都还没给他吃。王局长带我去找院领导，本来还想控诉他们的，可听疗养院领导一说起事情原委，我们就无话可说了。原来院里有个护士姓施，很年轻，大家都喊她小施小施的，你知道家里人都喊我小思，可能就因为这个原因，引发了父亲的糊涂病，把小施当作了我，上午她来收拾房间，父亲突然对她有些过分的亲切，小施生了气就拂袖走了，结果父亲又追出来，又喊又追的，把小施吓得惊惊乍乍的。就这样，这里的人把父亲当作“流氓”关了起来。我们解释说这是怎么回事，这里的人照样振振有词地指责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把父亲送到他们这来，他们这是疗养院，不是精神病院。这话说得并不算错，因为确实是我们不对，让我气的是，当时有人居然提出要我们给那个小施道歉，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那么我想，我父亲的精神都已经“损失”成这样了，我们又去找谁赔偿呢？
疗养院的事就这么结束了，满打满算父亲只呆了三天，然后想呆也呆不成了，于是又回到了家里。人是回来了，但我心里还是很茫然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父亲平平安安地把余生度过去，说幸福已经是想也不敢想了，只要平安，平平安安，我们就满足了。有人建议我把父亲送去精神病院，这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这不等于是把父亲丢了？我想，我就是不要工作，也不能把父亲送去那里。这不是个道理问题，而是感情问题。我的感情不允许我做出这种选择。
然后是有一天，是父亲从疗养院回来后不久的一天，我下班回家，见父亲笑嘻嘻的，不等我开口问什么，就兴奋难抑地告诉我，说组织上又给他分配任务了，他又要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