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另一个中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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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题”，是用三四句话进一步阐明题意。此段言孔子讲的关于行藏的道理，人们很难理解、效法，只有颜回对它稍有把握，所以孔子才与他谈论这个问题。
附：八股文释（2）
“起讲”，从文章说是第三段，可是从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这个角度看，它是文章的正式开始。从这段起，文章都要模仿圣贤语气说话了。所谓“圣贤”就是《四书》的孔子、孟子及其弟子。本文是以孔子语气说话的。
起讲是散句，可以不对仗，全段不能超过十句。本文的起讲可见孔子谆谆善诱的情态。他说：人的一生中，可以任人自取的机遇不过一两次而已，追逐无穷际遇而得手者并不多。我自信在如何对待人生际遇的道理上还有些体会，只是个人心得无人与我分享，只能寄之于歌吟排遣，幸而现在遇到你（指颜回），可以一谈了。起讲表面上只分析“惟我与尔”，没有讲“用舍行藏”，但它包含在“独得”、“独处”这些话语中。
“提比”，起讲只是个过渡，提比则正式开始入题。
提比着重剖析“惟我与尔”，点明人需要益友与知己。孔子说，颜回，许多人终生努力追求的道理，终不能明，等待着他人的启发；专心静观内省也许心得很少，不知道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体会很深了。是因为人生在世就需要朋友切磋，还是由于神明的交感，学问之道不容私密呢！这组对句描写了获得知音和得到沟通的喜悦。
“出题”，提比中把“用舍行藏”隐蔽在剖析“惟我与尔”之后，在“出题”中把它引出来，并为“中比”作准备。在孔子看来“行藏”不单纯是做官与不做官问题，孔子有一种天赋的使命感。因此谈它必然与“天时”、“人事”和自身的经历遭遇联系起来。有唤起下文的作用。
“二小股”，提比之后本为虚比，这样“提、虚、中、后”各两股，凑为八股。清代以后，虚比逐渐被忽略，八股实际成了六股。这篇的两小股，实际上是“虚比”遗意。
这组对句分析“行藏”，兼及“用舍”。因为行藏在自己，用舍由形势。孔子说急（汲）于行会跌到，迟迟（需）于行则会停滞不前。这与不“行”一样。为藏而藏（一于藏），行动迟缓；坚决深藏而不出的是懒人。他们都是无所谓藏不藏的。孔子拎出的这四种人都不是他所认同的。因为他们的“行藏”是没有思想性的，他们既不是“功名中人”（建立功业），也非“泉石间人”（抱道归隐）。而孔子的行藏观是后来孟子所概括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就是被任用；“穷”就是被舍弃。因此孔子说的行藏都是有理想道德支撑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藏。这组对句从反面拎出一般的行藏作对照。
“中比”，是文章主体的主体。从正面讲“用舍行藏”的“拟而求之”（寻求学习）“身为试之”（运用传播），这是从“知”到“行”的。孔子的“用舍行藏”观念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他说自己在诗书流连中，通过“穷理观化”和亲身到“用舍之交”的实践中体会，这样才有所心得，故可以自处自慰；孔子说不仅要身自实践，还要传播这些观念，自己在周游列国与日常周旋中给弟子稍作指点和为他们做表率，但都没有引起关注，没有同学者，只能自思自叹。现在颜回与我彼此会心，相对忘言，还能有所质疑，互相启发。真是足以相互慰勉啊。“中比”主要讲“行用舍藏”，但最后仍归到“惟我与尔”。
“过接”，是个过渡句。意为：这样我想到了自己的体会，想到了与你互相启发。承上启下。
“后比”，进一步申说“惟我与尔”。这组对句的上句说，我们都能总揽事物的变迁，能够独立自主，任凭形势之变，而能坚持自己的精神理想，用舍是外界的事，不能改变我们内在的品质，这是最大地实现了本来的自我（性分之素）；下句讲如果我们能够顺应和参与神明之变，那么连砥砺道德、加强修养、不注重气数命运的变化也都是小事一端了。这是进一步超越了自我。从文章角度说，这是“宕开一笔”，留有余味。
“束比”是结语。“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是照应题面：是这样吧！惟有我们两人对此有所理解。这时颜回在喜悦中默默领会了老师的教诲。
八股文本来是一种很死板僵化的文体，但此文却写得感情充沛，文笔生动，对仗工稳。文中的孔子循循善诱，又能自我解剖，是位好老师。“提比”、“出题”中的“回乎”、“回乎”，“过接”中的“念夫”、“念夫”，都回荡着感情的涡流。本文对仗在意义和声调上都很讲究。没有上下句意义重复的“合掌”，其思想内容有递进。八股的对仗不同于骈文的对仗，更有别于诗词的对仗。它是散文的对仗，其中很少有骈文和诗歌对仗的跳跃性，读时不觉其为对。这种对仗没有华彩辞藻，但它同样是音调铿锵，富有音乐性的。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1）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
1915年袁世凯要做洪宪皇帝的时候，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这是有个典故的，湖北著名报人刘禺生的《洪宪纪事诗》中，就详细记载了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
有一次筹安会的“六君子”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聚会。胡瑛在会上说：外间皆呼我等为走狗，究竟是不是走狗？杨度说：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
孙少侯（毓筠）说：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幼陵（复）说：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最后说：然则，我当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第二天，“走狗”言志，传遍津、京。因此，才有天津《广智报》漫画的出现。
过去看到这个记载，每为严复可惜，他毕竟是“作过”《天演论》、翻译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名著的一代宗师；后来又为杨度可惜，他多次声称一生为了“救国”，晚节似更可风。待读了《洪宪纪事诗》及有关的文献，觉得他们发起和组织筹安会，陷入洪宪帝制闹剧的泥潭当中，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
一
近现代史上，杨度是个怪人，从他的生平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异于常人之处。这些有的是时势造成的，有的是他主动争取来的。
杨度（1875～1931），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这位青少年时就有才子之名的名士，却非出于世代书香之门。他的祖父是个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祖父在湘军中积功升为哨官后战死，为杨家留下一些余荫，从此改换了门庭。杨度大伯随其父参军，借着父亲的余荫做了个小武官，后来因功升为总兵。杨度的父亲还在家务农，兼做吹鼓手。杨度父亲早亡，杨度被过继给在战争中发迹变泰的大伯，这才有了读书的机会。这是他在出身上不同于一般的读书人之处。
杨度的从学也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一般文士，他不是那些正统的士子，读高头讲章，死抠八股；也不是像风流才子一般弄些华章绮句。他是湖南名宿王ND064运的弟子，王对杨也优待有加，并可以随便开些玩笑的。在王的《缃绮楼日记》中，常称杨度为“杨贤子”。杨度先是跟着王ND064运学“帝王之学”，后又醉心于新学，上了湖南师范。
1903年，清政府新开“经济特科”进士考试，杨度是第一批考生。这科的考题真有些“现代经济”的味道。“桓宽言外国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则国用饶而民用给；今欲异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像这样的题目，那些八股脑袋大概是连怎么下笔都想不出的，结果懂新学的杨度中了一等第二名，未来的北洋政府的财长梁士诒这次被取为一等第一名。由于梁士诒这个名字被说成是“梁头康尾”（梁启超的“梁”字，康有为字祖诒的“诒”字），而“康梁”因为“戊戌变法”，正为西太后所痛恨，于是，梁士诒被除名。杨度受到这个案子的牵连，又是“湖南师范生”，疑为唐才常之同党和革命党，也被除名。到手的功名，转瞬而失。而且，慈禧太后口喻要捉拿梁士诒、杨度，要避祸又对出路感到茫然的杨度就跑到日本留学，当时也没有护照、签证之类，杨度去日本比他回老家湖南还方便。到日本留学，是杨度成为活跃于清末民初的重要政治人物的一个重要契机，他是留日学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杨度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然而，他从这时起就懂得联络各种各样的人士为自己的未来开辟道路。他托人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不赞成革命，但是与孙先生相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无相妨也”（《世载堂杂忆》）。同时他还与黄兴、梁启超都保持了较好的关系，颇有点“挂钩三方来闯荡”的架势。
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亡，准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他们到欧、美、日本走了一趟，大约也是糊里糊涂；杨度除了日本，哪里也没去，可是却请他捉刀代笔，为五大臣的出国考察写考察报告——《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从此，杨暴得大名，政府的高层人士都知道了中国还有个“懂法”的杨度。
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向清廷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位仅有举人功名的杨度遂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查馆提调，从此，他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或深或浅地参与了袁世凯的许多政治活动。
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从此，他与许多满洲亲贵拉上了关系。
1908年，西太后、光绪相继去世，掌权的是光绪的弟弟载沣，他将袁世凯开缺回籍。此时，杨度知道袁的羽翼已丰，决非一个摄政王所能对付了的。当袁世凯的许多朋友都不敢与袁再往来的时候，杨度却奔走于北京与彰德（袁的隐居之地）之间。为袁世凯通消息、出主意，成为袁的重要谋士之一。这种“烧冷灶”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的作风。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南北会谈，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高参，还替袁世凯暗中收买南方代表团中要人，以期作出对袁有利的结果。他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是在谋图自己的发展。辛亥以后，在袁世凯建立洪宪王朝的过程中，杨度表现得非常积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谈。
洪宪帝制失败以后，杨度被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这与当局不敢碰那些耍枪杆的“洪宪党人”比起来，是有点冤，但是就参与洪宪帝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来说，把杨度视为“祸首”还是名实相符的。杨度躲在天津租界不敢露面，这个局面待张勋复辟活动破产后，才有了好转。虽然，杨度自称其中年以后“好佛”，那时失意的政客几乎是个个如此，但即使是在其参禅论道的时期，也没有忘记在各种各样的军阀中搞些纵横捭阖的活动。有时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杨度还是有种特殊能力，使得一些很蛮横的军阀也听他的话。那个连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都弄不清楚的狗肉将军张宗昌，对杨度是言听计从。例如在枪毙新闻记者林白水时，为林求情者很多，张宗昌一概不接受。杨度前去说，才答应下来。可惜的是当张打电话给行刑队时，林白水已于半小时前被绑赴天桥了。
杨度在晚年做了两件惊世骇俗之事。一是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的门下做清客，当时政客与青红两帮往来的很多，但有一定身份的文人学者则以依附他们为耻，因此，杨度和章士钊两人依附于杜月笙就很引人注目。另一件事是，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前一件事知道的人很多，因此过去一直把杨度视为反面历史人物。后一件事，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只有几个人知道，直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危时，才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冶秋；王发表了《难忘的记忆》，向世人公告了这件事，从此杨度在人们的笔下才换了一幅形象。然而，这仿佛是一俊遮百丑，从此以后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写到杨度，对他的过去所作的一切都能谅解了，连搞筹安会也都是为了“救国”了。这也是一种偏颇吧。
洪宪闹剧·杨度·帝王术（2）
二
《洪宪纪事诗》真是一部有趣的书，连该世纪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谈到它都赞不绝口。董必武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作序时，说：
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所本为《洪宪纪事诗簿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阐民主主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其词瑰玮可观，后之作史者可资摭拾。
实际上这也是董必武对《洪宪纪事诗》的看法。其纪事除个别细节外，大多可信。洪宪前后，刘禺生正在北京，他与副总统黎元洪是老乡，常能见面，对于当时政界掌故知之甚多。他又与杨度是“大同乡”（当时湖北湖南同属湖广），二人共过事，有一定的交谊，对杨度的为人有较深的了解。所以，他在《洪宪纪事诗》中的评论不仅有深度，而且，颇有诛心之论。
洪宪帝制活动中，杨度是很卖力气的。当然，杨度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个人打算的。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是袁的推荐，杨度才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跃而成为“四品京堂”。这样，在摄政王下诏要杀袁世凯时，奉命草诏的杨度才会奋力搭救，在接下来与袁世凯的往来过程中，向袁透露了朝廷的许多秘密。从此杨度把自己与袁世凯绑在了一起。因此，当袁要做皇帝、需要人们拥戴时，杨度从内心里发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感觉！而且，杨度与袁世凯的老部下、老袍泽不同，他手中没有兵；他靠的是自己的头脑、自己的嘴巴和自己的人际关系。这些都是软性的，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与那些手中掌握着硬梆梆的枪杆子的北洋系军人们比较起来，杨度不能不分外出些气力。另外，杨度自视甚高，他要做洪宪第一功臣，这样才有可能圆得宰相或总理的梦。可是，我们检查一下杨度与筹安会的表演，会感觉到那真是够“丑”的，但还谈不到“恶”，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杨度的同乡熊希龄在组织“人才内阁”时，曾想请杨度担任一个次要部长的职务，杨度说，“我帮忙不帮闲。”可是我们从洪宪期间杨度和筹安会所做的事情来看，都是帮闲性质的。这对杨度来说不能不是个悲剧。
在这方面，《洪宪纪事诗》中都有记载，有些细节也很有趣。筹安会曾经悬赏征求论文，论述国体问题。另外编写了两部书，名为《国贼孙文》《无耻黄兴》，居然每本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