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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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说他的改变专指变换岗位，是一种人生历练和精神追求。否则，人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憋屈，只有通过换一种活法的方式，才能在挑战新的东西的过程中，保持生命的应急状态与质量。
这是硬币的一面。
硬币的另外一面是，由他们两个人来组建公司，可能完全是娱乐频道的一个行政决策，其实就是对王鹏进行的一项人事安排。
这当然是我的大胆假设。王鹏却不能不当一回事，他捎上王伟，王伟是王鹏弄进来的，理所当然地跟他共进退。
其实，王伟一进企划部就发现，像那种喝酒扯淡的企划部纯粹是鬼扯腿，有什么干的？给你一个闲职，把你晾在那儿，免得你在领导面前晃来晃去烦人。在单位不得宠的人，经常会享受到这种待遇。2003年湖南广电不是搞体制改革吗？娱乐频道当然要响应，这就是当年成立公司的背景。事过几年再回头看，我个人认为娱乐频道其实并没有多么认真地分析过他们是否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说他们两个人正好空闲着，就把他们往公司里塞了，因为很明显，不管是王鹏还是王伟，从未表现过自己有市场经验、有勇气、魄力，更谈不上他们两人有过什么毛遂自荐，在2003年年底的一个会上，就把这事宣布了，所以当时的王伟一边兴奋，一边忍不住茫然。
但王伟没有茫然多久，骨子里的血性让他对新公司很快充满了期待与渴望，准备像第一次下水的鸭子似的赴向未知的领域去折腾。这是一个读了七年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现在在长江商学院读EMBA。他大概觉得大学经历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并不打算深谈。我的看法倒是相反，我觉得一个敢于在大学基础教育上耗上七年的人，一定富有某种禀赋，而且只要不是纯粹追求一纸好看的文凭或花着父母的钱在大学里浪掷青春，这种独特的求学经历，多少会让他具备不同的知识构架和学术素养基础。我很快知道，王伟先是读了一个自费的本科，电子技术专业，应用电子通讯。三年后再次参加高考，终于考上了中南大学，学的是管理工程。
王伟爱折腾、爱忽悠的劲儿在上大学的时候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发挥。从二年级开始，他便竞选当上了学院学生会主席。
王伟大学毕业后在王平波的哥哥王旭波的推荐下进入湖南广电，跟他一起做统计、媒介研究和收视率分析。那时候收视率分析在中国刚刚起步，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因为王伟肯学好钻且天性接受能力强，很快就上了路。生活频道建组的时候，时任总编室主任的谢湘林招兵买马，把比自己小10岁的王伟纳入麾下。王伟称他为谢老师，认为是谢湘林把他一手栽培出来的，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这种男人间的友谊和惺惺相惜，一直保留至今，现在的谢老师是王伟团队的重要成员。
按照王伟比较谦虚的说法，在收视率分析方面，他可以算半个专家。严格的统计学思维训练，培养了他对于数字的敏感。做调查、做分析报告、做竞争态势，王伟认为自己的工作进入了社会学的范畴，这些工作经验很快成为他一种不可多得的财富，当他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时，总是在无形之中使他大受其益。
当时王伟可能没有意识到，长达三年那种每天面对那些枯燥的数据的生活，其实在冥冥之中，培养了他对市场的最基本的感觉。
这之后王伟与谢湘林共进退，出来做制片人。这是新成立的湖南生活频道的一档谈话类节目，叫“大当家”。他们把谈话节目活动化，很快让活动本身的影响力超过了节目本身。比如他和王谅、李卫（李卫现在也是王伟团队的重要成员）曾经为了做一个“走进戒毒所”的节目，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与吸毒者同吃同住，走进他们内心，和他们交朋友，这个节目当时在湖南的影响非常大；又比如在新的《婚姻法》准备颁布实行时，他们做了一个轰动新闻界和整个社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所有顶级的婚姻法学者全部请到长沙，做了四期节目，叫“为婚姻辩法”。据说像《新民周刊》、《新周刊》都来拿他们的第一手资料。
王伟后来还做过新闻和时事评论节目，进一步加深着对社会与人的了解。直到王鹏第二次来挖他。
在王伟曾经工作过的部门，他被同事认为是一个热情、肯干而直性子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脑子很活。
第二节 天娱人的豪情有如黄浦江水汹涌澎湃滔滔不绝
2007年年底，搞房地产的冯仑出了一本书，叫《野蛮生长》，很多老板和白领都抢着看，好像里面藏着多少财富的秘密似的。
这本书我也看过，是我一搞房地产的中学同学推荐的，据他说，这个世纪初他在北京做证券时，跟冯仑一度很熟，知道他很会侃。
我也认为冯仑的段子说得不错，一些经典的段子不仅言简意赅，还具有被多种阐释的可能。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也能自圆其说，写书时的胆子也不算小，难得的是冯仑写作时分寸感的把握还很到位，有人说他是中国房地产界的思想家，我基本上认同。其实，中国商界各个行业思想家太少了，什么时候多起来，才是国家、国人及企业界自身之幸。当然，长期以来被誉为无商不奸的商界、商人，最缺乏的还是一种社会担当。
冯仑一开始就谈到了公司的江湖式进入问题。大概在1991年的海南，大家因为志趣相投，凑了三万多块钱，注册成立了一家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的公司，冯仑在书里说，那家公司类似皮包公司。
冯仑太客气了，那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在《公司法》没有颁布实施之前，这怪不了他们。当时是什么年代？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正在跑。每个人都怀着致富的梦想，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冯仑他们还是文人下海。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伙人关系只能是虚拟的，没有股权基础。
冯仑跟他们的几个合伙人很有意思，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金钱矛盾，但在事业方向（即公司战略）与企业管理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方面是友谊，一方面是观念相左，搞得每个人都很痛苦。但他们最后选择了商人方式退出，既最大限度地维系了朋友间的友谊，又给了各自广阔发展的空间。
反观旧天娱传媒就没有这种境界和运气，他们是有实实在在的股本金注入的，但还是没有避免落入俗套：两个大股东在观念上似乎没有把投入的股本金当成是公司资产，对于分配到手的权利，则主要用来相互制衡与防患，公司发展方向不明确，内部游戏规则要么没有，要么不清晰，所谓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连纸上谈兵都没有谈过，一些规章制度基本是娱乐频道管理文件不动脑筋的照抄或翻版。所以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另外一个股东便开始闹分家，最终分道扬镳。
我始终奇怪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怪胎。
让我们还是先从注册时说起吧。
天娱传媒准备成立的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比冯仑他们注册公司时晚了12年，距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经快满十年。应该说已经有法可依了。换一种话说，相比于冯仑他们的公司，它应该更理性，更有可能按《公司法》的规则运行。
我先问王伟，为什么公司注册地不选择长沙或北京，而是上海？
王伟说，上海的投资环境不错，海派文化的底蕴很深，公司管理够专业、够规范。如果要做真正的传媒公司，就必须选择上海，因为当时世界级的传媒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处都在上海，在北京只设了记者站。做生意就得要扎堆儿。王伟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人，一开始他就想把天娱传媒做成国内最出色的传媒公司。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上面的旨意？
王伟想了想说，也许吧，进驻上海应该跟湖南广电的整体布局有关。当时，湖南广电在北京、在广州都已经有了公司和据点，唯独上海没有，他们要在大上海踏上一只脚。
再谈公司的股本结构。
最初的注册资金是300万元人民币。为什么正好是300万？原因很简单，当时在上海注册一家具有电视节目制作和演出经纪资格的传媒公司，注册资金不能低于300万。
它的股东有三个：一家是湖南娱乐频道，占总股本的60％；后来湖南娱乐频道替王鹏垫资，算是借给他的，让他占总股本的5％；另外一家是北京一家叫天博宏达的广告公司，占总股本的35％。
这个天博宏达很有来头，是“天中文化”的控股子公司。“天中文化”是一家香港公司，是刘德华及其老搭档、着名经纪人李小麟、张国忠等人出资联手打造创立的多媒体娱乐集团，曾经拥有包括刘德华、苏有朋、林依轮、零点乐队等大牌艺员，后来又成功包装了2004年“超级女声”季军张含韵。
我问王伟，这个天博宏达或天中文化是怎么找到娱乐频道的？或者反过来说，娱乐频道是怎么找到天博宏达或天中文化的？
我问这个问题的理由在于，大家要共同组建一个公司，必须知根知底，或者说要“道”相同才能相与筹谋，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好某一行业良好的市场前景，或者至少要像冯仑说的，大家要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王伟说，天娱传媒成立之初是想做艺人经纪，娱乐频道有频道载体资源，天博宏达或天中文化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也算是强强联合吧。
这算得上一个解释。
有一个小花絮可以说一下，天娱传媒刚开始成立的时候，王鹏曾让王伟在上海找人测过字，找的好像是“中华取名网”的李佳麟，这个神秘的、“神机妙算”的“大师”当时给了他四个字：外美内恶。
找人测字本来是一个玩笑，但起码说明了王鹏、王伟当时的心境……初次下海的忐忑与兴奋。这也是很多成立新公司或要生孩子了的人常干的。
奇怪的是，风水大师解释这四个字的情景，后来还将时不时地在王伟的脑海中浮现，尤其是在公司极度困难的时候或极度辉煌的时候。这说明王伟虽然把它当成一个笑谈，心里多少觉得还是有点诡异。
李佳麟说，天娱传媒一定能干出一些大事，但却又是一个短命的公司，它在外面的名声会很大，大得你现在都无法想象，但内部却很乱，各自为政、难以为继。
算命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们惯于给你一阴一阳两种说法，让你欲知的前景充满了可左可右、模棱两可的玄机，横竖都有他的道理。
在当时，王伟还不至于因此而五味杂陈，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不会听命于“大师”而停滞不前或打退堂鼓。再说了，不是还有个“外美”的光辉前景吗？又再说了，他只是一个副总，前面有一大串人在那里顶着。
王伟曾经找过很多朋友，求教新的公司应该怎么做。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说归说，却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可供操作的计划，当然更没有人替他们担当。王伟觉得，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两种结果，要么真的把天娱传媒做得风生水起，要么就被市场经济大潮的海水给淹死。
他和王鹏很快分了工，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在公司注册初期，天博宏达广告公司像隐身人似的，没有过多地抛头露面。
王鹏是董事长，由他当家主内，负责跟娱乐频道乃至湖南广电的沟通。王伟说，王鹏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这种分工使他不仅不用离开家，甚至还保持了电视台做企划工作时的上班模式，大多数时间是每天下午两点到广电娱乐频道办公室，很潇洒的。
王伟负责在外面跑腿，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公司注册下来。
娱乐频道给了王伟8万块钱的筹备费用，包括公司的注册费、上海至长沙的往返费用、与天博宏达谈判的差旅费、公关费、住宿费、伙食费等等。这点钱在偏远的农村也许够建一幢像模像样的房子，但是在上海，要维持上述庞大的开销，很快就让王伟捉襟见肘。
但资金困难还不是主要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2004年4月8日凌晨三点，王伟带着当时还未婚的太太和娱乐频道的司机吴学文开着一个车况并不太好的东南freecar从湖南长沙出发，就像拙劣的影视作品常常用电闪雷鸣渲染主人公大起大落的饱满情感一样，那一路也是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正常情况下十二小时能到上海，结果他们整整开了十八个小时。暴雨及极低的能见度，加上又累又困，他们途径江西的时候几次车差点撞上高速公路的护栏。
传媒公司的注册流程很复杂，不能交给中介机构去办，因为有一些前置性的审批条件。简单地说，工商登记可以先办，但如果办不下来三证，等于与传媒有关的公司业务，一项也不能做。哪三证？其一，广告经营许可证；其二，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其三，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
还是举例来说吧。
先说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在审批的时候，首先必须有一个担保单位，这个担保单位还必须是由上海文广主管的。俗话说，熟人多了好办事，问题是那时王伟在上海一个熟人也没有，真的是两眼一黑。本来他也可以去找娱乐频道或通过娱乐频道找魏文彬和欧阳常林，动用他们的社会资源，但这不符合王伟的性格，真那样，一有一点事就找领导，那不等于是抱着别人的脖子下海吗？那算怎么一回事？
可是，事情又必须解决，怎么办？
王伟想到了一个最原始、最笨的办法，就是上网查上海文广下面的二级单位，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过去，看有哪个单位愿意做他们的主管，只要对方松一点点口风，马上约好时间登门拜访。
后来有一个什么上海工程协会，终于答应愿意给他们做主办单位，双方谈定的价格是每年6000元的管理费。
办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似乎更麻烦一些，按规定，需要四个经纪人证。那时候公司就只有他跟王鹏两个人，哪里去弄四个经纪人证？王伟在湖南已考取了经纪人证，但上海根本不认，他们只认上海的证。怎么办呢？要么就在上海招人，要么就必须派人在上海考试。招人不可能，跟人家谈，人家动不动就要5000块钱一个月，四个人每月就是两万。公司还没注册，王伟不可能把钱花在这上面。那就考吧。但是，谁去考？在上海招人要花钱，在湖南招人带到上海去一样要花钱。为了省钱，王伟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她当时在湖南省衡阳市财政局工作，正经八百吃“皇粮”的，王伟硬是忽悠着让她把工作辞了。公司筹备组那时候还找了一个会计许珺，刚好她姐姐也在上海，就这样凑齐了四个人，读了两个月的书，通过考试拿了四张证。因为是自己的人，也就只花了一点报名费和考试培训费。
除了经纪人证和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其他的前置性条件还有很多，如基本的制作设备等等。当然这种设备可以租赁。公司是娱乐频道办的，但不可能把娱乐频道的设备搬到上海。王伟想到的变通办法是跟当地的电视台签订一份联合制作合同，设备由他们解决，拍不拍片先别管，先到
